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爹的渔网”，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做好自己所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一切。
我接了个采访任务，采访一个三十岁的地税局局长。
我回去翻了资料，他所在的地税局用八个月时间超额完成了全年税费征收任务。我想，这是个值得写的人。
我把电话打到他办公室，他说：“你别来，我说不好。”我执意去了。他极不好意思，给我泡了杯浓茶。我说：“说几句吧。八个月完成全年任务，实干家的口才应该不错。”他憨憨一笑：“口笨。局里开会我也只讲三两句。”我把茶杯握在手里转来转去，说：“您好歹说几句吧，您全年任务都完成了，也帮我完成任务嘛！”他又憨憨地笑，递过来一支烟，我摆手拦了回去。他把烟点燃，狠狠抽了一口，慢悠悠吐出一大团烟雾来。
“我给你讲个人吧，我的开裆裤朋友，我们一个村的。我们村在江心洲，一村子人都打鱼。我和他同桌到五年级。上五年级那年，他和他爹进城卖鱼，鱼卖完了，他爹去买锅盔，让他在足球场门口守篮子。他不安分，溜进球场里玩，看见球网以为是渔网。也是，那年月，乡下孩子哪里见过踢足球？他掏出小刀就割，让少年足球队的教练给逮住了。教练问他割球网干啥，他说：“爹的渔网破了，割回去给爹补网。教练也是渔村的孩子，这一句话把教练的泪说下来了。从那天起，我这个朋友就进了少年足球队。我和他再见面是前年，在北京。他躺在友谊医院里，胃癌晚期。他进医院前在省队踢了十年球，大赛小赛踢了几百场，是队里累计进球最多的，有记者叫他金脚。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有记者来采访，问他：‘踢了这么多年，你却一如既往地保持初生牛犊的冲劲儿，比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队员进球都多，有秘诀吗？’他微微一笑：‘我的第一个教练告诉我，我多往网里踢进一个球，我爹的网里就能多进一条鱼。’他说这话的时候，脸是朝着家乡的方向的……”
讲到这里，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孩子般地流泪了。我拿起他放在茶几上的烟盒，掏出一支烟递给他，他摆了摆手：“过了两个星期他就走了，我那几天正忙着一个会议，没去送他。那年过年，我回了趟老家，我爹把我带到他坟上，我爹说他的骨灰盒上盖了一张渔网。我就把他在医院里的话讲给我爹听。我爹听了，老泪纵横，说：‘儿啊，记住，你多给国家收一分钱，爹的渔网里也能多进条鱼……’我就把这话一直记到了今天……”
离开地税大楼，走进北京初冬的夜色中，有什么东西从我眼眶里滑出来，风吹过来，凉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