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顶层设计”：最不坏的路径选择
“顶层设计”的概念起初由学者提出，并被写入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还可解释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等。其主要含义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许多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果断推出，以免错过最佳改革时期，贻误中华民族的改革大计。
1.“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的瓶颈暴露无遗。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机会不均等、社会不公正和分配不公平的追根溯源问题难以从理论上自圆其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再次证明：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已不是源于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源于历史进步洪流的裹挟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
困局面前，只能顺应历史潮流，做好“顶层设计”，以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至于在全球化大潮中错失良机。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梯性推进不可逾越的非常时期。因此，从政界到学界，都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并纷纷出谋划策，积极建言，表现出了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心和图强求变的信心和决心。面对各界人士对“顶层设计”的高度认同和期待，如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因势利导，就成为理论界及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顶层设计”的群众基础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践。从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制”到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无处不有“顶层设计”的痕迹和影响。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而超越“阶段性”的任何好的想法或理论都有可能导致由于在错误的时间推出而销声匿迹。因此，“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历史的发展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个人的伟大历史作用。因为他当时虽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他的果敢和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一系列改革深入发展。这种推动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如果没有他的“顶层设计”，许多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很可能夭折。就1977年的恢复高考制度来讲，当时的教育部门以时机不成熟，困难很多来推诿，而邓小平一句“你们不干，让别人去干”就干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顶层设计”。再比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的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当时没有一个部门认为本部门应该撤销，而最终的改革是撤消了十多个部委，一大批行业协会应运而生。这也是“顶层设计”发挥作用的改革实践。
第二，“顶层设计”的发展思路与民主法治的改革推进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是事实。但毋庸讳言，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爆发，尤其是对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改革举措出台势在必行。而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从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和经验。但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作用不可小视。而“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这方面的作用，社会精英和学者都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既可以传播民间呼声，又可以表达革新思想，供“顶层设计”借鉴和参考。但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这一点学者与百姓无异。
因此，“顶层设计”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非常好理解，而有的人不理解“顶层设计”也适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甚至认为“顶层设计”等于计划经济思维，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至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中，“顶层设计”不但需要，而且重要。因为任何远大的目标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顶层设计”的印迹。因此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制定更加重要的阶段性战略决策和措施是必须的，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不矛盾，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的作用。
第三，“顶层设计”同样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纵观国际历史现实，“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并花样翻新，可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从独裁者“萨达姆”到“卡扎菲”，都是集权力于一身的“顶层设计”者，他们“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的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顶层设计”的思路和作为违背了其统治下广大民众的意志，失去了其存在的群众基础。而这种“顶层设计”一遇机会，就会顷刻瓦解。
同样，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顶层设计”新思维，也未能挽救前苏联命运，盖因其“顶层设计”的前提即群众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苏联的终结未能如戈氏“顶层设计”之所愿，但却意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历史阴差阳错的吊诡之处，可供后人继续研究和思考。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和必须承认的。因此，“顶层设计”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需要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魄力。而作为“顶层设计”的执政党和政府，则要制定好改革试错的纠错机制。
