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驱驰报国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马上行》
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
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茄。
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过文登营》
这两首诗堪称戚继光的代表作，充分表达出他内心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一杰”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吧。历史早已经证明，戚继光不仅是一位平寇民族大英雄，还是一位千古难寻的儒将。他一生征战沙场，每有闲暇时，还不忘写下一些诗词表达内心的豪情壮志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有一种为国捐躯死而后已的精神，以上两首诗为证。
闲话少说，时光回到明嘉靖年间，那个时候的闽南，尚处在蛮荒状态，风萧萧兮易水寒，满目的沧桑，诉尽当时的人们生活的艰辛，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茫然和慌乱。事实上，当时的闽南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流放而来的中原人，他们从中原地带一路走来，颠簸流离不说，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或许更为恰当。
在戚继光的时代里，闽南处在倭寇猖獗时期，社会上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是在这个时候，年少英俊的戚继光，率领6000“戚家军”来到了福建，负责平定倭患的重任。不久之后，大部分的倭寇果然也被“戚家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闻风而逃。但仍有部分倭寇流窜在外，从中作乱。嘉靖四十三年（1564）除夕之夜，部分倭寇乘我国军民欢度春节之际，入侵闽南九龙江一带进行抢掠。
此时此刻，九龙江一带百姓，正在家中吃年夜饭，当得知倭寇入侵时，立即将老弱妇孺带入深山躲藏。这个时候，凭着多年平寇的丰富经验，戚继光料敌在先，早就布下天罗地网，只等待倭寇自投罗网。果不其然，等敌船靠岸后，戚继光立即下令，火烧敌船，同时指挥沿江炮台猛烈射击，切断倭寇退路。经过九天八夜追剿，终于歼灭大部分流窜入侵倭寇，并在正月十四日将倭寇全部歼灭。
当逃难的乡民回到家中时，第二天已是元宵节，百姓们为感谢浴血奋战的将士，纷纷杀猪宰羊慰劳戚家军。然而，那天天下着绵绵寒雨，尽管如此，前来答谢戚家军的当地百姓不但丝毫不减热情，还兴奋得在雨中，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弹着琴弦，还踏着舞步，唱着欢乐的歌儿。看到这种情形戚继光内心无限感慨，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些载歌载舞的百姓，衣服都被绵绵寒雨打湿，更加感动，于是，忙命士兵撑伞为百姓们遮雨，而持伞的战士也不约而同随着节拍舞动，形成边打边舞的场面，激动人心。第二年，军民们为庆祝胜利，又同去年那样狂欢歌舞，从此，年年元宵节都要跳“大鼓凉伞舞”，这就是闽南“大鼓凉伞舞”的由来。
大鼓凉伞舞的出现和兴起，乃至被民间传承下来，可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也正是这种机缘巧合才促成了军民共舞，并奠定了这一舞蹈的群舞基础。大鼓凉伞舞最显著的特点是整个舞蹈完全不需要音乐伴奏，只是根据鼓点动作来进行表演，这就充分证明了这种舞蹈确实是地地道道来自民间，并适合于战场以鼓舞士气，尤其是表演时气势雄壮，动人心魄，更加充满战斗豪情和必胜信念。
据说，当时是专门挑选体格健壮、血气方刚的男性青年担任男角并扮作武士，而女角常作小旦打扮，头梳双髻，高举凉伞，团龙绣凤，舞动时伞罩飘飞，姿势优美。通常是一鼓一伞，也有二鼓一伞。鼓数均需偶数，越多阵容越壮观。“大鼓凉伞”舞的表演形式非常多样，其中有“斗鼓”、“翻鼓”、“擂鼓”、“吹鼓”、“翻车轮”、“桥鼓”、“迭鼓”、“踏鼓”等，又有“三进三退”、“观山式静止”、“莲花转”、“龙吐须”等构图和队形。后来，大鼓凉伞舞演变成一种闽南民间的民俗并传承下来，至今仍然十分兴盛，每逢节日都会有这种舞蹈。
