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还是中国共产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党报群众工作，而且在报刊实践和领导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新闻群众观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群众观的指导下，许多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作了自身的贡献。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工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践证明，群众工作搞得好，对其他各项工作都有促进作用，而且群众工作本身就与其他各项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理应传承历史经验，不懈开拓创新，在群众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现实延伸
我们说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哪些历史经验有现实意义？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马克思把表达人民思想和感情的人民报刊称为“真正的报刊”，列宁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没有工人写稿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材料就“一文不值”，毛泽东把争取群众为目的的宣传工作当成“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刘少奇把党报当作党同群众联系的千座桥万条线中“主要的一个”，邓小平把“联系群众”作为办好党报党刊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江泽民认为党报工作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可见，党报群众工作在党的工作和党报工作中是何等重要。
在本课题引论部分，我们从党报群众工作与和谐社会构建、党报群众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党报群众工作与国际舆论斗争、党报群众工作与新兴媒体传播、党报群众工作与党报发展转型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
而这种理论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紧迫性。想想看，如果现实社会中一些不和谐因素不能通过有效的群众工作得到化解和消除，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不仅破坏社会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而作为党报群众工作重要内容的舆论监督又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如果以党报为主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乏力，就不利于形成监督合力产生监督实效，会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推进和政治文明目标的最终实现。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区别，国外反华势力挑起的国际舆论斗争从未停息，如果作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宣传主渠道、主阵地和主力军的各级党报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不能对错误舆论进行有效澄清，并对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那么错误舆论就有可能损毁我们党、政府和国家的良好形象。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势头强劲，新媒体传播大量夹杂着人际传播，速度快捷和即时互动等优势又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一旦出现舆论导向偏差就会影响十分恶劣。如果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无视新媒体的存在，不重视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和新媒体传播舆论的引导，就不算是尽职尽责。不能把党报完全推向市场，也不能让党报完全脱离市场，面向市场是党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作为自选动作新闻宣传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舆论监督，又是党报面向市场的拳头产品。在时政新闻等规定动作新闻宣传自主创新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党报群众工作搞不好，就不能实现党报发展的成功转型。
因此，搞好党报群众工作是党报发展的重要议程，是当务之急。
（二）通讯员队伍建设与信息触角延伸
通讯员是党报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期间就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并加强通讯员的培训；恩格斯曾多次指示《工人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列宁就选拔通讯员的范围、通讯员的培养、通讯员和编辑部的关系、对通讯员的管理、通讯员来稿处理、通讯员的报酬、通讯员的职责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邓小平要求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实际上，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已成为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党报在通讯员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通讯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都设有固定通讯员，而在莱茵省的通讯员网络几乎遍布所有城镇，这些通讯员除了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外，更有广大的普通工人群众。列宁主张让广大工人群众给报刊写稿，他从优秀工人中发展通讯员，要求“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可见通讯员的范围如何之广。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就通讯员数量问题作出决定，1939年3月就《新中华报》通讯网问题，要求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机关人员在30人以内者，指定一个通讯员，在50人以内者，指定两个通讯员，在60至100人以上者指定三个至五个通讯员，学校以队或班为单位，按每班每队人数之多少，指定两个至五个通讯员等。”中共早期报刊也重视广泛吸收通讯员，《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月边区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通讯员占1100多人。《人民日报》1952年5月统计，该报通讯员队伍的构成状况是：工人占6.7％，农民占1.3％，士兵占4.7％，知识分子4.8％，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占82.5％。二是多渠道开展对通讯员的培训。马克思通过书信、旅行会见、参加会议等渠道，对通讯员进行指导。列宁通过大量修改并刊发通讯员的稿件，来对通讯员进行指导。《上海报》给通讯员发《采访须知》，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红色中华》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并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指导。延安《解放日报》通过特派记者培训通讯员，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人民日报》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三是保障通讯员发稿渠道的畅通。可以说，稿件见报是对通讯员积极性的最大奖励。列宁主张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来稿，未采用的稿件要退还，稿件修改要征求通讯员的意见，他主办的报纸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中国早期报刊专门开辟专栏刊登通讯员来稿，如《红星报》的“通讯员”、《布尔塞维克》的“读者之声”、《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的“来稿摘辑”、“大众习作”、“读者往来”等。
