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究要被他的时代所塑造。林含烟最终的人生抉择使她得以超越自己的境遇。然而放手（弃），是为了抓住梦想，以安放那一直都难得其所的灵魂。因此，这也是一个精神寻求解脱和再生的故事。它的悲剧色彩毋庸置疑，但正是悲剧才能够令人久久地回味……
2010年8月
农民革命和农民心灵的画卷
——重读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于1948年完成、同年9月出版的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写的是贫雇农阶级斗地主、分田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丁玲通过讲述农民的革命和农村的阶级斗争，对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作了真实生动的展现，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绘各类人物在阶级、宗族、伦理道德的文化心理上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上所经历的种种深刻变化，为那段历史和生活留下了生动可信的艺术画卷，今天读来仍不乏新鲜感和吸引力。
和后来一些同类题材的小说多以思想和感情贴近农民甚至融入农民的立场去描写农民不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农民的。
我们先来看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他被丁玲描写为一个喜欢夸夸其谈、搬弄书本和教条、对农村情况缺乏了解的人。不擅务实、缺乏定见却又好出风头、孤芳自赏。据小说1999年版“重印前言”中作家所谈在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时她“对工作很外行”、“有点束手无策”而另外两位同志做了主要工作的情况判断，这个人物形象在集中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弱点的同时，很可能也糅进了作家对自己的剖析和批判，表达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丁玲想深入到群众中去、向老百姓学习的愿望。这种努力要在群众斗争中获得锻炼和改造，又始终察觉到在自己与农民大众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没有真正“打成一片”的“旁观者”身份，使丁玲在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缺点时，也对农民特有的感情世界、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职业敏感。正是这种敏感，防止了因距离感的消失、对生活的习焉不察而导致的麻木和迟钝，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细节的生动性和观察思考的独特性。
再来看丁玲笔下的农民。贫雇农阶级是共产党开展土改斗争要依靠的中坚力量，其经济地位和处境，也决定了他们对这场运动是支持和拥护的。然而丁玲并没有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的热爱而把他们人为地拔高和美化。她真实地描写了暖水屯的贫雇农阶级对翻身和清算充满渴望同时又懦弱胆怯、顾虑重重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那带有小生产者占有欲和具有破坏力与毁灭性的心理能量，展现了这个阶级携带着历史遗留给他们的思想和道德痕迹，在获得土地的斗争中心理发展变化的轨迹。
丁玲对暖水屯的贫苦农民渴望土地的重新分配、但心理上又充满了矛盾的描写是十分生动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历经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已经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内化于人性的深处。特别是在佃户们看来，种人家的地哪有不交租的道理，更不要说靠径直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分人家的财产来消除贫富差别闹翻身了。为此，他们不免心虚胆怯，大多不想出头露面，只想坐等土改工作队和农会把地主的土地分派下来。为了让佃农经受斗争的锻炼，以打破土改僵局，干部们发动他们自己到地主家索要地契。佃农们为迈出这一步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留下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记录。佃户侯忠全老汉被逼无奈，到地主侯殿魁家“算账”。进门后，他就按辈分叫了声“二叔”。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没什么事，来看看二叔。说完就找了把扫帚给人家扫院子。地主一看就知道他不敢摊牌，就说他有良心，用免交所欠款来软化他。他连说：“那哪成，那哪成，……”就退出来。外面的人问他账算了没有，他说算了算了，咱还欠着人家款子呢。找地主李子俊算账时，组织起来的佃户一见到地主婆流下乞求哀告的眼泪，就谁也不敢去接她手中的地契匣子了，倒像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个个溜出门去，只剩佃户郭伯仁一个人傻在那里。狼狈之余，他也难过起来，只好劝地主婆别哭，说：“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的。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你歇歇吧，咱也走了。”这表明，在这场斗争中，穷人首先要战胜的不是富人，而是他们自身信奉的道德伦理观念。从愧疚不安、于心不忍到理直气壮、毫无恻隐之心，是一个不无痛苦的思想改造和精神嬗变过程。