如今，在平和县的山格镇，有一座庙宇叫山格慈惠宫，其风俗习惯就和戚继光当年传承下来的民间活动很相似，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九这一天，是山格“大众爷公”的生日，据说，“大众爷公”就是戚继光将军的化身。而“大众爷公”名称的由来，据说是这样的，因为戚继光是个大总兵，当地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感恩，就叫他“大总兵爷”，而“大总兵爷”这个称呼，用闽南方言来叫，“总”与“众”谐音非常接近，久而久之，“大总兵爷”就变成了“大众兵爷”，再接着就成了“大众爷”了。笔者是本地人，对这种口语和仪式可说相当了解，至少从小耳熟能详。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至十九日，一般是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就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民间也会自发前来参加。活动的项目主要有“扛猪公”、“灵龟归庙”、“掷孤米”、“龙艺表演”、“搭台演地方戏”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扛猪公”。这项活动的仪式是这样的，每次“扛猪公”时都要有三头大公猪，还有一只羊，“猪公”口含“菠萝”（方言谐音“旺来”），身披用大红纸剪成的猪公衫，衫上贴有“合境平安”，还有“福”、“禄”、“寿”、“喜”等字样，脖子上还挂着一大串铜钱，伏在特制的“猪公轿”上，由四位穿明朝长衫的青壮汉子扛着，沿街游行，后面还有跟着一支吹吹打打的乐队，然后跟着临时请来的戏班，而那些戏班的“戏子”，要么装成《西游记》，要么装成“八仙过海”里的人物，也有扮成军民同乐的场面，跳大鼓凉伞舞等，有时还杂以清唱，最后，才来到山格慈惠宫（乃大众爷庙名）前，朝拜这位“大众爷”，整个活动真是热闹非凡，将民俗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位“大众爷”是否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化身，还有待于历史学家进一步查证。2006年，漳州历史协会和平和县文体局，还有山格慈惠宫才专门邀请许多专家前来研究，许多专家对山格慈惠宫的民俗文化特点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肯定，并饱含兴趣。
细心的人会很快发现，山格慈惠宫的这项民俗活动确实和戚继光当年传承下来的仪式是一样的，尤其是扛猪羊、扮戏子等，简直是如出一辙。据说古代时更是热闹非凡，而且场面更加壮阔无比，多时有三五百条船只，沿马溪排成船队顺流直下数公里远，而且船船有猪公，船船焚香祝愿，只可惜，如此盛况今已不再。当然，时代已大有进步了，如今连从陆路来的小轿车都没地方停，甚至连走路都要人挤人才能够进去，有时候还进不了，这就是民间文化的力量和号召力。
由此可见，大鼓凉伞舞和平和山格慈惠宫的传统民俗习惯是颇有渊源的，值得做进一步考究。当然，大鼓凉伞舞演变至今，随着娱乐性的逐渐增强和纪念性的淡化，表演形式已有所改变，比如执伞者由原来的男性改为女性，使舞蹈刚柔相济；同时糅入了闽剧、高甲戏等等地方戏剧部分动作，使地方特色更加浓郁。目前这种舞蹈已传至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只是表演形式稍有差异而已，不过，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关键在于戚继光与闽南民俗的关系，已经根深蒂固了。
从戏剧方面，也可考证出戚继光与闽南民俗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平和县发掘出手抄本四平戏剧本《金印记》《江边遇友》（即《金貂记》）等。《金印记》是元朝苏复之作。写战国时苏秦受封六国丞相的故事，共42出。剧情是：战国时儒士苏秦学识渊博，但一时难展抱负，而其父母及哥嫂谓其迂腐无能，总是嘲笑凌辱他。只有叔父了解苏秦的抱负，十分同情他。一日，听说秦国挂榜招贤，便指引苏秦前去应招，并赠以盘缠。苏秦来到秦国，不被录用。当他回到家里，受到父母辱骂，哥嫂的凌辱。苏秦不堪凌辱，欲投井自尽，被叔父拦住，收留回家。苏秦来到叔父家中后，刺股悬梁，发愤读书。不久，魏国挂榜招贤，叔父又指引苏秦前去应招。苏秦来到魏国后，游说六国，合纵以抗秦，终因伐秦有功，为六国君主所推崇，封他为六国都丞相，赐以金印。苏秦衣锦还乡，父母及哥嫂皆亲到接官亭迎接，而苏秦将父母与哥嫂撇在一边，先来到叔父家中，拜谢叔父。后得叔劝说，见了爹娘、哥嫂及妻子，一家团聚。故事情节非常完整而丰满。