“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不愿设计或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
2.“顶层设计”的认知误区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中，“顶层设计”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实践意义都不言自明。因为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仅中国的民主进程无法推进，很多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也无从谈起。应该明确的是：我们把各种美好的愿望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并不是说“顶层设计”的所有改革举措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而恰恰相反，目前，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强的纠错机制，不管是内生的，还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抑或是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但它确实帮助党和政府度过了难关，避免了革命，并促进了改革和发展。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显示出了对改革的关注和焦虑，依然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我倒认为：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推进中国改革和前进的绝不是一种形式。我们可拭目以待。作为一种路径设计，“顶层设计”从来就不是新事物。社会转型期，“顶层设计”不但必要，而且越早“设计”，越掌握主动权。在此，针对目前社会对“顶层设计”存在的一些认知误区，我仅抛砖引玉，主要集中谈谈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尽管可能不是最好的东西。顶层设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邓小平对“高考制度改革”和朱镕基对“政府机构改革”这两个“顶层设计”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阶段性推进改革的成功实践，其意义已被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
第二，“顶层设计”的思路和由此形成的方针政策，来源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我所说的“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主要是指现实社会中的制度统治构架和决策机构的作用。而决策机构在不同的体制和国家中的功能是不同的。“西方”体制的制度作用比较大，而中国目前的体制个人的作用比较大，尤其是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顶层设计”也会有误区，也会犯错误，但总比“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和不敢设计”要好。当然，任何体制和制度构架的自我纠错机制都是需要的、必须的，也是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再形成正确设计思路的一个实践过程。
第三，“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没有各行各业和亿万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基层工作、实践和设计，就不会有符合中国国情的顶层设计。基层设计的任何好的设计思路和改革实践都需要得到顶层设计的认可，基层设计显然无法代替顶层设计。如改革开放初期发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基层设计开始的，而不是顶层设计者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现实是，即使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大事件，也和顶层设计密切关联。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许可，小岗村的基层设计不会推广到全国，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实施。所以，有学者认为，不存在顶层设计而只存在顶层许可。而我认为，顶层许可属于顶层设计的内容之一。我们不能只把顶层设计理解为一种政策设计的思想或思路，它包括了政策制定的调研、实践、总结、设计、贯彻和施行。这才是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四，强调“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不排除对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改革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强调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是呼唤领袖和明君的一厢情愿；也有学者认为顶层设计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而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顶层设计不如公开辩论。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我要强调的是，顶层设计的阶段性并不排斥与民主制度改革和公开辩论改革举措同时进行。同时，顶层设计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制度改革。
第五，在前面论述“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时，我所举“卡扎菲”和“萨达姆”两位独裁者的悲惨下场的反面例子，一是说明顶层设计也会有坏的结果；二是说明顶层设计的自我纠错机制的重要性。显然，他们的顶层设计，一是背离了其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根本谈不上改革实践；二是其体制缺乏纠错机制。因此，他们的顶层设计无异于自掘坟墓。至于对戈尔巴乔夫顶层设计新思维所导致的后果和褒贬，目前理论界争议颇多，芸芸众生好恶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强求一律。我认为他的改革新思维，虽未能完全如愿（包括把个人安全和荣辱置之度外），但却无意中开辟了俄罗斯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代。所以我认为他是顶层设计的实践者，也称得上是有魄力、有担当的政治家。
3.“顶层设计”的突破口
如果说土地、农民、国企改革等“十大问题”是“顶层设计”横向上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那么，改善党的领导，财政供养系统“瘦身”以及大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则是“顶层设计”在纵向上的突破口。唯其如此，才能牵住改革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找准改革的突破口，为解决上面十大问题奠定基础。
第一、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
