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虽然误入桃花源的武陵捕鱼人只是匆匆一瞥，仍然为其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安宁祥和氛围所打动。这个世外桃源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阶级，不存在剥削，人人平等，且人人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这会是人类社会最终极的国家形态吗？当然不是。其一，桃花源中的人们，是为避战祸而不得不避世而居，他们与世隔绝，在生产方式上固守着一成不变的模式，虽自食其力却无法丰衣足食，社会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其二，生产力原地踏步，但人的需求却并非停滞不前，当战乱不再困扰着人们，新的需求就会萌生，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矛盾会带来冲突，但冲突的结果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何以见得呢？现实世界中就有一个活生生的“桃花源”——不丹王国，这个封闭的小国以着名的GNH（国民幸福指数）而闻名世界，但最近几年，它亦陷入了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辩论和艰难抉择中，同时随着国家开放力度的逐步加大，精神满足与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矛盾冲突，也让新生代的不丹人倍感迷茫，尽管这些矛盾、冲突的最终结果和作用还有待验证，但显然与世隔绝、生产力低下的世外桃源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最终的安宁和幸福。人类还得在追寻幸福的路上，继续寻找和摸索。
乌托邦
16世纪初，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笔下，诞生了一个比理想国、桃花源更理性的共和国——乌托邦。它延续了柏拉图的社会主义设想，但比理想国更具体，也更具有体系性。
乌托邦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压迫的美好社会。在那里，全民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社会不存在堕落和罪恶。
关于战争，托马斯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不可避免的矛盾，乌托邦应对战争的方式是雇佣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是将自己的公民派往战场。
托马斯在《乌托邦》中形象而又“惊世骇俗”地描述了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概念和内容：公有制、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婚姻自由、安乐死、尊重女权、宗教多元化等。在托马斯生活的时代，这些思想显得“惊世骇俗”，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当时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所以乌托邦寄托了托马斯最美好的期望，以及对现实世界最强烈的批判和讽刺，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完美社会。
然而也正因为完美，连托马斯本人也并不认为它能在现实世界上得到完全的实现。但事实是，先人的异想天开往往能给后来人带来难以估量的启发和参照意义，托马斯的乌托邦很多想法后来成为了后世社会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社会构想
又过了两百多年，英法等国家的工业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社会裂变成有产者和无产者两个对立阶层，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少数人雇佣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他们把持着社会大部分财富，而劳动人民却为了生存苦苦挣扎，成为了社会最大的不公平。这个时期，出现了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他们各自提出了不同于当时社会现状的新社会构想。
圣西门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人都有劳动权，人人都要劳动，社会上没有失业的人，劳动者按照能力获得报酬。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主要从劳动自由度阐述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他设想人们将按照性格组成“协作社”，社员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工作，拥有随时变换工作的自由，产品按劳动、资本和才能进行分配。在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中，协作制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妇女获得了完全的解放，城乡差别和对立消失。但是，无论是圣西门还是傅立叶，他们的理论都停留在“说”的阶段，而罗伯特·欧文却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际。1822年，欧文变卖家产，从英国漂洋过海到达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开始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新和谐公社”的尝试。
在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人们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孩子们无偿接受教育，而作为公社建设主力的青壮劳动力则根据分工的不同，承担体力或脑力劳动，整个公社实施民主管理。欧文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他在进行“新和谐公社”
尝试之前曾在自己的工厂成功地实施人性化管理，在他的管理思想中，对教育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新和谐公社”虽然仅仅支撑了四年就宣告失败，但它也是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意义重大。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人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不过，这些不成熟、不完善的思想对后来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
共产主义与幸福社会
共产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布朗基、卡贝、德扎米等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们的思想中体现了对共同劳动生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展望。不过，他们和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缺乏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论证，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从而把共产主义从一种设想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体系最终建立，它明确指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即共产主义社会，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社会，它其实是人类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则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它将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人们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社会具备了极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能够为人们生产出满足其需求的数量庞大的物质财富。
其次，一切资源归全社会所有，部分人通过占有资本来奴役他人的现象不复存在，进行劳动创造既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义务。
第三，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与之相关的婚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以及个体家庭与邻里、社区等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网络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家庭对个人成长和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作用，故而是一个理想社会必需的健康族群形式。
