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二作都力避正史的“是非”确定性，“本质”规律性，而代之以模糊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历史显得异常复杂混沌。《丰乳肥臀》开篇写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军医却又为难产濒死的母亲接生；土匪沙月亮的“游击队”打起日本来倒也勇猛，可是在他们进驻村上后，却将教堂做了驴圈。沙月亮纵容士兵杀人放火，甚至轮奸了上官金童的母亲。后来为自身生存发展，沙投日做了“皇协军旅长”。这个做了汉奸的沙月亮忠于爱情，对长辈孝顺，在最后被共产党抓住处以极刑时，表现很硬气，也很像条汉子。大地主司马亭、司马库弟兄在国难当头之际，不仅倾其家资组织武装英勇抗日，且人也较善良正派磊落光明。在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中，他们的骑兵大队被对方的军队包围，对方让一些百姓打头阵攻击他们，他们为了保护百姓，下令全体投降，致使众弟兄多数被杀。但他们并非完人。尤其是司马库，这是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他人性中最突出的东西是好色。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都要千方百计弄上手，甚至连妻姐、小姨也不放过。在政治斗争上，他有些优柔寡断、心慈手软，他的骑兵大队当年也曾将对手包围过，但他在将他们进行过一番恣意羞辱戏弄后，放了他们一条生路。正是这一放，给自己一方的全军覆没埋下了伏笔。司马库被捕后好不容易逃脱，但在几年后，对手将司马库的岳母、大姨、小姨、孩子关起来作人质捆绑吊打，胁迫他投降时，他毅然出来自首，最后被杀。倒是他的对手，那个共产党的头目蒋立人，后来改名为鲁立人的，实在是一个阴险、狡诈、虚伪、出尔反尔的小人。尤其是那种凶残，简直令人发指。比方，在对待司马库等人的态度上，实在是赶尽杀绝，甚至连司马库年幼的三个孩子也被判处死刑，当众杀死（其中男孩司马粮逃脱未死）。这部小说调动夸张、变形、象征、暗示、寓言化、荒诞化处理等多种艺术手段，传达出一种与主流历史观、政治观、战争观完全不同的观念，这里不一一赘述。《白鹿原》是一部以家族斗争、文化冲突取代阶级斗争、政治冲突的小说，自然也应归入新历史小说之列。作品在表现共产党、国民党、土匪、军阀等几股势力时，秉持的态度同样有点近似于“新写实小说”作家所倡导的“零度写作”。这种相对客观冷静的姿态是否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或是儒道相济？小说中最具革命性的人物无疑是黑娃，但当革命胜利后，他却被杀，而真正执掌权力、享受“革命”成果者却是投机革命的白孝文之流。这同样表达了一种迥异于主流历史观、政治观、战争观的全新观念。但《白鹿原》与《丰乳肥臀》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相比之下，《白鹿原》要显得温和得多，似乎更接近“零度写作”。或者更确切一点说，陈忠实在“艺术节制”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上世纪90年代评论家吴福辉在论及沙汀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时说：“他的理解力，表现为一种控制力。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潜藏。不露声色，却使你更感觉到深层的心之跃动”（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但不管怎么说，《白鹿原》和《丰乳肥臀》都在质疑主流历史观，都在着力于生活复杂性的表现却是毫无疑问的。这一观念的嬗变应是“新历史小说”之“新”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所谓“正史”由于与政治功利距离太近了点，故它不一定就“真”；所谓“野史”由于来自普通百姓的眼睛和心灵，故它却不一定就“假”。艺术所追求的并非具体生活事件之“真”，而是时代心理之“真”，历史精神之“真”。故我认为这种观念的嬗变实在是中国历史小说之进步。
其次，它们均属个人的、主观的记忆，而非阶级的、集体的记忆。作品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某种思想的光辉、阶级的搏斗、政治的较量，而是普通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具体可感的生存状态、生命方式，“抽象”、“生硬”的历史因此被融注到了具象的弹性的人生命运和人性内涵中。于是，充斥作品的是人的情感生活、文化习俗和富含情趣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丰乳肥臀》中，“母亲”是正义、真理、公允、善良的象征。小说中，一母所生八女一子，每一个人都演绎出一段或慷慨悲壮，或凄艳绝美，或九曲回肠，或沛然荡气的故事。小说中最具活力的人物如蒋立人、沙月亮、司马库、鸟儿韩、哑巴孙不言、美国人巴比特都是“母亲”的女婿。而上述诸人的孩子便都是她的孙辈。这样，一切死去活来的爱、刻骨铭心的恨、血糊拉杂的斗便都发生在她身边了。儿孙都是娘身上的肉，他们的所有喜怒哀乐便都与“母亲”息息相关。