从目前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情况看，在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企图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观点和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和不现实的，或者说在中国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但是，加强和改革党的领导，绝不只是搞什么“党内民主”和有限的“选举”那么简单。在当代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各个领域和组织大范围地推行“民主”和“选举”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选择是：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即研究取消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领导架构”，改变党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国有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的领导方式。形成中共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乡镇党委和村（社区）一级基层党组织五级架构，任何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分别属于地方一级党组织的领导。这样，不仅提高了党组织的整体性和战斗力，使多年来存在的“党政不分”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减少了党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经济类组织的重叠管理。同时，提高了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工作效率，还为党员干部减少了寻租腐败的机会。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量的经济腐败案件是以党员干部为主角，这样很容易将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放大为执政党的形象，从而引起广大群众对党组织的不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而如果实行党的领导属地化后，随着党政分开和党员干部在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组织中人数的减少，党员干部腐败案件也会明显减少。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信任。从中国社会的长远目标发展看，这项利国利民也利党的改革宜早不宜迟。
第二、各类社会团体和组织应退出国家财政供养体制。
目前，中国社会的宏观税负已占到GDP的30%以上，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行政成本奇高，财政供养的人数和范围不断扩大，已成为社会不公的顽疾。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纳税人承担了那么多本不该属于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或者说公共财政供养的所谓“公务人员”本不是为纳税人服务的，那么，这种制度设计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既不属于科学发展观，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应该实行全方位的大胆改革。
因此，从国家改革和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实际出发，应该认真研究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各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退出政府公务员序列，不再由国家财政负担人员费用和办公费用，改由本组织自行解决。这样，中国的行政成本将大大减少，中国的宏观税负将大为降低。实行此项改革，无疑会大大激发广大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释放出难以估量的经济活力。
第三、大力发展各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
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非由国家财政供养的政府智库，也非以盈利为目标的咨询服务机构。这类组织目前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机会不均等、准入不公正和工作机会不公平等问题。因此，许多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重重阻力。如在实践中已经发展的较为完善的行业协会，却不能创办本专业的刊物。中央一再讲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市场公平竞争，但这等好事行业呼吁了多年就是得不到解决。还有的行业本应成立行业协会，却因为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找不到主管部门而不能进入。这种既能促进行业发展又能解决就业的好事为什么得不到政策支持？还有民间自发成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一类组织在允许登记一段后也被明令禁止，民间智库的发展存在重重障碍。至于国家各个部委的研究院所等，由于其主要靠财政供养，因此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当然，由政府供养的智库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是必须的，但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像团中央、中国妇联和中国足协等等一类社会团体和组织，本应属于非营利社团，但其人员编制却享受财政拨款和公务员待遇。这种不公平现象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如不加以改变，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力。
四、经济学家如何参与“顶层设计”
今日中国，“文人相轻”的思想和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好面子”思想不仅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甚为盛行。对于一些明显正确的观点，虽然心里服气，也不表示支持，而是要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目前，在知识界很难就一些重要观点形成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尤其是这种现象，与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体制相互依存，使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认为对常识性问题的不必要研究。
比如，公共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国有主导的体制，那么就应该实行准公务管理，而不应该实行“财富与权力”通吃的管理机制。研究在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研究伪问题，此问题无解。而非要研究那就是“临摹”和“模仿”，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又混淆视听。因为这种常识性的问题人人皆知，何劳经济学家的大驾，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妨举个例子。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博文称：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考虑把垄断国企的资产分给人民一部分，以刺激消费。此话说起来也占理，但要实行恐怕很难，权当一家之言吧。这方面的有关建议如陈志武教授关于“建立国民权益基金”的构想更显理性和可操作性。但这方面研究跟进不多，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也不多，实属遗憾。当然，这种观点的采纳实施有赖于“顶层设计”，这又印证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二是经济学家习惯于当“算命先生”。
