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中国画创作中，线的形式变得极为丰富，皴、擦、点、染，都是线条演化的不同形态，国画的线不再囿于书法化的规范，又分化为书法化的线和硬笔式的线，如个别的重彩画作品只是积点成线，在色彩的分布上使之更丰富，并不表现线的书法性的美。线也不再是形体的边线，而是画面形式和气氛营造的构成语言。如齐白石以金石般的线条表现出作品的力度美，潘天寿以富有哲理的线条表现出画面的静气，黄宾虹则以乱中出奇的线条写出山水画的浑厚之气。传统国画中“形色分开”的情况也发生了创造性的改变。西画的写实精神、光影效果融入了国画，在2007年中国金陵百家画展（中国画）上，很多工笔画家用色和线结合来表现对象，质感、量感和形体都摆脱了单纯依靠线的塑造，而是用色渲染，吸收西画中色彩过渡表现物体转折的手法，又在某些部位加以线，使画面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大大增强。
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作为国画精髓的“笔”即画中的线，在新时代现代画家的作品中更加丰富、有力和富有了现代性。如恽寿平的没骨画法是墨里藏线，即“绵里藏针”，在当代国画创作中，如当代画家田黎民创作的人物肖像，也继承了这一画法，消除了墨线和传统皴法对景物的界定，线隐于色中，用团块的淡彩去若隐若现地表现一种人即自然，自然是人的意象。
在传统绘画的宁静与和谐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的时候，中国画线条的单一标准的形式就显得过于单调了。过去，在竹林草堂的环境中，在悠闲自得的心态下，拂觞鸣琴，煮茶对壁慢慢地品味线的独特蕴涵，其韵味是无穷的。但现代生活需要更丰富的绘画表现手法，由于线的形式假设性，在完成写实性作品时就有了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拓宽“线”的形式覆盖面，丰富其语汇含量，增加其形态的广度及“线”本身形式的丰富性。
注释：
［1］《张子全书》十四卷。宋张载（1020—1077年）撰。
［2］《小山画谱》 （清）邹一桂著；王其和点校，王其和纂注。
［3］《光明日报》1996年7月7日文艺生活版，于非[门][音]的文章“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非伪辨
殷宪
2002年看到《书法》杂志《北魏侯夫人墓志铭》一文，［1］就想写点文字指伪。很高兴拜读《中国书法》2007年第4期蔡先金、赵海丽关于《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辨伪》（下称《辨伪》）一文，其文指出，由《书法》杂志公之于世的所谓“2000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北郊邙山”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铭》是一方伪刻。《辨伪》还认为，这方伪刻有可能不是近年伪造，可能在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面世时已经出现。［2］换句话说，它或许是《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的伪字号双胞胎。
近年出现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铭》为伪品，毫无疑义，而《辨伪》指著录于赵万里《集释》和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的《显祖嫔侯骨氏墓志》也是伪品，［3］就值得讨论了。
王河松刊于《书法》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铭》，同时也收于王河松、王国毓2002年编印的《北魏墓志二十四品——洛阳民间收藏北魏墓志集萃》。［4］很明显，它是一位现代造伪者依《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的对临之作，其母本可能是《集释》的图版，也可能是戚叔玉、许宝钏、王壮弘等人依原拓选辑印制的《北魏墓志百种》中的《显祖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作伪者虽依原石16行、行16字的布局书刻，但由于前加“魏故”二字，又无临池功力，不仅行式错乱、书体走形，而且56.5×57厘米的尺寸也比《集释》标明的40.6×41.5厘米大了许多。这与2002年前后，笔者在一些民间藏家手中见过的《河州刺史乞伏宝墓志铭》和《魏前将军廷尉卿元公妻薛夫人（慧命）墓志铭》等伪刻相类，可见《北魏侯夫人墓志铭》的造假时间也不会早到2000年前。
《辨伪》引述了前人于《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的研究成果，除主要摘引姚薇元《胡姓考》的两条理由外，［5］又从墓志的形制、用字及志主身份等方面作了分析，断定《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是“破绽与疑点颇多”的“赝品”。
