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戏剧文学
第一节 建国后17年的重庆戏剧文学
1949年重庆解放后，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一批部队文工团、队随军来到重庆。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镇江部队文工团、12军文工团、50军政治宣传队、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文工团等。接着，又先后成立了重庆市文工团、西南革命大学文工团、西南人民文工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团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等。1954年，随着西南行政大区的撤销和部队、地方体制的改革，绝大部分的文工团、队被调走、撤销、合并或改组，最后只留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和重庆市话剧团。1958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迁往成都，重庆市话剧团成了重庆唯一的话剧专业表演团体。但是重庆各区县以及各大工厂都有剧团或文工团演出话剧。
新中国诞生初期，重庆话剧从数量来看进入了比抗战时更可观的时期，分别创作、上演了中外话剧《红旗歌》、《闯王进京》、《思想问题》和《考验》等，其中《红旗歌》（鲁煤、刘沧浪等编剧）演出百余场，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众情绪是一片欢欣鼓舞，重庆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生的社会生气勃勃、一派兴旺的景象。新的时代赋予当代剧作家新的历史任务，广大戏剧工作者发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的解放，歌颂建国后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在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主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政治热情和崭新精神风貌。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生活，已经成为这一阶段话剧创作的总主题，即便是那些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剧作，人们也可以透过作品感受到作者对新社会、对新生活强烈的追求和无限的憧憬。
重庆话剧20世纪50年代创作很少，演出的大多是当时已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话剧作品。编者注：话剧演出资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重庆日报》。安波的五幕八场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1954年由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搬上重庆的话剧舞台，话剧反映的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歌颂党在过渡时期中对农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的正确性。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演出了胡可的话剧《战线南移》，表现1952年秋我志愿军某部在朝鲜战场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话剧塑造了英雄人物周金虎以及落后分子副师长耿忠信。前者有理想，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制定了一套“先进的”的战斗方案，但遭到具有落后保守思想的耿忠信的反对，他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和发展，故步自封，犹疑不前。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是突出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号召一种刻苦钻研勇敢进取的精神。市文工团1955年演出了艾明之的四幕七场喜剧《幸福》和朱一震、陈侣白的话剧《种橘的人们》。前者通过一对青工―优秀积极的刘傅豪和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王家有对待劳动、生活、爱情的不同态度，阐明了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才华无私地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是幸福的生活道路。后者展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歌颂了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胜利。1958年市话剧团上演了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红色风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创作，金山执笔）歌颂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英雄气概，塑造了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施洋、林祥谦的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同年上演《青春之歌》，反映一群大学毕业生在农村的劳动生产中自我改造的过程，说明了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剧作及时配合了党所提倡的上山下乡的政治号召。
20世纪50年代重庆话剧演出题材内容丰富多样。演出剧目中，现代剧目占很大比重，除以上剧目外，还有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四十年的愿望》、《一个木工》、《在新事物的面前》，表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春华秋实》，反映革命战争和革命英雄人物的《海滨激战》、《刘胡兰》、《胜利渡长江》、《战斗里成长》，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和多方面社会生活的《同甘共苦》、《草原之歌》、《小二黑结婚》、《抓壮丁》、《同志，你走错了路》，演出剧目中还有一部分是“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日出》、《北京人》和苏联剧作《美国人民的呼声》、《俄罗斯问题》、《保尔？柯察金》、《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尤利斯？伏契克》等。