在美国，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似乎高人一等，大多就职于各级政府智库，被冠以主流学者的身份。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地出现在各种论坛、讲座和研讨会上。这些人拿着纳税人给予的俸禄，经常替“政府”解读政策，发表高见，似也无可指责。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就让人有些不解了。有的就职于著名政府智库的专家学者似乎充当起了“算命先生”的角色，好像对政府的政策都具有先见之能，甚至对于一些存在明显错误的政策也在“邀功请赏”。这种现实版的经济学家“众生相”使我感到：浮躁的学风不仅弥漫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而且使我们对过去崇敬无限的“经济学家”的行为产生了质疑。难道经济学家自甘当“算命先生”的角色？谓予不信，请看以下事实。
国家关于“房产税”的试点改革要在上海、重庆出台了。因此，就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发表观点，认为房产税的税率应为1%。既不阐明征收房产税的理由，也不阐述目前在中国征收房产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敢放出如此大话，这难道是一个学者或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
北京市为了扼制“房价”，出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京八条”。且不说这种违反市场经济的限购政策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抑或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政府智库的经济学家们，理应做一些深入的，起码是自圆其说的理论研究。而事实是某著名经济学家又表态了，不但发表“论限购”之高论，还急于预测：房价将下降14%～15%。不知这次算中的几率是多少？其中又有什么经济学研究的规律可循？
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实话实说、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尽管其预测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我钦佩，至少可以对决策者起到清醒作用。经济学家许小年虽然功底深厚，观点以尖锐而闻名，但近年来还是发表了“乳品国标被大企业绑架”这样显得外行的观点。事实上，国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程序的，是包括企业、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讨论，互相博弈，按一定程序确立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理应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小企业根本不关心标准的制定，不是哪个企业能够说了算的。许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发表这种不了解行业情况的言论，虽无不良用心之嫌，却可能有混淆视听之果，也给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增加了困扰。
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又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仅凭其特殊身份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2010年4月，北京调控房价的“限购”政策一出，他不仅不顾市场的逻辑力挺，而且预测房价将下降10%～15%。但是一年过去后，调控结果并未按照其预测兑现。据公开数据统计，在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6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同比出现下降，下降幅度仅为5%。多数城市保持上涨，半数城市涨幅超过10%，最高涨幅超过30%。所谓的量价齐跌、环比下降或基本持平等结论恐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这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房屋类别的所谓大胆预测，客观上会由于其特殊身份使消费者误判行情。相比之下，还是国务院关于通过调控“使房产价格合理回归”的用词更加准确，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决心，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逻辑。至于何为合理价格，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
还有一位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在她刚刚发表了“年内不会下调存准率”的断言后，时间不过一天，央行就宣布下调存准率0.2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并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为好。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为“顶层设计”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专栏29：莫干山精神需要薪火相传
百家争鸣，一家独大。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学是显学，很多经济学家，对于国家的政策方针，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中，经济学家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从经济战线上崛起，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现任副总理王岐山等。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沉淀了无数前辈的汗水与智慧。我们今天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在当初，以“吴市场”著称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前辈，在其中的推动力量功不可没。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民营化改制中，张维迎亦曾为此摇旗呐喊。
在中国的改革历史上，不得不提一个半民间的盛会，即莫干山会议。改革初期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的大批青年经济学家，为改革的制度设计，提出了种种设想，当时亦被广泛采纳，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莫干山会议，就是经济学家参与顶层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水的深浅，谁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过河。当时存在很多的困惑。整个社会既充满希望，亦充满焦虑。
在此情况下，一大批有抱负、有理想，同时有一定学术素养的经济学人，为探讨改革方向，达成共识，于1984年的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为世人所知，亦对于中国后来30年的经济走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发起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当时的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朱嘉明和张钢、黄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论时局，觉得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而青年一向是社会变革的主力，由此，搞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学盛会，吸纳青年人加入，成为共识。于是，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学人的盛会，就此在旅行中萌芽。