而《金貂记》为明代传奇作品。全称《薛平辽金貂记》。剧本前附有杨梓杂剧《不伏老》4折全文，并在剧末第四十出［十二时］曲中有“此奇重编补订”的字句，表明它可能是根据杂剧《不伏老》和有关薛仁贵的传说，合并改编而成的。该剧情写的是，薛仁贵为皇叔李道宗所忌，被诬下狱，时值苏宝童率兵犯境，李道宗等人力保薛复职出征。李道宗又遣刺客往害仁贵妻与子，赖刺客重义，任其脱逃，仁贵妻与子得以幸免。薛子丁山于途中叫售仁贵所留金貂，巧遇为薛仁贵打抱不平、开罪李道宗而落职归田的尉迟敬德，母子始获栖身之所。薛仁贵为苏保童邪术所败，困守锁阳城，遣程咬金求援，又被把持朝政的李道宗所阻，仅拨老弱疲卒五千。咬金无奈，径往职田庄搬请敬德前往解围，薛丁山获知，毅然请行。途蒙仙女赠剑，遂大破敌军，迎父还朝，合门旌奖。也是十分的精彩。
该剧本对善施阴谋诡计的小人李道宗满怀愤恨，对遭受诬陷而蒙受不白之冤的薛仁贵和尉迟敬德持高度同情，这些都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正是因为如此，足可见当时的平和在戏剧方面确很盛行。小时候，我就常听大人们讲，平和当时很流行唱戏，每逢庙会或节庆时，都会请来很多戏班。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和民族英雄戚继光并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历史的考证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据传，50年代初正字戏到闽南演出时，老艺人们看后都认为艺术的风格相同。查正字戏亦有《金貂记》打朝遇友这出戏。闽南、台湾有关记载，有“四平”之名皆在乾隆之后，未悉唱腔情况，但乾隆十三年漳浦人蔡伯龙《官音汇解释义》则说：“做九甲（正）唱四平。”九甲又称九角，或谓为九行角色，又称高甲，即闽南地方剧种高甲戏（用闽南方言演唱）。就目前情况看，高甲戏与正字戏也可以看出某些近似者，但就全部而论，则相差很大。
闽中沿海的福清、平潭等地有“词明戏”也称正字戏，并发掘有清雍正十三年（1753年）的手抄本，也是古老剧种，有帮腔并用唢呐笛等乐器。我们没有看过演唱，无法说清异同。有人推测，由闽北麻沙（出版“徽池雅调”剧本的接近江西的地方）传入，流播在闽江口海边为词明戏，在闽南为四平戏，重要依据也是帮腔和滚。但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在此之前，据南澳地方志记载，当时南澳人民为了纪念戚继光、俞大猷剿平与倭寇为崎角的海盗吴平于海岛，故建庙筑台，逢“关帝诞生”等节日花巨款聘大陆戏班上演。而当时的南澳岛属闽、粤共营，400年前闽南粤东戏曲就是因军队和海运而传播入南澳的。明代王骥德《曲律》说：“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调。沿至于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117页）这是精湛之论。如今，在南澳岛上，仍保存着明代万历十一年（1584年）建的一座戏台。它建在南澳旧城深澳关帝庙前。这样的记载是非常有价值的。
由此可见，戚继光与闽戏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在平和。譬如60年代初期发掘出来的四平戏手抄剧本，足可引证出戚继光的某些史料，供后人参考。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当时所能记载下来的史实毕竟有限，所以，要掌握详细考证资料是有一定困难的，不过，这似乎已无关大碍，笔者今天为戚继光撰文，除了为了考证之外，更是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抗倭大英雄，并将他的事迹传颂给后人，以树立后人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爱乡的热情。