《辨伪》所征引姚薇元先生的证据之一是，“《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神武郡属朔州，朔州即怀朔镇，孝昌中（公元525～528年）始改为州”，侯夫人墓志“造讫”之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怀朔镇犹未改为朔州，“彼时何得竟称夫人先祖为‘朔州人’？”实际上，朔州之置由来已久。据《晋书·地理志》并州条，“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同书雍州条又云，前赵刘曜“以秦、凉二州牧镇上邽，朔州牧镇高平……”赫连勃勃建立夏国后，又“以朔州牧镇三城”。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朔州的设置情况。［6］其地由高平（今甘肃固原县）到三城（山西、陕西北部地区），也就是史所谓匈奴故地。北魏建国后，同样存在朔州建制。《魏书·铁弗刘虎传附悉勿祈弟卫辰传》载，北魏道武帝登国年间（公元386~396年）“慕容永之据长子，拜（刘）卫辰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居朔方”。［7］又《魏书·阳平王新成传附子颐传》，元颐“后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于青州刺史，谥曰庄王”。《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也载此事：“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穆泰反对孝文帝迁都洛阳，想让朔州刺史元颐在平城另立，反被元颐报告孝文帝而伏诛，事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而元颐卒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他任朔州刺史比姚薇元和《辨疑》作者所说的孝昌中（公元525～528年）要早二三十年。其实，在正史中，北魏平城时期（公元398～494年）“朔州”、“朔州刺史”出现的频率并不低，如《魏书》、《北史》皆记南入的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先后“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和“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经历。［8］也许持孝昌前无朔州论者会说，这是《魏书》作者魏收依孝昌后建制追记。然而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大同市的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中“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琅琊王金龙妻”的铭文则是当时的实录。［9］于此可见终北魏建都平城的百年间朔州始终存在，而孝昌中改怀朔镇为朔州是迁洛后建镇撤州后于旧制的恢复，决然不会是边州的初置。人所共知，经孝昌中的六镇变乱，昔日的代都已不在洛阳中央政权的掌控之中，《魏书·地形志》于原代都京畿地区政区人口全然失记。因此，早期的朔州不见于史志并不意外，而由此得出孝昌中六镇改州（实际上此令并未真正实行）之前并无朔州的结论便难以成立了。故而《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所载“其先朔州人”的志文是不容怀疑的。
《辨伪》引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的第二条疑伪证据是，“又志云‘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按北魏无此官号”。姚氏书中证《显祖嫔侯骨氏墓志》之伪，除《辨伪》过录的北魏以降领民、不领民酋庶长品秩表，以证北魏并无第一品大酋长外，还以侯夫人祖、父皆不见于史籍，孝文迁洛后改为侯氏的是“胡古口引氏”而非侯骨氏，得出“考之史籍，知系伪造”的结论。诚然，第一品大酋长之称谓迄今尚未在史籍中发现，但并不是未见于史籍的都是不存在的。如，姚先生及《辨伪》作者认为“考之史籍，知系伪造”的侯夫人“考（父）伊莫汗，世祖之世为散骑常侍，封安平侯。又迁侍中、尚书，寻出镇临济，封日南郡公。孝文皇帝徙（姚作从，误）县伊京，夫人始赐为侯氏”，均系造伪者凭空杜撰。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姚先生的判词是错误的，《辨伪》再去征引就不应该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同市灵丘县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461年）的《皇帝南巡之颂》，其碑阴尽刻文成帝南巡随行官员花名，第一列第7行便有“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斛骨乙莫汗”。［10］伊莫汗与乙莫汗，无疑是同名异译，其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正是伊莫汗和平六年的结衔。与《显祖嫔侯骨氏墓志》所记官爵大同，虽少了侍中之衔，却明记其尚书为殿中尚书。《南巡碑》足以证明侯夫人之父的身份及其存在，也说明北魏迁都洛阳后代人改汉姓时，改为侯氏的胡古口引氏，同时也被写作“斛骨”或“侯骨”，此正所谓胡姓无定字也。可惜姚薇元先生没有见到文成《皇帝南巡之颂》，以生此误。