为了增加合法性，他们想到了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于是，莫干山会议的最后发起单位，为《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这些发起单位中，主体是媒体。但是，在中国，要想获得官方的承认，不能不引进一些官方机构。而浙江省的相关单位，使大会看起来“正规”了不少。
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参会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而这种选拔模式，不仅公平，亦保证网罗了当时最精锐的经济学人。几乎将当时国内经济学精英一网打尽。
会议筹备组由《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里固有的人。最终形成150人加10个领导小组成员和记者组10个人的规模，因为在莫干山开会，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除各地选拔的青年学者之外，当时出任总理秘书的李湘鲁，以及王岐山也上山了。这些人的上山，使本次大会打上了半官方的色彩。中央虽然态度模糊，但是种种迹象可以表明中央对于本次大会没有压制。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会议没有似传统会议那样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而谈，而是集中主题，聚焦经济体制改革，直指当时社会上的热点。据参会人员回忆，当时会上交锋激烈，会议从白天开到晚上，甚至有一大半的人因此而生病。
莫干山大会本身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大会，一边开会，一边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在会议中，并未见相关方面的异议，特别是并没有来自中央的声音。不仅如此，似乎中央隐约还对会议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感兴趣。
为此，莫干山会议之后，大家都觉得应该总体上没有什么风险，于是着手对大会进行总结，撰写相关报告。当时完成的报告有七份：一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二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三是《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四是《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五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六是《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七是《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七份报告中，最重要的两个报告都是涉及价格改革的。会后，会议推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
在80年代第一轮改革的风潮中，高层对于本次会议中提到的很多关于国计民生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在某种意义上有所借鉴。可以说，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是一次经济学家影响顶层设计的典型案例。经济学家从国家的整体改革设计出发，寻找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寻找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渐进改革的重要探索形式之一。
经过这次会议洗礼，很多青年经济学家暂露头角。正是在本次会议上，青年张维迎旗帜鲜明，提出了价格改革的系列主张，一时风头强劲。担任审稿组副族长的王小鲁，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鼓手。常修泽、田源、周小川、陈平、李剑阁等人，亦成为日后中国经济学界代表人物。
莫干山会议，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使他们从“江湖之远”走向“庙堂之高”，从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社会的能力与资源。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从他们中招揽了一批人进入体改部门。其中，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24岁的张维迎亦破格进入体改委工作。在各个地方，莫干山会议的成员亦普遍成为意见领袖。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出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改革之初，经济领域急需一场思想改革运动，各种经济制度亦在草创之中，整个国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同时，百废待兴的时局，亦酝酿着巨大的激情。当时的青年有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愿望。而高层亦需要借助青年的力量，一扫积弊。莫干山会议上不论出身，只论文章的做法，与社会领域的不论身份，只讲奋斗的风潮亦相符合。
时至今日，中国又处于新一轮变革的前夕，有很多人甚至呼唤中国的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第一次是建国，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经济增速逐步下降，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能否继续引起了普遍的焦虑。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向尽头，贫富差距扩大，消费萎缩，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分配制度不公等问题，使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新的危机，呼唤新的改革领袖横空出世。由此，广大经济学家，需要以入世的精神，积极寻找系统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出路，敢于直面问题，善于洞察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悲悯的情怀，严谨的态度，开放的眼光，积极参与到顶层设计的建言献策之中。
目前，经济学人分为两派，一派为体制内学者，一派为民间学者。两派各有优势。体制内学者多数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多重学术背景，有的甚至学贯中西。其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困惑与希望，有长期的观察，有的还是相关经济部门的主管人员，官方智库亦为此类人。但是，这些学者的一个缺陷是，很多精英沦为为上级论证，为上级政策解释的窠臼之中，独立精神欠缺。而民间学者有锐气，对社会洞察至深，尤其是洞察时弊，但是学养上缺乏系统，难以提出整体的解决方案，同时有些构想不具备操作性。时代呼唤既具备深厚素养，又有抱负与独立精神的经济学人。
2011年1月20日至27日，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5次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代表，企业界代表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基层群众代表，分别出席了座谈会。
