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经济学法则和大众传媒逻辑密切交织。毫无疑问，在私营媒体那里，其产品首先是商品，营销量是其所有活动合法性的唯一根据。这些活动包括投资、营销和赢利。对公众最大关注的追求通过以赢利为准绳的私营大众传媒而完全商业化，这在当代传媒集中化和竞争化的条件下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媒介系统的社会功能目标却又产生于对公众最大关注的追求。私营媒体间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电视具有无限可能的大众市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其余传媒系统内的竞争，并没有使外来规则融入媒介交流方式，而是导致产生倾向性的自我规则体系的无限膨胀。
20世纪后20年，在全球各地，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被允许的地方，大众传媒市场合并成风。并购风不仅表现在深度上也表现在广度上。并购并不仅仅旨在消除眼下和未来的可能的竞争对手，而是要将不同媒介的整个价值形成链置于同一个所有者的控制之下，以便借助对外交叉推销充分利用传媒产品的价值形成可能性，并且为了产品的推销而将每一单个媒介融入所有其他媒介之中。其结果是，大众传媒市场，尤其是电视市场已然独裁化。换言之，几乎在整个世界上，传媒市场都由少数几个大型传媒康采恩所垄断。即使是在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大规模公营电视台的国家，私营康采恩也垄断了市场。
比如，全球最大媒体康采恩美国时代华纳集团公司1995年的经营总额就达到253.7亿马克。它内部相连的部门包括电影、电视、付费电视、辛迪加、杂志和体育协会。它现在的规模来自此前的多个并购，其中包括1989年的时代和华纳的合并以及1996年时代华纳与特纳广播公司的合并。英国最大的传媒康采恩里德－艾尔泽维尔1995年的经营额为72.2亿，经营范围包括杂志、报纸、图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信息库、博览会和展览会。全球第二大的德国传媒企业贝塔斯曼（1995年度经营额205.5亿）的合并范围更广，涵盖报纸、杂志、图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图书俱乐部、音响制作、音乐出版社、录像、印刷和工业企业、电视、电台、电影/电视制作、数据载体、网络服务以及版权交易。
所有这些康采恩和经营额以十亿计的全球媒体巨子的活动都具有跨国家和文化界限的性质。它们逐步告别对地区、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忠诚，在出版物生意中首先抛弃所有那些可能影响经营和利润的东西。这样，游离于具有束缚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之外，标志着赢利的绝对得到尊奉的股东价值也在传通领域成为唯一的决定性规则。一个技术官僚的、专业性的管理负责监督对这一规则的遵守。该管理在传媒产品中见到的只是商品，它唯一需向股东负责的就是使这些商品赢得最大利润。在个别情况下，这一点并不排斥像默多克那样的做法。他在英国选战期间让《太阳报》支持工党，原因是他能确信此举符合该国主流民意，同时能保障其营销量，并改善有利于康采恩工作的政治框架条件。贝卢斯科尼利用他对一个规模庞大的传媒王国的控制权在意大利开展自己的选战，此举不仅未使营销受影响，而且带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即经由政治途径大大改善其企业的经营条件。
时刻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的媒介市场上的集中化和商业化，使所有的新闻产品越来越无一例外地成为商品，它们以决定性的方式按照最大赢利原则被生产并传播。内容成了随时可以替换的用于保障赢利的媒介。只要没有来自外部的影响使得或迫使其适可而止的做法在经济上都显得合算，引起最大关注并因而得到最大营销这一传媒法则几乎统治了整个活动，并在脱离传统的民主或文化标准的情况下得到实施。
这种商业化利用文化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一种记者类型在私营电台电视台和通俗读物印刷媒介中脱颖而出。此类记者的关键本事是能够把任何一则具有潜在价值的消息立即导演成具有吸引力的传媒产品，而毫不顾及事情本身及其内容要求。对工作成果的衡量完全根据收视率而非产品之于事实的符合程度。在意料之中的企业赢利目标与新闻－政治目标或与所期待的对康采恩经济活动有关的政治框架条件的影响出现趋同现象时，传媒规则虽然几乎从来都不会被中止，但有时完全可能成为特殊政治消息和干预的载体。
传媒民主机制依靠机构性暂时结构、经济利益和文化倾向之间的交互作用。它以一系列强大因素的效力为基础，但它们之间并无完整的因果关系。结构的核心由高度依赖收听、收视、阅读率的大众传媒体系所组成。私营商业电视台位于该体系的中心，通过广告费表达出来的赢利需求与每分钟节目的收视率直接相连。不论其个别产品的主题和形式为何，出于其不容讨价还价的经济生存利益的理由，私营商业电视台关注的总是如何实现最高收视率。此类电视台的强硬经济逻辑要求它拿出的每一个传媒产品均须以赢得最多观众的中介手段获得存在的理由，从而保障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经济收益。因而，决定演播形式、上演方式、个别节目成功或失败等的最终理由存在于对尽可能大的份额的相互竞争中。正如在美国已经多次试验过的那样，作为这一逻辑最极端结果的形式是，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显示观众的参与情况，主持人据此随时公开改变上演形式，从而使收视率保持最高水平。
无论是新闻、专题报道或政治报道，只要私营电台电视台提供，则此类规则便都适用。在此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条件中，独立于主题、行动领域和演播形式的对上演潜力毫不妥协的开掘和利用总占据比内容更优先的地位。
商业电视领域形成的这一收视率压力起先直接波及英、法、德等欧盟国家中尚存的公营电视广播系统。这一压力通过两种相互交流的渠道传送至公营电视广播系统。其一，毕竟还是政治决策机构最终决定公营媒体的存在条件和经费拨款。其二，公营媒体的从业人员自觉处于与私营媒体的专业竞争状态，并将私营媒体所达到的收视率当做自己的标准。
除了始终面临生存危机的亏本经营的小规模报纸外，私营传媒系统的这一商业化的自我驱动力与上述的其他因素一起，强迫在传媒产品的各种形式中边缘化政治主题，而且，即使是在少数仅存的政治节目中也强迫边缘化政治内容。以失去适度内容为代价，大众传媒经济在其上演活动中走向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