“母亲”成为一切生命形式的奋不顾身的捍卫者，一切温情慈爱义无反顾的施予者，一切诚信忠义满腔热情的倡导者，一切奸谋狡计旗帜鲜明的反对者，一切暴力血腥毫无保留的唾弃者。在这里，所有故事都是新的历史观、政治观、战争观统领下的“有意味的形式”。所有“意味”又都是融渗到具体可感的人物的生存状态、生命形式、命运演进中的。人性成为作家凝思运笔的真正着力点。在这部小说中，“丰乳”是贯串始终的一个意象，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它有着日月星辰般的璀璨，也具备布帛稻粱般的寻常。当上官金童贪婪地抚摩着、吮咂着它时，诗人般的浪漫直如天风浩荡，哲人般的玄思宛若山泉喷流。而这个意象却又是最庸常最世俗的。一个终其一生都无法离开女人乳头的男人的记忆大约不可能不是纯个人、纯主观的。这个“丰乳”既是一个生动的意象，又是一条情节结构的线索。由它串联起来的那些充分感性化的故事莫不是温馨甜蜜、销魂荡魄的。一部《白鹿原》，各色人物不下四五十人，其精神领袖既非国民党员岳维山，也非共产党员鹿兆鹏，而是力主淡泊名利、中庸平和、以人为本、与人为善，耕读传家、诗书济世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无论是国共两党的争斗，还是白鹿两姓的抗衡，其是非判断都只遵循朱先生的价值标准。而这个标准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只能是属于个人的，主观的。但毫无疑问，它又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而也是属于最大多数的普通人群的。小说以白鹿村为舞台展开的那些生活场景，兼具深刻混沌的哲理内涵、浓郁芳冽的生活气息，扣人心弦的叙事效果。由此形成史与诗的结合，生发出充盈全篇的恢弘气度。关于对历史小说创作中张扬个人记忆、主观记忆的理解，绝不能局限在艺术本体的范畴内，事实上它正是维护历史的真正的“本质真实”的需要。2001年，适逢诺贝尔文学奖开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曾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过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提出：希望文学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自己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以意识形态来叙述的历史与政治谎言。——这段话难道不值得中国作家深长思之吗？
再次，基于人性内涵的充分揭示，作品中的历史自然变成了“非英雄”的历史、世俗化的历史、欲望的历史，人物形象自然成为人性复杂性的载体，于是历史演变与人性间有了某种若隐若现的关系，偶然性事件成为历史演变的一大动因。两部小说中，无论是事必相关的主要人物，还是偶一露面的次要人物；无论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大男人，还是婆婆妈妈、力难缚鸡的小女人；无论是须发如雪、蠢笨痴呆的耄耋老人，还是乳牙未蜕、稚气纯真的儿童少年，作者都一视同仁赋予他们立体的形象。性格的复杂来自人性本质的复杂。人性的凸显使小说人物总是难脱世俗化的羁绊，总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欲望。于是，“历史”中再也看不见高大全的英雄了。英雄与细民间的区别只在大欲望与小欲望而已。欲望的产生无规范可言，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故事情节，或曰“历史”由此获得了向前推进的动能。这是一个“链”，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链”。这与主流历史观相去何远！享受充分的自由、民主、尊严，保护既得财富、权势、异性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并进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民主、尊严，夺取更多的财富、权势、异性以供自己享用，固然是司马库抗日、反共的动机，难道蒋立人就不是吗？蒋立人的漂亮言辞只是欺世盗名，妄图满足更无耻的欲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鹿兆谦、白灵、鹿兆海、甚至朱先生又何尝不是呢？只是那“欲望”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新历史小说并没有否认历史上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争斗事实，但对争斗原因的解释却是：这一切都源于人的灵魂底部的权力欲望。”“与权力欲望交织在一起的往往是性。新历史小说又回到了‘为美女海伦而战’的古老模式。权力、女人，既成为战争（争斗）的动力，又成为战争（争斗）的目的。”（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八章：重说历史》）
上述“新历史小说”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血色码头》的创作所需要认真参考的。
（获山西省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