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向是个友善的人。但是现在，在每天都有无数访客登门拜访的情况下，他再也不能维持那温和的脾气了。过去，他对每一位客人都很欢迎，不论是德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还是刚从波兰来的穷苦学生（多半是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协助他进入大学就读），他都一视同仁。
但现在，似乎每个来到柏林的人都想来拜访这位害羞的天才教授了。有一天，一位活泼的年轻人前来拜访，请爱因斯坦写篇介绍自己的文章给他所服务的杂志，他们愿意提供一笔优厚的酬劳。
爱因斯坦发火了，他咆哮着说：“你们那份流行杂志的读者是不可能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而我个人的故事与大众毫无关系，我不是职业拳击手，人们不会对我个人的琐事感兴趣的。”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位不速之客轰跑了。
接着有个胆大的小男孩偷偷地溜了进来，他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在他所准备的签名簿上签名。爱因斯坦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把他打发走了，那个小男孩非常高兴。“这样做真是有点蠢！”爱因斯坦自言自语道。但是，谁能忍心让一个孩子扫兴呢？
随后来访的是位眼神飘忽、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腋下夹着一个纸夹子，里面是一些文件。他向爱因斯坦夫人请求，要见教授几分钟，“我要把我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他，我知道他一定会感激我的”。
艾尔莎尽了最大的力量，从每天来访的众多客人中选出几位她知道她丈夫愿意接见的客人。当某个客人真的获准去见爱因斯坦的时候，她又要设法使访问的时间不要拖太久。因为爱因斯坦为人和善，一旦有客人进入他的书房，就不好意思催人家走。
有一天，有位学生获得接见。半小时后，他站起来时显得有些不愿意走的样子，爱因斯坦友善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妨告诉我。”
那位年轻人有点踌躇地说：“您太好了，愿意抽出宝贵的半小时来接见我。我不敢有什么奢求，只希望您能送我一张您的签名照，我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当我工作时，也许能给我一点灵感。”
“好的。”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也一定要给我一张你的签名照。”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时，眼中满是泪水。“我当时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则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博士。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照片，但当他说那句话时，我还是觉得无比的骄傲。”
还有一天，爱因斯坦耐心地聆听一位并不著名的物理学家花了两小时的时间向他说明某些新而惊人的理论。最后，爱因斯坦婉转但肯定地告诉他的客人，研究这项永远无法证明的理论是浪费时间。这位访客的妻子在丈夫说话期间，一直坐在一旁，本来渴望能够听到这位大科学家夸奖自己的丈夫一番，现在却听到这些，因而很生爱因斯坦的气。
她质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相信我丈夫的理论是正确的。”
“夫人，”爱因斯坦说，“我之所以听你的丈夫说话，是因为虽然他的有些观念是错误的，但看得出来，他对物理学还是有几分了解的，因此他有权表达他的观点。但我相信我对物理学的认识和你差不多，所以我拒绝听你的。”
虽然每天都有大量来信，但爱因斯坦夫人只挑选其中的几封交给她丈夫，由他自己回信，因此爱因斯坦不需要去看某些来信者的荒谬意见。例如，有个人写信说，他相信，只要获得爱因斯坦的协助，他必能减少购炭的价格。还有一些爱因斯坦也无法回答的回答，比如告诉一位想要当探险家的小男孩如何加入非洲探险队。对于“相对论”，许多人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比如“请你简短地将‘相对论’介绍一下，以使我可以向我的朋友们解释一番”等，最多的还是索要签名。
爱因斯坦博士认为，至少他可以满足这些令人烦不胜烦的索要签名的仰慕者。他公开声明：任何人只要在信封里附上他所规定的一定数目的钱，他就会把亲笔签名寄过去。他把收到的钱全部转交给了一个基金会，资助维也纳的战争孤儿。虽然为这个基金会筹得的款项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使他暂时摆脱了人们向他索要签名的困扰。
