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内陆农村遇到了双重的困难：一是分散且狭小的农户经济适应大市场的困难；二是依然习惯于“指令习惯”的地方官员适应市场经济的困难。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使农民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同时又使农民恢复了原有的四种关系，其生存能力和经验也就越来越相形见绌了。《咱们的退伍兵》中方二虎问柳铁旦：“你这么个壮劳力，怎么四亩地才打了那么点粮食？”柳铁旦说：“人常说，三年可以学成好买卖人，十年也学不成个好庄稼汉。咱是不会种地的农民，以前集体的时候，咱是专挑重活儿脏活干，掏茅坑、垫畜圈、扛口袋，只要工分大就行。真正做务庄稼一窍不通。如今空有一身力气没处使！”其实，买卖人也不是好学的，尤其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产生活浸泡下的农民，更是如此。这不，隔壁院里便传来了秀嫂骂人的声音：“说你是死人吧，你还出气哩！说你是活人吧，心眼又给狗吃了！我看你只比一根长木头多了两只耳朵！”方二虎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秀嫂的丈夫邱老大担了一担南瓜到三岔镇集上去卖，来回跑四十里，又原封不动地担回来了。邱老大争辩道：“你让卖六分一斤，集上都是五分，不担回来怎？”秀嫂骂道：“你不会也卖五分？”邱老大说：“临走你没说哇！”秀嫂气得连话也说不上来，缓了缓才说：“你们看看气闷心不气闷心？整天地来干气闷心的事。今夏天我好不容易磨了几斤豆腐，让他转村村去买，他转了五六个村子，只是担上担子走，不吆喊，谁知道你是干啥的！到晚上又原封不动地担回来了。第二天一闻，全酸了，只好喂了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支部书记袁守成在骂儿子袁宝宝时，道了一句真话：“你搞的那是啥经济？咱们是庄户人，应当老老实实种庄稼？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打下粮食才是真的。”不仅农民是这样，县里的乡里的干部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是措手不及，不知从何处下手。“农村三部曲”中的史乡长、元乡长、毕乡长都是典型的代表。正如《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常绿叶批评元乡长所说的，“这几年你抓乡镇企业，抓下个什么结果了？办了个尼龙丝被厂，买下来原料关门了；开了个糕点厂，做下的点心没销路；盖了那么大的一座高级宾馆，可招不来客人……这些事，你以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就连县里的领导都是如此。老余对常绿叶说的好，“不光你们全乡，全县都一样。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被派到深圳去学外资，水利贷款修了南山的破庙，说要开辟旅游点……”这样看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确有困难。因为，中国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契约化为中心的“市民社会”。小农的生产方式、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村落集居方式，使得血缘地缘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村民行为方式将长期发挥作用。当然，这一套传统的行为方式将会改变其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外部环境，但其内容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也就使得中国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因此，这一切都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的地方政治过程，中国的法律的过程，以及中国的消费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农业经济本来就是一种低效而脆弱的经济，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家庭更是一种脆弱的组织形式。从1985年前后起，中国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农村的家庭则大多是核心家庭，因为农民本身的生存能力和经济就十分脆弱，所以只要其中一个长期患病或残缺或智力偏低，这个家庭便无法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摆脱贫困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的退伍兵》中，方二虎刚从部队转回农村，问鲍富：“日子比以前怎样？”鲍富叹气一声，说：“还不如吃大锅饭时候哩！这话只能关住门说，要让干部们听见，说不定会给咱戴顶反对‘三中全会’的帽子！”方二虎有些不相信，“真的？！”鲍富说：“这还能假了？以前队里照顾咱个残废，平素派咱打扫队部，守电话，收秋收夏看场，干部来了派饭，都是轻省活儿。一年能赚三百来工，再加上哑女参加田间劳动，一年也赚二百来工，虽说工分不高……”这时他的哑女儿拿着几根纸烟进来了，热情地要方二虎抽烟，方二虎接过来点了一支，随手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散给鲍富一支，鲍富不接，说：“我早戒了，连电灯也不点了，省下的就是赚下的。”方二虎抬头一看，只见顶棚上有电线，有灯口，就是没有灯泡。于是，在内陆的农村，更多地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村街上，到处是闲人。一些上年岁的人在墙根底抽烟，晒太阳，一些年轻后生在玩儿童游戏，滚铁球的，打瓦片的，跳格格的，应有尽有。丁字街口那里，一些人在玩“老鹰抓小鸡”。柳铁旦扮老母鸡，在他身后，一个拉一个拉了五六个小伙子。另外一个大个子青年装老鹰，左扑右跳要抓小鸡，可就是抓不住。人们叫喊着，哄笑着，玩得津津有味。
……
方二虎：“怎么你们玩儿童游戏？”
柳铁旦：“没事干，闲得慌。”
大个子：“地里净了，场里光了，秸草切完了，粪也沤上了。别的活儿不会干，只能玩。”
——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
“丽记烟酒中心”，房间很大，柜台后面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纸烟，瓶酒，罐头，糖果等食品。柜台前边的空地上，摆着两张桌子和一些凳子，墙上挂着一些红绿纸条。整个看起来，有点像小酒馆。
夜晚，灯光通亮，屋里挤满了人，大部分都是青年，有的在划拳饮酒，有的在打扑克赌纸烟，有的在相互打逗，满屋子烟雾弥漫，呼五喝六，笑骂声、开啤酒瓶子的响声……混成了一片。
——电影文学剧本《山村锣鼓》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的人身自由。但是，中国的小农经济也因土地家庭承包制而得以全面恢复。农民缺乏公共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平等合作的意识，使得他们的小农生产方式及其观念行为都无法改变。《咱们的退伍兵》中，袁守成对方二虎说过心里话：“以前集体的时候，上级说下放自留地，我下放；上级说收回来，我就收回来。上级让包产到户，咱就分地；上级说抽地，咱就抽。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听上级的。”方二虎萌发了带领村民炼焦走共同致富的思想后，支部书记袁守成找到他，“夜来半夜没睡着，想来想去，我还是劝你别搞什么炼焦……”方二虎问道：“怎啦？”袁守成说：“庄稼人还是以种地为本……”方二虎说：“可咱村地少……”袁守成说：“还少啊！合作化以来，咱村垫起了一百多亩河滩地，如今是，每人均按有一亩几粮田，一亩责任田，能把这二亩地劳务好，既能吃饱，又能穿暖……”方二虎说：“大家不满足只是个吃饱穿暖。”袁守成大惑不解地说：“那还要怎？坐上飞机逛北京？”农民的这些“小富即安”思想，“知足常乐”观念，“好人不经商，经商没好人”意识，更加重了农民精神的局限性。精神的局限性使他们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和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清官”意识与“为民做主”意识根深蒂固的深刻根源。
