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此文作于2007年3月，同年《山西日报》摘登。《名作欣赏》2013年第4期、山西省作协《创作研究》2013年第1期刊登全文。2013年1月，高增德先生“速朽斋”中的郭氏遗稿，以《郭象升手稿拾遗》为名分上中下三大册，由三晋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1949年后郭象升著作首次在山西出版。
鲁迅五题
下面这一组旧稿，离现在远的有二十年以上，近的也有七八年了。二十年前我刚到太原，下班后一个人关在宿舍里读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读得入迷，还做了不少笔记。那样的环境和心境后来再也没有了。读过一遍，精神上仿佛经受了一次大的洗礼。二十年间我到过上海、广州、绍兴、西安，自然还有北京，每到一地都忘不了要腾出时间去寻访鲁迅先生的踪迹。北京的宫门口西三条去过多次了，不管周围环境怎么变化，那个带着“老虎尾巴”的小院所独有的气场，每次去了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有时挺羡慕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二十年前读《全集》，是妻子从学校图书馆一次次借来的，读完两三卷，还回去再借。2005年版《全集》出版时我订购了一套，拆掉包装后放进书柜，当时发愿要从从容容再读一遍的，无奈岁月蹭蹬，现在才读到第二卷的《野草》。我早已过了先生写《野草》的年龄，如今读着《野草》却感到自己还是年轻。“五一”小长假“宅”在家里，翻出一些旧稿来看，很有些像是被先生夹在《雁门集》里的腊叶的感慨。我挑了几篇章在一起，算是给自己留个纪念吧。
也有几分诘责的意思：这一遍何时才能读完呢？2013年5月2日记。
多几个呆子
30年代初，鲁迅寓居上海，过着“打杂”的生活，日渐“心粗气浮”起来。也就在这时，一篇篇震古铄今的杂文“应时”而出，“给寂寞者以呐喊”，“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也就在这时，“三闲书屋”悄然诞生。这书屋是先生手自经营的，其旨专在介绍“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的抗争，给苦难的同胞以养分、以力量。当最初的《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出版时，他写了一篇广告词：“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今天的人们，于声光电色尔虞我诈的生活中，听惯、看惯了种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广告，早已经连“广告”二字也嫌恶得必欲除之而后快了。现在看了六十年前鲁迅所作的广告，会怎么想呢？兴许会生出许多感慨。事实上，鲁迅哪里是在作广告？你看那字字句句，分明是他全人格的写照。艾青说“一首诗就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而鲁迅，即使做广告也倾注了他的全人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呆得可爱。这还不算，还有呆论呢。有一回鲁迅向许广平夸奖出版界一位朋友（也就是与他合力出版《北平笺谱》的郑振铎）为人处事都很老实，末了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正是这样的“呆子”吗？
《人民代表报》1992年1月25日
鲁迅与山西
读罢《鲁迅全集》，我感到有点遗憾：鲁迅先生怎么从没到过山西呢？
1924年暑假，鲁迅先生应邀去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那时他们一行十人途经三门峡，挨着山西的南端泛舟黄河而西行，却没有船泊东岸，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留下他的足迹。这怎能不让山西人如我者感到遗憾呢？
不只是遗憾，也有感奋。我的感奋是读到下面的文字时引发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这段文字见于《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老十三旦是山西梆子名演员，享誉京华。他原名侯俊山，艺名喜麟，洪洞人氏，与我同乡。
当然，当我看到鲁迅先生为“中国也竟糊涂到不知”山西籍刻工“张老西”的真姓名而感叹；看到《在酒楼上》那个在太原教书的吕纬甫，竟不能在太原城里买到一朵剪绒花时，也引起我的感奋。而使我感奋最深的，自然还是鲁迅1933年6月20日致太原榴花艺社（1933年春成立的木刻艺术团体）的那封信了。它使我遗憾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鲁迅先生的足迹虽然没有到过山西，但他的手泽，他那热切关注的目光，在那时却穿过重山阻隔惠及于此。我的心情实在不啻于出家人得到一块佛骨。信不长，全录如下：
榴花艺社诸君：
十一日信及《榴花》第一期，今天都已收到。征求木刻，恐怕很难，因为木版邮寄，麻烦得很。而且此地盛行白色恐怖，仅仅主张保障民权之杨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杀，闻在计画杀害者尚有十余人。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别人极难会面，商量一切。但如有小品文，则当寄上。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此复，并颂时绥。
鲁迅
六月二十日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六月二十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天午后，鲁迅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据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秘密通告《钩命单》，除了杨杏佛，鲁迅也在被“钩”之列，随时都可能遇难，自然是“不能公然走路”了。然而，就在这顶悬利刃的危难关头，鲁迅先生毅然跨出门去，而且特意把钥匙留在家里，以示决绝。“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无怪乎当时与鲁迅并肩同往殡仪馆的许寿裳，十多年后追忆他的这位畏友时，仍按捺不住无限敬佩的心情，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兴许是慑于先生的震怒，抑或是感于先生的大义，蓝衣社的特务们没有下毒手，我们的鲁迅先生安然返回了他的寓所。随后，即在“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心境中，遥望北国，伏案拈笔，给远在太原的不相识的青年朋友，写了上面这封诚恳、切实、极具指导意义的信。我想，仅此一端，就足够使山西的文艺家们作为永恒的纪念了。