只有在奠定了新格局的社会力量的不断肯定、鼓励和支持下，他们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下，贫雇农最重要的思想收获是学会了用陌生化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的街坊邻里、亲属甚至恋人，为他们划线站队，用分析清晰的阶级意识来逐渐取代正常人际关系中决定人与人之间亲疏好恶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感情因素。对一个人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以及被评价者本人的自我感觉，已不再依赖个人的表现，而要视其自身经济生活条件好坏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那些社会关系而定。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标准。穷，虽不能荣宗耀祖，却能确认自己在新的差序格局中的身份。生活上越是贫困，就越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由此也滋生了一种道德上的清白感和人格上的优越感。而生活条件的富裕，不论其是否为劳动所得，总会被认为是做人的污点。这种舆论上的压力，也最容易引起受歧视者道德上的内疚感。如青联会副主任顾顺，积极要求上进，只因富裕中农的父亲被随随便便划为富农，就不再被信任。他只有靠一再地劝父亲主动献出土地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热爱劳动、心地善良的农村少女黑妮，由于是地主钱文贵的侄女，就遭人冷眼相看。她的恋人在当上了农会主任后，也为避人闲话而有意疏远了她。
然而生活上的极度贫困往往由落后的政治、经济和蒙昧的文化状况所决定，它既不会从进化的意义上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也不会催生出文明人的行为方式。相反，将导致人心理的褊狭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对财产占有的贪欲。对翻身的渴望一旦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化作变革世界的巨大力量的同时，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势必会不可扼制地获得解放。穷人们只关心如何切分富人的家产，并无兴趣听土改工作组的干部们讲大道理，再说也听不懂。而人多势众的瓜分场面比任何的说服教育都更容易解除心理残存的那点不安。“参加的人一加多，那些原来有些怕的，好像怀了什么鬼胎的人，便也不在乎了。……河流都已冲上身来了，还怕溅点水沫吗？大伙儿都下了水，人人有份，就没什么顾忌，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啦！”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被唤醒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为确保到手的东西不再失去而对被剥夺者产生了强烈的报复欲：“要么不斗争，要斗就往死斗”，是基于恐惧心理的一种非理性的仇恨，也是卷入土改斗争中的贫雇农相当普遍的心理。趋利避害的本能告诉他们，由非常规的手段获得的财产，亟须非常规的手段来维护。当他们终于敢站出来揪斗地主时，也为不能趁乱从肉体上把被清算的对象干脆消灭掉而遗憾：“为什么不能打死？老百姓要打死他，有什么不能？”在他们的观念中，多数人的意志和意愿就等于法律。
丁玲笔下的暖水屯，其实并不是阶级斗争能按理想模式和标准进行的最为“典型”的生活场景。村里没有恶霸，连户像样的大地主也没有。贫雇农与地主、富农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没有激化到阶级对抗的规模和水平。这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推动的过程。作为主要人物来写的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和农会主任程仁，在这个过程中并未被塑造成以阶级分析观点来看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具有向这种完美逐步发展的特点。土改运动开始时，张裕民也担心时局不稳，怕得罪人，态度并不是很积极。他是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程仁因为还暗恋着黑妮，不忍她受到无辜的牵连，所以在清算钱文贵的问题上一度陷于矛盾。正是这些抹不开的面子、扯不断的人情，使矛盾的产生、情感的纠葛和冲突有声有色地展开，充满了戏剧性。
在该书的“重印前言”里，丁玲道出了隐藏已久的心里话：当初这本书她是怀着有一天要呈献给毛泽东看的赤诚之心才强忍着腰痛的折磨坚持写下来的。按理说，抱着对革命领袖的无限感激之情投入创作，写出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宣传色彩较浓的作品也在情理之中。但作家在亲身经历土改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都在唤起作家独立观察和思考的创作渴望，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敏感和热情，在力拒着试图使生活简单化的功利企图。事实上，丁玲对社会复杂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对卷入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和艺术思考，并没有因为她本人所持的政治立场而受到特别大的干扰。因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成为作家的创造力和其信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
200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