在系列座谈中，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建议，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建议，理顺投入要素与粮食价格关系，加大和整合支农投入，重点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让农民和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建议，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多个环节入手，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亮建议，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打击投机炒房，盘活土地存量，增加小户型住房供应，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强调，要强化企业“走出去”支持政策的配套性、系统性。这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对国家未来的顶层设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活跃在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民间学者，均逐步加大了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参与。华生、贾康等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叶檀等民间经济学者，均获得了进入中南海的机会。
但是，经济学家作为学者，需要警惕异化。一些学者在成为主流之前，尚能保持独立的观察，敢于发声；一旦接近权力，则开始失去原则。还有一些学者，以学术为敲门砖，一旦靠岸，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不是用这些社会资源大力推动改革，而是开始享受改革成果，将学术影响，当做换取社会地位的资本。而且有的学者言论前后变化很大。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经济学家，理应积极参与改革，但不能追逐权力，以说官话和套话为荣。
孙中山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对于很多经济学家而言亦是如此。
莫干山会议距今已经接近30年，但是，其独立，敢言，积极参与社会，为未来而谋划与奋斗的精神，应该得到传承。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的挑战，呼唤新一代兼备才华、抱负与良知的经济学人。
五、国企改革如何“顶层设计”
在当前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正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上指出的，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近期国企改革又一次成为热门议题，实属必然。可以说，在国企改革没有实现产权到民的目标以前，国企改革永远会是一个热门话题，永远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至今持续升温，其内在逻辑是，国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而十八大以后，国家管理层的人事变动势必会影响“顶层设计”。
其实，国企改革走到今天，在“改不改”“如何改”这两个问题上，无论学界还是管理层，共识是多于分歧的。而且，“国新”公司的成立以及“大国资”的目标定位，也标志着国企改革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至于有些不顾经济社会自身逻辑规律，人为地用意识形态来排斥国企改革的声音，因其本身除了空洞的说教以外，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案，所以对高层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可见，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因为管理层人事变动而发生变化。相反，真正的挑战在于，在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长期形成的以政府和国企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等，有可能使管理层在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上举棋不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层的勇气与胆识尤为重要。
国企改革如何“顶层设计”，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和原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为代表，即“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民营化”。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与此相类似，他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已经定了，不需要再研究了。我则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即使循此逻辑发展，中间的改革过程也相当漫长。如果不认真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和交更多的学费。实际上，目前已经和正在付出不小的代价。
二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倡导和呼吁的“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即“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吴敬琏的观点基本上与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相一致。而且目前国资委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也是这样操作的，如“央企整体上市”等思路。客观上，这种不分公益、垄断和竞争行业的笼统提法和实际推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问题。
三是以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吴敬琏的观点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作用，但作用不大，并提出了“必须从宪政层面上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而且通过对租金、资源等方面分析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其中，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提出的“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也与此研究报告一脉相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家王小鲁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他明确指出：“在国有垄断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是文不对题。”显然，这和吴敬琏的观点有所不同。
以上三种观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是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分歧在于改革的途径究竟是按照一般企业的改革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还是在承认国企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先解决利益侵占问题。我是支持盛洪和王小鲁观点的。但我的观点也有与他们不同之处。
对国企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设计方案的大思路和可操作性。因此，我的研究更侧重于具体实施和操作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即必须分类管理，这是“顶层设计”首当其冲的问题。否则，如果陷入“一刀切”的市场化，让所有国企不加选择地全部退出，或者在所有国有企业里边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只是叠床架屋地植入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都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是前者，必然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是后者，只能使国企成为问题越来越多的“四不像”。