四是为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排除干扰。为了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列宁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辑部通讯；他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特别指出“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邓小平主张：“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有了组织保障，通讯员开展工作就更顺利了。
五是通讯员的报酬给付。列宁主张通讯员写稿都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否则报社就会失去通讯员；编辑部应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通讯员报酬；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他还主张提高稿费标准。虽然稿酬对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很重要，但遗憾的是列宁之后很少有人论述这一问题，党报群众工作中也很少谈及这一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稿酬，通讯员为报刊社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因为报酬本身就是对通讯员工作的一种肯定。
对比党报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当前党报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报社撤销了通联部，放松了对通讯员的联系和培养；有的报社削减了通讯员发稿的版面，通讯员稿件很难见报；有的报社记者随意在通讯员稿件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据为己有，严重挫伤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有的报社刊登一个“人力有限，未采用来稿恕不退还”的启事，就把大量来稿扔进废纸篓；有的报社对通讯员稿件既不寄送样报，也不发稿费等等。可以说，近年来通讯员工作的松懈，严重影响了党报群众工作的质量。当前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尽快恢复和完善通讯员网络，由点到面，形成一支扎根基层、快速反应的业余报道队伍；规范通讯员的选拔、使用和管理，使通讯员成为不逊于“正规军”的重要力量；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确立通讯员采访条件、发稿渠道、相关待遇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激发通讯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机构专设人员专配与组织人力保障
专设的部门和专职的人员，是党报搞好群众工作的组织保障和人力保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里，没有提到这一点。毛泽东1950年在谈到处理群众来信时，专门指出：“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可以说，这一意见为党报设立专门的群众工作部，并配备专门的人员来搞群众工作有启示意义。
1950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的分组。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日报社和省、市委党报编辑部设立了以下各部（组）：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群众工作部正式成为各级党报的一个部门，群众工作得到了空前发展。1951年，《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广州日报》1952年11月创刊号问世之前，就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1953年底，通讯员人数为2168人，以后大体维持在2000人左右。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党报为了市场化的需要，纷纷将群众工作部改名，有的叫社会新闻部，有的叫热线工作室，有的叫新闻热线。不管怎么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一的群众工作部没有了，传统的群众工作服务群众这一职能减弱了，而追求可读性的新闻价值关怀加强了。以《四川日报》为例，群众工作部在2000年4月撤销之后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了理论评论部，把通联职能归并到记者部；2002年5月部门调整时又将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新闻专刊部，下设热线工作室；2003年11月报纸改版，又撤销新闻专刊部及下设的热线工作室，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社会新闻部；2006年报纸改版，又把舆论监督职能划归社会·体育部。这样几经周折，不仅群众工作方面的版面少了，而且群众工作的职能也削弱了。其实，一家报社群众工作职责像这样变化不定的还不少。看来，当前要加强党报群众工作，首先应该强化专设群众工作部和专职群众工作人员，为群众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力保障。
（四）读者来信处理与信息综合加工
读者来信是通讯手段不发达时期党报了解群众情况和读者对报刊发表看法的主要渠道，马克思对读者来信认真处理，尽可能给予发表或答复，还把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撰写报道和述评的素材；列宁除了自己花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外，他还要求报刊社负责人分析读者来信，对读者来信的数量、读者来信中的新事物、新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并写出分析报告向上级领导汇报；毛泽东强调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处理读者来信；邓小平主张对读者来信进行“综合研究”，以“摸到社会的脉搏”。
根据1950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各报逐渐扩大了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一般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版或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材料。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读者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