第四，国家将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存在，其作用不是对人进行压迫和管理，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人们免除被压迫和管理，为社会的公共事业服务。
第五，人们的需求以按需生产的方式进行，需求多少就生产多少，不会造成生产的过剩，也不会有需求的浪费发生。当然，还得按照自己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前提，即根据贡献大小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
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实现全民所有，资本的概念退出历史舞台，阶级不复存在，个人的需求获得充分的重视和善待，并提供自由、公平的环境，以便人们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努力获得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人类得以回到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道路上，而这正是我们所定义的幸福社会形态，它所追求的就是将自古以来人们深藏在内心的对幸福种种设想变为了现实，帮助人们向着成为一个完善的自我、理想的自我的目标行进。
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是彻底的、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公有制，所以必须是世界一体化之后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并非只是一个空想，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制度载体——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人类社会朝着这一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也是社会朝着幸福文明迈进的一大步。
为实现幸福梦想提供最大助力
我们说从农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主宰着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物”的转型，工具的利用、战略资源的利用以及科技力量的大量投入等，从绿色文明开始，这种发展动力有意识地转向了“人”，而在幸福文明阶段，“人”的转型成为了社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人”的转型，首先体现在对既往文明成果的反思、总结、扬弃、提炼和升华上，对人自身、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方位认识上，以及对社会未来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和选择上。这是一种基于理性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目的是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提升社会幸福指数，于是，是时候对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文明要素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为幸福梦想的实现提供最大助力。
回归幸福政治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矛盾，而其中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我国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地位、综合实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经济增长虽然仍是主要任务，但“幸福”正在成为国家施政纲领的内在灵魂，特别是当面临着由于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造成的不和谐，以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回归到“幸福”主题更是刻不容缓。
大力发展幸福经济
从正相关的角度，经济增长能促进人们的幸福感的增长，但事实上，这并非绝对，除了要看经济增长的方式，还要看经济增长的阶段。
还记得伊斯特林悖论吗？它所揭示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获得相对应的增长，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了某一个点之后，经济增长对于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作用逐渐趋弱，一般我们认为这个点即个人收入满足“衣食足”需求。在此基础上，其他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逐渐显现，例如文化消费、生态环境等。
在一国之内，倘若经济增长了，但同样影响人们幸福感的诸如文化特征等因素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幸福感就不可能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同的增长幅度。
还有一点，人们的幸福感强弱与与生俱来的“竞争”心理也大有关系，在伊斯特林悖论中，将此归结为“比较视角”，即人们感觉幸福与否，必须有一个参照物，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度个人收入为5万美元的人与在美国收入20万美元的人幸福指数非常接近。
伊斯特林悖论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要实现人们幸福感的可持续性，仅仅追求经济增长还不够，所有可能影响人类幸福的相关要素都需要关注和重视。
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以及全球范围内还在震荡的金融危机余波，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全世界各种社会问题，这也使得各国领导人深刻意识到，如果继续不惜代价地以发展经济为国家首要任务、政府施政的中心，带给地球、各国人民的将是深重的灾难：资源枯竭速度加快，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所以，社会的发展呼吁“幸福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回到“实现国民幸福”这个根本目标上。经济发展依然很重要，但它同样需要回归到其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的正确定位上来。
大力倡导幸福文化
在另一本与幸福主题有关的着作《幸福的企业才是最好企业》里，曾阐述了幸福文化的定义，即以提升人们幸福度为终极目标，其主题是幸福，精髓是“以人为本”。事实上，不仅对于企业是如此，对于社会其他民众更是如此。社会所有活动都应围绕人的幸福而展开，并以追求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在一个企业里倡导幸福文化，使得幸福成为企业所有成员的共同追求，其好处毋庸赘言，该企业在人才凝聚力、执行力、向心力、创造力、吸附力上具有无以伦比的优势，因此我们说幸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珠峰”，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亦是同样道理。当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同时，幸福文化价值观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它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合力”，从政治、经济到生产方式、科技利用模式、环境开发与保护，都会焕然一新，它将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导向力、凝聚力和约束力，激发人们的劳动和创造热情，团结更多人的力量，排除掉合作过程中各种不幸福、不和谐的因子，使得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聚集效应而非损人利己或者是两败俱伤的不利局面。最重要的是，它将大大提高人们的自我完善意识，促进人们对身心修炼的重视，这无论是对个人健康、幸福还是社会的稳定、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正在迈入幸福文明时代，虽然与之前的几个社会文明一样，幸福文明这一股社会浪潮同样具有跌宕起伏、上下反复的特征，但是，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幸福文明如此激荡人们的精神，如此激发人们的奋斗豪情，如此让人们无比鲜明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如此紧迫地向往着幸福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而非“他”的人类文明，是一个我们都应该为之欢呼雀跃并不懈奋斗的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