一、幼承家学，“末代郎中”
朱秉宜教授出生于中医家庭。其父朱竹云先学画于苏州名画家刘临川先生，后又师从苏州画家、医家吴子琛先生。出师后，既为山水画家，又悬壶于世，至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成立，被聘为教授，方弃医从教。朱竹云先生对儿女寄予厚望，希望儿女们或画画或从医，以使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朱秉宜教授幼承家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立志学医。时值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岫云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不久，祖国医药学受到空前摧残，虽在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下，这个消灭中医的提案未能核准执行，但是，国民党政府歧视、限制中医的种种措施，已使中医濒临绝境。其父原打算请其姑夫陆仲阳先生教朱秉宜教授学医。但陆先生鉴于当时中医的处境，恐耽误其前途，劝其改向。他说：“中医前途渺茫，我们这一代勉强尚能糊口，他们这一代恐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搞不好是末代郎中”。所以朱秉宜教授常讲：“我本是‘末代郎中’，是党的中医政策，才使我‘枯木逢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朱秉宜教授进入初中以后，由其父在课余授以医学书籍。朱竹云先生认为学中医，一必需有良好的古文基础，因中医古籍多文义深奥，艰涩难懂，若不过好文字关，则难登堂入室；二必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若贪多求快，则常食而不化。所以他先以《古文观止》、《易经》、《诗经》、《论语》、《孟子》等教之，再嘱其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等入门书籍，然后再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神家本草经》等经典着作。朱竹云先生躬亲教诲，凡文义相通者，则于字里行间，务使昭晰。凡有一己之心得，必贯穿其中，而声情并茂。如晦涩难明，则不强为解释，而免引入歧途。如是，夜坐鸡鸣，朝读五更，几易春秋，初步奠定了朱秉宜教授的医学基础。
二、少从良师，临证读书
有了医学理论基础，立志学医的朱秉宜教授热切盼望投入临床实践。遂在其15岁初中即将毕业时，拜苏州名医王寿康为师。王寿康先生内外兼修，尤擅外科，其临床经验丰富，医学造诣亦深，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他要求学生不但要随师侍诊、抄方、试诊，而且还要自己动手配方、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收药面、打丹等，注重临床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并规定，每天晚上读书不少于3小时。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朱秉宜教授感慨万分，认为这种“临证读书”的学习方式，于学医者有事半功倍之效。前人有学习中医必须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工夫之说。
但纯学理论，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常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亦难得到真正提高；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庸医杀人”。惟“临证读书”，理论实践并举，两者可相得益彰。
拜师后，朱秉宜教授每天清晨背书，白天随师诊病抄方、配方、熬膏、炼丹、上药，并随手将老师的脉案摘记下来，一般病例简录，疑难危重病则详记。遇疑难病或立法处方无把握者，则随时求教于老师，或查阅有关文献，务求诊断明确，立法处方合理有效。
诊余之暇，细察认证识病，处方用药有无差错，有无药不对症之处，以及治疗效果如何，细究其中的得与失，如此反复验证，从中省悟老师的学术经验。晚间读书，多带着白天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阅览医书。一方面复习以前读过的医书，温故知新，精思冥悟个中三昧；另一方面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清任等名家医论和一些名家医案，如《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寓意草》等，以提高辨证分析能力，从前人的学术观点和验案中得到启发。经过五年的学验结合，视野遂广，意境渐上，悬壶开业。朱秉宜教授少年时形成的临证读书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他认为临床之际，日有所得必有所记，有所记必有所思，有所思必有所悟，长年积之，方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良师指导下临证读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较快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有利于及时总结老师的经验，有利于从古今不同角度探索当代疾病的证治规律，而不囿于一家之说。此种学习方式，于当今中医教育亦有可借鉴之处。
三、放眼百家，立足实践
朱秉宜教授行医不到两年，新中国成立了。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中医事业犹如枯木逢春，前程似锦。1950年，他参加了苏州市卫生局举办的中医进修班，系统学习了西医知识。
1954年成立了苏州市中医诊所（苏州市中医院的前身），他被聘为特约医生。1955年，朱秉宜教授又被调往江苏省中医院筹建痔科。环境更新，专业确定，朱秉宜教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学贵于专精，但放眼须宽阔。祖国医学博大精深，瀚如烟海，如徒执一家之言，守一隅之说教，遵一派之偏，知杂症而不晓六经，知医理而不知脉法，知古言而不知今说，知一家而不知百家之论，通河间而不晓丹溪，专泥东垣之论而不知从正之学，则很难窥其全貌、得其精髓，必无所为。涉猎众说，还不能盲目的兼收并蓄，必须认真地进行临床验证，方能学得真谛。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更要立足于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欲正确评价这些观点，必须通过实践。因而，他提出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医学要“放眼百家，立足实践”。如对枯痔散疗法的临床应用，闻有否定此治法之语，又据古医籍中，自宋代《魏氏家藏方》记载了枯痔散治痔之后，历代医家对此治法，始终有着二种完全不同的评论，赞同者称为“诸痔皆效”、“百发百中”；反对者谓“切不可用砒霜毒药”。朱秉宜教授持实践得真知的态度，在学习前辈名医丁福华、姜怀琳应用枯痔散的临床经验时，作了认真、细致、周密的观察，对古人之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诸痔皆效”实是夸大之词，“切不可用”亦是言过其实，问题是如何正确使用。若按“诸痔皆效”而用之必犯错误，若因而废之，并非继承发扬之举。朱秉宜教授从研究枯痔散疗法的治疗机理着手，提出了：①减低枯痔散处方中的含砒量，临床应用时的使用量；②严格选择适应证；③严密观察治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的早期表现；④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毒副作用的措施。
这些理论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朱老还据其治疗机理，提出枯痔散应用于已经溃烂的绞窄性内痔是最佳选择。绞窄性内痔的特点是血行已被阻断，因感染而致湿性坏死。采用枯痔散治疗，因敷药部位血行已经阻断，药物的毒性不致随血行而达内脏，可以说无中毒之虑。用枯痔散的强力杀菌作用，控制感染，变湿性坏死为干性坏死，有一举两得的好处，既能迅速控制炎性感染，又达枯痔而得彻底治疗之目的。这些例子亦是朱秉宜教授在选择治疗方法中，一贯主张要用其长，避其短的具体表现。又如，补中益气汤，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均用以治疗脱肛，但朱秉宜教授通过大量临床实践证实，该方对成人脱肛疗效甚微，而对婴幼儿脱肛却有显着疗效，从而总结出成人脱肛以硬化注射、手术等局部治疗为主，婴幼儿脱肛以口服补中益气汤等保守疗法为主的治疗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