《人民代表报》1992年3月28日
鲁迅铭记恽铁樵
李国涛先生1月25日在太原晚报副刊提及，恽铁樵主持《小说月报》时，经手发表了鲁迅第一篇文言文小说《怀旧》。国涛先生认为：“这也该算是文学史上可记的一笔吧。”
我想起恽氏当年为这篇小说写的一段批语，是这样的：“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能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寥寥数语，在恽氏不过兴之所至。但，它却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评论鲁迅作品的一段文字。大哉若鲁迅先生，晚年已记不起这篇小说的标题和署名，然而却清楚记得恽氏其人、批语其事。他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
平缓的语调中，我们看到大师对一位编章的感念。
《太原晚报》1997年12月9日
傅山与鲁迅
丁刊《霜红龛集》有两首五古，都写到老虎。枕侧读之，睡意顿消，神清气旺者久之。卷四《柏窊》：“窗外有虎迹，窗中冥坐吟。彪炳此畏友，总胜奴文人。”卷五《遇虎有作》：“轰传吾遇虎，讯问劳朋友。惊询遌彼时，何如心动否？回想加谛忆，恐怖实未有。文章不彪炳，声气雌吱狃。攫搏亦自雄，吾终以为狗。”据丁氏《傅青主先生年谱》，这两首五言古诗都是傅山晚年所作，相隔仅六年。前诗作于康熙十四年（1675），时年六十九岁。柏窊，据闻就是中阳县产柏籽羊的所在。凭窗见虎迹，不惊不惧，而想到交友，摒斥奴性十足的文人。后诗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时年七十五岁。这一回不止见到虎迹，更见到“白额狰狞”的老虎，但亦“恐怖实未有”，且由此想到为文，厌弃“攫搏亦自雄”，终归“声气雌吱狃”的狗文。
傅山是“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的，唯其如此，虽慨叹“触目难为群，何必在禽兽”，但到底修养了一副坚贞雄迈的心力，足以彪炳千秋，为后世范。
鲁迅晚年，落寞孤怀近于傅山。《半夏小集》（七）表达了与傅山同样的心志，但更决绝，更彻底。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胖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肥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手头适有这篇文章的手稿影印件，末句原为“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在世界上有什么用！”改成现在这样，足见先生对癞皮狗厌恶已极。
傅山和鲁迅，都有一副坚贞雄迈的心力，绝无鄙吝之心。尝见文人，大作不断，频年见诸报端，时或“攫搏亦自雄”，而精神境界终未见提升。当以傅、鲁二公文字药之。
《火花》1998年第2期
鲁迅的“厚道”
韩石山先生的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颇具视觉冲击力。作为学术著作，我喜欢韩著的叙事风格，对有的观点则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举个例子。
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韩著考证出鲁迅开列“青年必读书”的书目在胡适、梁启超、徐志摩之后，但后来鲁迅自己“添加”开列书目的日期把时间故意提前了。其实两年前胡适、梁启超已各有书目公开，鲁迅“添加”日期（二月十日）想“避开”什么不是徒劳吗？至于要“避开”徐志摩就更没有必要了。徐志摩开的书目有八本外国书、两本中国书（实际是两个半部），这与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鲁迅更讲出了一番道理）而已。鲁迅要“避开”什么呢？莫非怕读者看见他和徐志摩的意见雷同？或者担心别人说他受了徐的影响？倘若预先真有这样的考虑，为什么不在当初投票时就索性写上，而偏偏要等到编《华盖集》时才来“添加”，那不是太迟了吗？
由此我想，如果那个日期真的如韩著所说是“添加”上去而且错了，恐怕只能看作是一处笔误。况且韩先生在序言中称，他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照此看来，则上述关于“添加”一事的考证愚以为不做也罢。
接下来，韩著引述鲁迅曾经应友人许寿裳之请，给他的儿子许世瑛开过书目，便说：鲁迅只给好朋友的儿子开书目，“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这就不厚道了”云云。我想这是另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依我看，给好朋友的儿子开书目面对的是个体，而在《京报副刊》上登“青年必读书”面对的是群体和社会，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有所区别正是应该的，理性的。从这里正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和社会的担当，他“对年轻人怀着无限的好心”（巴金语），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负责的，不像徐志摩似的借此“玩起了花样”。当然才子型（也有非才子的一面）的徐志摩借此玩点花样，本色如此，也饶有趣味；而鲁迅式的回答更耐人寻味，促人思考。
记得鲁迅后来解释为什么要开那样的书目时，拿喝酒作比喻，说他年轻时喝酒伤了身体，后来便劝年轻人尽量少喝或者不喝，甚至说他就是开了棺材铺也不会歌颂瘟疫等等。这也正可以看出鲁迅的厚道。
再说，鲁迅写《青年必读书》在前，许寿裳回忆鲁迅给他儿子许世瑛开书目在后，倘若真的两相对照就显出了鲁迅的“不厚道”，则鲁迅生前这位厚道的至交，怎么能不为贤者讳，任由他的一支“董狐笔”陷亡友于不义呢？
写于2005年12月，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9期
章太炎绝食后复食与鲁迅无关
鲁迅先生对于太炎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