此外，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还应着眼于“大国企”的思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进行分类管理。如果说竞争型国企与非竞争型国企是纵向的分类管理，那么，各级国资委监管之下的国企（包括央企）、金融国企、文化国企则是横向的分类管理。很显然，这三大类不同的国企，有些要逐步放开，让国企和民企在同市场并存并进行公平竞争，比如银行。如果对银行再不“顶层设计”，而是放任“官方利率”与“民间市场化利率”两套体系并行，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的“非对称”降息无疑是一个好的信号。有些国企是要有序退出的，比如，房地产业、制造业等。有些则要尽快明确国有独资的性质，并纳入“准公务员”管理机制，比如国防军事类国企、资源类国企等。
在“大国资”统一监管的思路之下，“顶层设计”还要对央企与地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目前，暴露问题较多的是诸如“三桶油”“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央企，这些央企差不多都是业务遍及全国各地且日进斗金的上市公司。从表面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自身的高收益，管理人员的高收入以及屡屡曝光的贪腐。央企之所以成为国企改革的焦点，不是说国企的问题全部在央企，地方国企就没有问题，或者没有必要急着改革，而是因为央企块头太大，太显眼，且多是上市的公众公司，因此问题暴露得比较明显而已。所以，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是只针对央企的“顶层设计”。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必定是纵横交织之下，竞争性国企与垄断性国企两种不同性质，金融国企、文化国企与一般意义上的国企等不同类型，央企与地方国企等不同层面的全方位设计。“顶层设计”首先要分类管理，但还要考虑解决问题的顺序。哪些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哪些是要长远考虑、逐步推进的；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认为，垄断国企与竞争性国企的界定，金融国企特别是银行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垄断性（包括公益性）国企的改革是主要矛盾所在；而竞争型国企的退出、地方国企的改革则是长期工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问题，其表述与我的研究内容和观点不谋而合。但没有“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提法，我认为是一大遗憾。这种理论上的欠缺，往往会造成实践中的诸多麻烦。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
专栏30：国企改革有无第三条路
国企改革，万众瞩目。无论是世界银行给予中国的六条发展建议，还是近期关于改革的热点，国企改革均成为重点突破口。
当下，关于国企改革，众说纷纭，国资委亦没有列出明确的计划表。国企改革的争议日烈，逐步分化出集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企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国企存在的领域问题，这是关于国企存在的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国企的进入与退出的领域。一个是国企的分享问题，既然是全民所有，如何实现全民共享发展利益。关于这两大最重要的问题，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提议。
关于国企的存在领域，激进的改革派认为，国企应该从一切领域退出。国企的存在本来就是荒谬的，既然民营企业比国企效率更高，国企就不应存在。对于国企，要卖光改光。持这种观点的，以茅于轼、张维迎为代表。事实上，从90年代开始的激进式改革，就出现过这种“卖光”的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的一大弊端，就是少数人钻改革的空子，先把国企做空，等到国企出现经营败象的时候，再低价收购，事实上造成了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此前的国企经营者和高管，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企业的老板，形成少数人得利而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的怪局。也正由于这种缺陷，大规模的国企改制为民营企业的浪潮，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在本世纪初戛然而止。
但是，当下国企改革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怪圈。国企不仅在垄断领域独领风骚，在很多竞争性领域也纷纷进入，甚至一些垄断性国企亦纷纷开展竞争性产业的业务。比如众多央企进入地产行业。
有学者认为，国企退出竞争领域不但不能消除竞争，还会造成外国公司大量进入，民企无法与之竞争取胜。从而得出国企也应该存在于竞争领域的观点。这种看法和观点，不仅有偷换概念之嫌，而且和十五大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改革发展战略相违背。
当下，国企的效率低下，特别是出现铺张浪费奢侈之风，以及国企员工以及高管的高薪高福利，引起了全社会的争议。随着国内“萝卜招聘”的盛行，国企管理层通过变相世袭方式，把持相关利益，将全民财富变相掏空和绑架的情况，引起了普遍的担忧。
国企改革进退两难。激进改革，容易引起国企流失的弊端，而且社会动荡的后果难以预期。维持现状，则国企的低效难以改变，腐败难以遏制。
由此，“第三条道路”应该是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进行深入改革。垄断性国企要保留，但垄断国企的高管和员工，应该实行准公务员制度，不能拿高薪，特别是不能拿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高薪。同时，加强监管，防止大众财富被铺张奢侈之风挥霍掉。引入竞争机制，防止国企集团化，杜绝变相世袭。而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应该分批分步退出，不可与民争利。最终在10年左右或有限期限内，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
关于国企发展利益全民共享的问题，亦存在着两种巨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一切利益全部归全民直接分享。由此出现了一种激进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上市国企的股票均分给公民，或者似英国那样以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全体公民。
但是，这种模式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曾经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很多人不知道国企分送的股票的价值，纷纷低价转卖了，最后被一些富有阶层买去，权贵阶层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寡头垄断，最后变相造成了国民财富的流失，广大民众仍然没有享受到国企分红的利益。以往的政府官员与前国企掌门人摇身一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改革争议巨大。
而目前的5%～10%的分红比例，则远远不能满足改革呼声。由此，第三条道路应该是逐步加大分红比例。同时，正如陈志武教授所建议的，设立国民财富权益基金。央企的分红，应该全民共享，而各个地方国企的分红，则应该是当地民众共享，建立多级分享机制。
此外，如果要给全民送股的话，应该先明确股票的价格，进行准确的定价，防止股票不正常贬值。同时，相当一部分国企收益，应该用于增加国民福祉，其投入方向，可偏向于社保、医疗等公益领域，而非地产业等竞争性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