但是，“清官”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少，地方官吏们“为民做主”的意识也越来越淡薄。这是因为：一是农民与地方官员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已有不同；二是地方官员也要为自己的仕途之路畅通而想，“政绩工程”，“富民工程”自然层出不穷，但这些工程，农民们都认为不能达到“富民”的“政绩”；三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有些地方官员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腐败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农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农民之路上来，这就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而农民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缺乏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和契约性的章程与制度，来规范和解决自己共同的事务。而马烽和孙谦创作的“农村三部曲”，形象而生动地论证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在农村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应该达到统一。要做到这一点，人是最关键的。而且，两位老作家还给我们塑造出了三个活生生的广大农民心目中真正的能够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别人”。他们具有共产党人的传统品格，他们心中装着广大村民，富有高瞻远瞩的胆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又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但他们不是地方官员，而是生于村落却在村落之外锻炼或从村落中成长的出类拔萃的农村先进青年。他们既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潮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也是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的领头人。《咱们的退伍兵》中的方二虎，复员回到家乡“乱石沟”村，面对家乡的贫困户和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坚定地与村民们一起办起了土法炼焦厂，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伙儿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刻苦学习专业理论，争取与外县联营，建设现代化的大型机焦厂。《山村锣鼓》中的费成树，考上大学却因自己的父亲有病住院没有上学，被村民们选举为“红土沟”村的村主任。他面对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戳子”的烂摊子和拖欠银行三万元的贷款，带领广大村民因地制宜千辛万苦地创办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也并没有满足，不仅要办马赛克厂，还要利用本地资源建耐火材料厂、电磁绝缘厂，要一步一步将红土沟建成“瓷都”。《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女青年常绿叶，面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村里的汉子们都纷纷拉着牲口外出挣大钱去了，村里的地撂荒了，有的农户因缺少牲口而无法耕种，她挺身而出，用准备盖新院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户老弱妇孺残疾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带领这些村民科学种田，发展养殖业，抓粮食深加工，为黄土坡村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她也对此不满足，她的目标是要将种植业、养殖业、深加工一条龙发展，办屠宰厂、罐头厂、皮毛加工厂、淀粉厂、榨油厂和粮醛厂等等。
但真正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要想让中国农村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光依靠几个这样的“别人”是不行的，最根本的出路是要让所有的广大农民形成对超过各自利益之上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组成高度自觉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中，需要有公共精神的农民，需要有平等协商合作意识的农民，需要有制度与体制意识的农民，需要有超越中国古代的忠义原则和契约原则的农民。倘若没有这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识，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村，就无法走出传统的村落文化的篱墙，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中国农村五十年爱情观的变迁
马烽、西戎和孙谦都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家，在他们的电影文学创作中都写到了爱情、婚姻与家庭，每每都有完满的结局。这些爱情不是卿卿我我，甜得发腻，娇得发嗲，而是将爱情与高尚的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与创造新生活的共同志趣结合在一起，健康明朗，催人奋进。但是，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自然，爱情观也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剧烈或渐进的变化。当然，不同时期的电影剧作中对爱情的表现与注释亦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马烽们电影文学剧作中的各类爱情进行梳理，便可看到五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人们爱情观念的种种变化，并挖掘其中深层次的社会根源。
在20世纪40年代，全民共同抗日，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时代主题。正在为捍卫祖国尊严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英雄，便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的偶像。《扑不灭的火焰》中蒋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自然成为魏玉梅追求的对象。而英雄蒋三爱的也自然是一个泼辣干练、健康端庄的女人。所以，这个人物的出场，剧作中写道：“魏玉梅是一个约二十二、三岁，风度端庄，眉目清秀的妇女”，她不仅关心蒋三的冷暖饥渴，给蒋三送馍做鞋，缝衣补衫，而且胆识过人，敢于和日伪军周旋作斗争，在敌人的狱中与蒋母同甘共苦。为了蒋三被敌人打得浑身是伤，连蒋母看了都心疼得不行，但她极自豪，说：“妈，我和他虽没正式结婚，可我总是他的人了。”蒋母哭着说：“不准再说这话了。你是我的好媳妇，是妈的亲闺女。”从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益、权力、金钱在爱情面前不堪一击，为了自己心中的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去死都行，真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故，二者皆可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