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临终遗嘱中，他自称“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明史·太祖本纪》）。葬地在南京，名孝陵。康熙帝南巡到此时，题“治隆唐宋”碑，如今仍屹立如初，供人凭吊！
过去的研究已给予朱元璋许许多多的评价，或致意丁朱元璋的集权政治，说他废除了丞相制度，集大权于一身，表现出过度的集权欲；说他重惩贪蠹，时常将贪官剥皮实草悬挂于城门之上；说他大杀功臣，残酷至极。或关注其经济思想中的复古倾向，强调他建立桑、麻田，严格推行礼仪服饰的等级制度都具有乌托邦色彩，是典型的拉历史倒车。还有的批判其推行严厉的禁海政策，将中国与世界孤立开来，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落伍。
其实历史人物首先是人，自然有决定人之行为的各种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朱元璋出身贫寒，缺少读书习文的机会。但他却尊重知识分子，注重养士。当他打下徽州时，地方老儒朱升告诫他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表明了知识分子已与之建立了相互合作的默契。他根据自己长期生活于民间的经验，在基层政权之外，辅以“老人制度”，就是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六七人或十数人参与乡村社会的管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长者、寿者的尊重，这自然成为赢得民心的好办法。他通过减免赋役、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传统政权常用的手段，将民众凝聚到新政权下，不仅让其治下的百姓称颂不绝，甚至还让后世的民众反复回忆。在永乐时期，要是“让他们的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这样的感慨仍时常能听到。我在一本史书中读到一个传说，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让其长子朱标去西安考察，谋划着将国都迁回长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正统、特别强调礼仪制度，朱元璋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到这样的国情，且奉若圭臬，并付诸实行。譬如他还建立申明亭，让过往行人能接受到礼仪的熏陶，他提倡建立社学，让更多的子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养。他倡导恢复古代的乡饮酒礼，让世人在公共活动中培养和谐的观念。朱元璋将这些做法概括为“从周”，固然包含了美化周朝的意味，特别是他效仿周朝的分封制，分封诸子为王，衍生出在其身后不久就充满血腥的四子朱棣与长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之间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这本身就是对朱元璋礼法国家体制的无情否定。但朱元璋对长期以来总结出的远古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却体现了对文化本位的坚守，明代享国近270年，官民对传统文化本位的坚守是一个重要机制，乃至明王朝灭亡之后，仍有大量的明朝遗民很有骨气地生活于大清之世，直逼得清王朝放弃过去元王朝曾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而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奉为正朔，“复古”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不亚于“开新”。
朱元璋的“开新”之举亦不乏。他允许人民自由开采矿冶，铁、铜、锡、铅产量增加，带动了当时相关手工行业的发展。他将匠户分成住坐、轮班两种，轮班的除分班定期轮流应役以外，其余的时间归自己支配，住坐的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归自己支配，制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这对于市场商品的扩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都具有积极意义，且极大地解放了元朝奴隶制式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朱元璋鼓励商业活动的开展，除铸造大中通宝铜钱外，还发行大明宝钞纸币，极大地方便了商人的携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自己阅读奏疏的负担加重了，这又驱使他改革奏疏制度，制定了建言格式，倡导了简洁明快的文风。这些都是“洪武盛世”的基本指标。
康熙帝题写的“治隆唐宋”碑，当是对其“复古”和“开新”两方面作为的整体评价，或许也包含了其文化政策的进一步明确。对于治国者言，无论是“复古”，还是“开新”，都得以是否“务有益于民”为取舍，既不应因属于“复古”的部分就一味否定，也不应以打着“开新”的旗号就给予支持。当下市场经济下金融系统的过度“开新”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8年11月29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