至于《辨疑》作者认为《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的体量不够、有序无铭、用字失当以及夫人身份含糊等，实在有点无话找话、无理说理了。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的《高宗嫔耿氏墓志》之志主，论级别是《辨伪》一文中指出的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中的贵嫔，与侯夫人的“第一品嫔”相当，论辈分是侯夫人的婆婆，其墓志也仅为43.5×38.3厘米。而在《辨伪》中提到的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孝文帝九嫔之一（同样是从一品）的《高祖充华赵氏墓志》是31.7×45厘米。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显祖嫔成氏墓志》，［11］资质与侯夫人完全相同，志石却只有33.8×28.7厘米。依志石面积排队，依次是：
侯夫人志：1684.9平方厘米；
耿嫔墓志：1666.05平方厘米；
赵充华志：1426.5平方厘米；
成嫔墓志：970.06平方厘米。
孰大孰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举三志连同《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四位位等三公的嫔妃，除《高宗嫔耿氏墓志》的志文有序有铭外，其余三志都是有序无铭，如此辨去，则三志皆伪矣。
关于《辨疑》作者指出的《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志文的用字与刻字的所谓不妥之处，“绩”是北朝墓志中的习见写法，用不着说什么，“先”有似“光”字之嫌，因此也被《北魏侯夫人墓志铭》造伪者临写成光字，但属书丹人的书写习惯（可能也与刻工在刻上部短横时由右上而向左下用刀的方向有关），但它与后面第九行首字、第十四行第五字的“光”字明显不同，不当为病。至于“立功累叶”之“累叶”二字更为史籍所常见，如《后汉书·杨震传附玄孙修传》之“遂累叶载德”，《晋书·苻坚载记》之“况君侯累叶载德，显祖初著名于晋朝”，《魏书·萧宝夤列传》之“皇朝绵基累叶，恩均四海”，《周书·王轨传》之“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等等。［12］“累叶”于碑志亦时有所见，如汉《豫州从事孔褒碑》之“继德前叶，清和挺懿”，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元天穆墓志》之“诞累叶之崇基，继重光之盛烈”等。［13］从上引诸例，可见“叶”有世或代之义，而从《后汉书·袁绍传》之“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晋书·匈奴传》，“怀奸者数世而亡，资忠者累叶弥劭，积善余庆，斯言信矣”，［14］以世与叶对举，则知“叶”解为“代”更稳妥。如此说来，错的不是《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志文，而是读志人。《辨伪》作者还指“‘夫存播令称，故[宜]栓铭’之‘栓字用得俗气’”。本来是“旌”的俗体，却被认成了“栓”字，“故[宜]旌铭”变成了“故宜栓铭”，岂止是俗气，简直不可思议。
《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是此志的名称。仅此16字已将志主的身份表述得清清楚楚。“显祖献文皇帝”是其丈夫；“第一品”，是其品秩；“嫔”是其身份，后又出现夫人二字，则强调“嫔”为“夫人”之属；“侯”则是其姓氏。这些交代非常明白，“身份不清”不知从何谈起。
长话短说，如果读者能够从这篇短文读出《显祖嫔侯骨氏墓志》是真而非伪的实情，不要冤枉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注释：
［1］作者王河松，发表于《书法》2002年第3期。
［2］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1，科学出版社，1956年。
［3］《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豫内资洛新出字0028号，出版商：洛阳松鹤斋书艺工作室。
［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85～86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辨伪》作姚徽元，误。
［6］《晋书·地理志》，第429、431、432页，中华书局，1974年。
［7］《魏书》，第2055页，中华书局，1974年。
［8］《魏书》第0857页，《北史》第1043页，中华书局，1983年。
［9］殷宪：《平城北魏书法综述》，《东方艺术·书法》2006年第3期第6页。
［10］山西省考古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70页。因碑石漫漶严重，其文将伊莫汗误释为伊莫干。
［11］上举三志分别见赵万里《集释》图版23、24、25。
［12］《后汉书》第1790页（中华书局，1973年），《晋书》第2924页，《魏书》1321页，《周书》第711页（中华书局，1987年）。
［13］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十四第5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赵万里《集释》图版49。
［14］《后汉书》第2382页，《晋书》第2551页。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