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文本，《走向共和》的显性叙事逻辑与隐性意义之间的裂痕折射出“后革命”时代的某种意识形态症候，昭示了站在当下世俗立场上的“新保守主义”历史观与传统革命历史观的分野。该剧主创者巧妙地避开了与国家政权联系紧密的红色革命历史，把国民党领导的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表达新历史观的试验田，小心翼翼地对传统革命历史观进行了局部改写，正像剧中袁世凯对梁启超所说的：“中国需要的是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这种总结明显超出了人物的声音，俨然成为主创者的历史宣言。“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及其文化背景在绪论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在消费主义文化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资本主义秩序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历史观念。在这些人看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史、变革史就是一部“激进灾难史”、“书生误国史”，需要对所谓的“激进主义”进行清算式反思。《走》剧最初阶段的收视热潮说明，这种“新历史观”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走》剧是被中央电视台预订、经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审查、并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作为重头戏播出的，说明它的整个生产流程是得到当下主流文化体制的认可的。它最终“触礁”停播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老主流的反对声音，它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表达的“新历史观”的延伸，挑战了当下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作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该剧的先“热播”而后“整容”并“停播”的现象折射出“新保守主义”在老主流与新主流之间难以兼顾的尴尬处境。
与《走向共和》所表达的“新保守主义”历史观截然对立的是“新激进主义”也叫“新左派”的历史观。2000年4月至5月，北京小剧场上演话剧《切·格瓦拉》成为这一思潮兴起过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剧末的合唱“启航！启航！启航！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前往巴黎公社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充满了对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向往。这股思潮在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2006）中也有着完整的演绎。关于白求恩的影视剧已经出现过多部，中国就曾经三次把他搬上银幕或荧屏。但是正如福柯所说，对于历史文本“重要的不是话语言说的年代，而是言说话语的年代”。由张骏祥等导演并拍摄于1964年的电影《白求恩大夫》只是叙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生活，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个又可敬又可爱的加拿大老头，其“主要任务当然是歌颂毛主席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指出的，这个伟大国际主义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歌颂他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这是一个主流意识很强的人物形象。中国、法国、加拿大于1990年联合拍摄的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是按照西方电影人的逻辑，单向地表现白求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号施令，与中国人民没有发生任何的互动关系，他没有被中国人的任何抗日行为所感染，影片仅仅展现了他的个人主义的单向行为，而没有强调出中华大地为英雄的最后一刻的灿烂所提供的中国文化的滋养。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则通过白求恩完整的一生体现了当下“新左派”的历史和审美认知。该剧的导演杨阳在一篇访谈录中说：“我就是不服气：这个曾经被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的外国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视切·格瓦拉为偶像的年轻一代为什么把他束之高阁？一个生活和事业何等优越、舒适的北美名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战场，先是西班牙，再后来是中国，而且是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而不是重庆？”把白求恩与切·格瓦拉相比，可以看出该剧的意识形态追求。“新左派”视阈内的白求恩并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人物形象。在谈到二者的差别时，话剧《切·格瓦拉》的组织者之一张广天说：“我说我不喜欢（保尔、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人，他们根本称不上共产主义者……马克思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他之前哲学只解释世界，从他开始哲学要改造世界。那么，用改造哲学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怎样呢？当然就改造世界，而不是体制和道德准则的模范，不是有修养、有文化、有知识、文质彬彬的德育模特。这样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只不过做了道德上的楷模。我们学习张海迪、学习雷锋，他们只是现行制度下的道德楷模。”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从他十六岁在加拿大开始，讲述从一个具有浪漫冒险性格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医生和宗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内战时作为医疗队长援助过民主西班牙。西方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争毁灭了他的信仰，作为“垮掉的一代”在战后他成为一个放浪形骸的人，像贵胄子弟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他出手阔绰，买最好的服装、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还有无数的书籍，别人借钱则有求必应。他有着良好的艺术天赋，是一位不错的画家。他利用艺术鉴赏的本领，在法国和西班牙买进艺术品，然后在伦敦出售，赚了足够多的钱，使他能够过一种奢华的生活。每天晚上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纵酒宴饮，高谈阔论，他们谈艺术，谈人生，谈女人。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结核使他面临死亡的边缘，又通过在自己身上实验新疗法而获得新生。此时，他已经成为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之一，但是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和赚钱都没有了兴趣，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也拒绝了上流社会的反复邀请，并把他们比做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蛆虫。他开始和穷人在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同他们一起开会，会见他们的领导人，并为他们免费看病。1935年，他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这时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疗养院和休养所，那里的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国做旅行讲演，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做辩护，并加入了共产党。接着，便来到了中国太行山，在这里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和真谛，也赢得了尊敬和爱戴。在该剧中，白求恩不再以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而是一个虔诚而富有爱心的基督徒，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完美主义者，一个有着不少性格缺陷却又令人深深感动的人。急躁的性格使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下层社会真诚的关怀使得他最终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投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剧中充分突出白求恩与环境的矛盾，通过他在两种不同环境中迥然不同的表现的强烈对比，达到了审美意义上的崇高境界。而不是像电影《白求恩大夫》那样，以主人公与八路军医护人员和根据地人民之间的误会和不了解等暂时性假矛盾作为讨巧的冲突线来构织情节、达到意识形态上左右逢源的目的。康德说，“我们把那绝对的大的东西称之为崇高”，这种“绝对的大”、“超越一切比较之上”，是“完全的、绝对的、在一切意图中（超出一切比较）称之为大”，显然这种“绝对的大”并不存在于自然物，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理念中。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正是在世俗趣味的包围中，在主人公与他所处的上流社会的尖锐对立中，突出了他崇高的精神品格。这不同于主流视野里的革命英雄，常常以经济利益和家族恩怨的方式出场而最终成为了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道德楷模。像白求恩这种具有理想光彩、奋斗激情和真诚的底层关怀的人物形象，正是张广天所说的“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剧中在加拿大、英国、西班牙、中国之间频繁活动追求理想的主人公，颇似于穿梭在古巴、刚果和玻利维亚的切·格瓦拉，成为“新左派”的代言人。
在中国当下的思想分野中，“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常常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观总是诉诸人们的世俗生活经验、以历史总结者的理性姿态发言，正如《走向共和》中圆滑老练的袁世凯的生存哲学；而“新左派”意识形态却选择情感作为楔入人内心的方式。杨阳说，“在拍摄《白求恩》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她常常泣不成声。”好多观众也反映说是流着泪看完这部电视剧的。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大多数老百姓的情况下，白求恩真诚的底层关怀深深感动着人们的心。据称，“新左派”的提倡者大多数是文学学者，而“新保守主义”的信奉者大多是经济学和法学学者，这可能与各自的叙事策略不无关系。其实，这种思想分野目前仅仅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反映，基本上还停留在学术论争层面，并没有在社会实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多少可行性建议。“一种简单二元对立式的无意义的‘准’学术争鸣，正在取代近两三年来有关社会转型、制度建设、现代性等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党同伐异式的对立性争吵，肢解和替代真正思想学术问题、现实问题思考的现象又再一次在我们身边重演。”即使“新左派”学者如张广天，虽然对阶级革命充满向往之情，但是只能通过历史文本来表达这种情绪，并且认为：“任何一个严肃的革命者，都不会随便谈论暴力斗争。社会革命，暴力反抗，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极限手段。”“时值今日，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远远不够。”这种面对革命理想欲说还休的状态，将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反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