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是，或许，以上考证尚未达到滴水不漏，有待进一步查考，但无意中已经为学术界提供了另一种考证方法，即从民俗的角度去考证历史，或不失为一种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考证方法，果真如此，则不枉写作此文。
戚继光化身山格大众爷（二则）
慈惠宫庙会与戚家军（一）
在平和县的山格镇，有一座庙宇叫山格慈惠宫，其风俗习惯就是这样的：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九这一天，是山格大众爷的生日。当地人为了庆祝，每年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不但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周期也不短，一般都要从月初就开始着手准备，真正活动的时间至少要3天，多则5天。活动的项目主要有“扛猪公”、“灵龟归庙”、“掷孤米”、“龙艺表演”、“搭台演地方戏”等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扛猪公”。每次“扛猪公”时都要有3头大公猪和一只羊，“猪公”口含“菠萝”（方言谐音“旺来”），身披用大红纸剪成的猪公衫，衫上贴有“合境平安”，还有“福”、“禄”、“寿”、“喜”等字样，脖子上还挂着一大串铜钱，伏在特制的“猪公轿”上，由4位穿明朝长衫的青壮汉子扛着沿街游行，后面还跟着一支吹吹打打的乐队，紧随其后的是临时请来的戏班，“戏子”们或化装成《西游记》人物，或装扮成“八仙过海”里的神仙，而且还杂以清唱。最后，才来到山格慈惠宫（大众爷庙）前，朝拜大众爷，整个活动真是热闹非凡，可说是将民俗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老人说，旧时前来朝拜大众爷的船只，多时有三五百条，沿马溪排成船队顺流直下数公里远，而且船船有猪公，船船焚香祝愿。这一风俗从明代至今，绵延不衰。如今，来朝拜大众爷的不仅有海峡两岸信众，更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侨。节日里从陆路来的小轿车都没地方停，甚至连走路都要人挤人才能够进去。
笔者以为，平和山格慈惠宫的传统民俗习惯和戚继光抗倭是颇有渊源的，值得做进一步考究。
大鼓凉伞舞与戚家军（二）
漳州民间相传，至今仍盛行于闽南民间的大鼓凉伞舞，是源于明嘉靖年间的群众艺术表演。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率军于闽南扫荡倭寇。在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之后，逃难归来的百姓纷纷抬着猪羊，敲着锣鼓，跳着欢快的舞步，冒雨前来迎接和犒劳戚家军。戚继光见此情景，心中感动，令将士们为雨中歌舞的百姓撑伞。一时间，在欢庆胜利的热烈气氛中，打鼓的百姓和撑伞的将士双双踩着鼓点翩翩起舞。巧合的机缘，促成了军民共舞，奠定了这一舞蹈的群舞基础。以后，每逢节日举行纪念活动，人们就开始打鼓舞蹈，渐渐演变成大鼓凉伞舞这一民间传统舞蹈。
大鼓凉伞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并值得玩味的特点是，整个舞蹈的演出完全不需要音乐伴奏，只是根据鼓点动作来进行表演，表演时气势雄壮，动人心魄，充满战斗豪情和必胜信念，这充分证明了这种舞蹈确实是地地道道来自民间并适合于战场的。据说，古时表演大鼓凉伞舞，还要专门挑选体格健壮、血气方刚的男性青年担任男角并扮作武士，而女角常作小旦打扮，头梳双髻，高举凉伞，团龙绣凤，舞动时伞罩飘飞，姿势优美。通常是一鼓一伞，也有二鼓一伞。鼓数均需偶数，越多阵容越壮观。大鼓凉伞舞的表演形式非常多样，其中有斗鼓、翻鼓、擂鼓、吹鼓、翻车轮、桥鼓、迭鼓、踏鼓等，又有三进三退、观山式静止、莲花转、龙吐须等构图和队形。
大鼓凉伞舞从民众扛猪羊迎部队凯旋的场面，演变成闽南的一种习俗，这完全符合民俗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然，大鼓凉伞舞演变至今，随着娱乐性的逐渐增强和纪念性的淡化，表演形式已有所改变，比如执伞者由原来的男性改为女性，使舞蹈刚柔相济；同时糅入了闽剧、高甲戏等地方戏剧部分动作，使地方特色更加浓郁。目前这种舞蹈已传至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只是表演形式稍有差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