许多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也纷纷来信，但并不是所有来信的人都认同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些人自称是为他们所谓的“常识物理学”辩护，他们宣称“相对论”根本无关紧要。许多谴责爱因斯坦研究工作的人则根本不肯承认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也有人因为成就不及他，而对他所获得的荣誉表示嫉妒和不满。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家竟然也会有嫉妒之心！在学术界，教授们之间往往产生很大的敌意，但爱因斯坦从未有过些许争夺地位或荣耀的欲望。一位跟他相当熟悉的人曾经说过，爱因斯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而且这和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什么关联。他的人格自然而伟大，从来不会嫉妒或者怨恨别人。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新思想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批评，爱因斯坦并不觉得烦恼。他知道，创立新理论的人多少都会遭到批评和质疑。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会习惯接受他的新宇宙观。学者及教会人士以前就曾谴责、否定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爱因斯坦认为，他本人也可以等待，直到被所有的人接纳为止。有人告诉他，物理学家马赫——爱因斯坦曾以他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多项研究工作——曾激烈批评他最近的学说，爱因斯坦唯一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已经老了。”
对于那些对他进行非科学性攻击的人，他往往没有太大的耐心，有一次爱因斯坦博士参加一项他也是主讲之一的柏林会议，竟然需要动用警察来保护，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爱因斯坦在答复对他个人所作的一项最严厉的人身攻击时，仅仅说，这种攻击不值得回答，因为就科学来说，这项争论并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许多科学家憎恨爱因斯坦既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类攻击深深伤害了爱因斯坦，他一直希望德国人能消除好战的思想，因为德国皇帝已经流亡国外，德国现在已是一个共和国，爱因斯坦认为现在可以恢复以前所放弃的德国国籍了。他所出生的这块土地因为战争的摧残，已经变得残破而穷苦。身为德国公民，爱因斯坦利用他与日俱增的声名，多少可以恢复祖国日渐衰落的荣耀。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领袖身上。但他知道，在失败而贫苦的人民当中，正激荡着一股怨恨而绝望的暗流。“我的情况，”他说，“就像是正躺在一张漂亮的床铺上，但备受臭虫的折磨。”
他的名气迅速传播到德国以外的地区。当“相对论”的新闻成为柏林报纸的头条新闻时，柏林市的一位美国记者收到了纽约编辑的一封电报：“请以一千字说明这项理论，速回电。”
一位数学教授答应写这篇说明文字，结果文章竟长达一万八千字。这位教授坚持文章无法压缩，于是只好把整篇文章以电报发到纽约。纽约十几位一流的学者企图把它压缩成合理的长度。不过当他们承认实在无法予以压缩时，这位纽约的编辑也认为，这个题目拥有浓厚的趣味性，值得把它全文刊登出来。
黎波·英菲尔德曾经说过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故事。他当时认为，在他服务的那个波兰小镇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爱因斯坦本人或他的研究工作有兴趣。但由于他本人是个物理学家，对于这个项目极感兴趣，于是他宣布说，他将就“相对论”公开发表一次演说。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站在冬天寒风中等待演讲厅开门的人实在太多，有关部门只好开放镇上最大的体育馆，以便容纳这些听众。
似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这位“相对论”的创立人，即使只有极少数人能懂得这项理论的真正意义。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荷兰演讲，并获得莱顿大学的一项教职。当他在莱顿大学向一千四百名学生讲课时，回想起在苏黎世上课时只有两位老朋友前往捧场的教学情形，不禁哑然失笑。
他很高兴重访布拉格（现在是捷克新共和国的首都）。一向看不起捷克人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现在却由于战败而显得沮丧和不安。这些泄气的德国人热烈欢迎爱因斯坦的来访，以重拾他们的自尊。当地的一家报纸骄傲地宣称：“现在，全世界都会发现，一个能够产生像爱因斯坦这类人物的德国民族，将永远不会受到压迫。”
跟平常一样，在众多的观众当中，有许多人只是来看一眼这位著名人物。一位安排这次演讲会的人低声对身边一位教授说：“请你用一个字回答我，爱因斯坦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虽然爱因斯坦已经尽可能使演说的内容简单易懂，但这位先生仍然对“相对论”一无所知。毕竟，“相对论”是无法以一个字或是一次演说，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那天晚上所举行的一次聚会中，爱因斯坦被邀请上台讲话。他说：“如果我不发表演说，而是为各位演奏小提琴的话，也许会更令人愉快，也更容易了解。”当他拿起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时，他的疲倦似乎全部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