由于话剧是普通大众所能够和乐于接受的样式，再加之话剧反映生活的现实性和迅捷性，因此话剧总是受到政治家们以及革命文艺家们的关注和重视，并使这一阶段的话剧呈现为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作品的政治功能逐步被强调到了极畸形的高度，另一方面是作品的艺术审美功能的极度衰减。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话剧创作和演出，一方面显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是对话剧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政策的要求，使话剧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不少作品题材内容过于狭窄、艺术手法比较稚嫩、人物形象还嫌单薄，导致这一时期话剧佳作不多。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集中展示了解放以来话剧创作和演出的成绩，但是也集中暴露了话剧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严重程度。第一届全国话剧演出之后，中国作协举行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开始抨击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使反公式化、概念化成为可能。重庆评论界对话剧的“卖座不好”缺少观众，“干巴巴和老一套”，缺乏“样式、风格、独创性”进行了批评和反思，呼吁“让观众们少听些枯燥乏味的正确言论，多感受些真正的美和火热的激情”。
1956年重庆市文工团排出了独幕剧《归来》、《家务事》等几个在全国话剧会演演出受到普遍欢迎的优秀剧目。《归来》大胆干预生活，揭露了新时代的陈世美。剧本通过一个家庭的纠纷，塑造了一个坚强的战胜个人生活不幸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揭露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百货公司副经理王彪丑恶的灵魂。1957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剧作五幕七场，描写了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爱情生活，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活、爱情和家庭。同年还演出了四幕抒情喜剧《三星高照》，通过三个青年工人对爱情、荣誉的不同态度，歌颂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人们，他们互相帮助，不断改造自己，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加强集体主义观念。难得的是剧作展现了青工们的爱情，岳明和安太同时爱上了团支书春妮，而春妮爱的是大公无私的岳明。在第三幕，安太被迫躲在衣架后面，发现春妮和岳明在一起试验胎具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汽缸时，使他不安和激动的不是春妮爱上了岳明，更重要的是终于意识到人们都在为了别人献出自己的力量，最后终于成为了生产突击手。剧中三位青年突击手各有性格特征，剧作写出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展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复杂的内心变化。1962年市话剧团演出了反映部队生活的喜剧《哥俩好》，剧本塑造了一对新参军的孪生兄弟陈大虎和陈二虎，他们外貌相同，性格迥异，哥哥踏踏实实，弟弟却总幻想立个大功，成一名战斗英雄，矛盾就此展开，最终弟弟经过部队生活的锻炼，纠正了脱离实际的幻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剧作风格风趣活泼，人物性格鲜明，“在导演上有新的尝试：如演员的独白，导演采取了一些戏曲的传统表现手法，比如向观众发问，演员走出了幕线等，表明了导演对突破舞台空间限制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话剧的主题是对国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1960年的《降龙伏虎》反映1958年山区人民在大办钢铁的运动中，为了把矿石从山区运出，在河道上架设桥梁的故事。剧本塑造了两个迷信保守思想的代表，一个是怕河神报复的老农民，一个是认为三个月不可能架起一座大桥的尹工程师，最后终于奏响了大跃进的凯歌，整出戏充满了乐观向上、气势磅礴的大跃进氛围。1961年市话剧团演出了四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剧本通过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揭露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歪曲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说明无论在任何工作斗争中，只要违反了毛主席的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并导致工作的失败。同年还上演了《记忆犹新》，反映抗战胜利后，我与美蒋的斗争。我军指挥员从容不迫、勇敢果决，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反派人物则老奸巨滑、阴险毒辣。1963年话剧团演出了席明真改编的话剧《红岩》。此外，还演出《好帮手》、《应尽的责任》、《年青的一代》等剧。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话剧界对全国文艺运动积极呼应，参与对田汉及其新编历史剧的批判编者注：1961年3月8日，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田汉曾来渝视察工作。配合这时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政治任务，诸如打倒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在话剧创作和演出方面陷入了停滞和倒退。
第二节 《四十年的愿望》等话剧创作
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大会不仅检阅了建国初期话剧艺术的成就，而且还总结、交流了话剧创作、演出的经验，探讨了话剧艺术的发展道路，它预示着起步阶段的当代话剧已开始向成熟迈进。这两个剧本的题材，都出于重庆钢铁公司，演出获得了成功。《四十年的愿望》1952年由李庆升、石玺、石曼、田广才、赵锵编剧并正式演出，随后不断修改，1956年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剧本获创作二等奖。该剧本195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发行。剧作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生产的钢轨修建成渝铁路，歌颂了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积极性和卓越的智慧。剧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重庆市的第一个自己创作和演出的话剧。
1959年重庆市话剧团创作演出了喜剧《红花朵朵开》。剧本描写一家百货商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群众，通过斗争而实行了全面的革新，商业工作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大大加强，反映了人们团结友爱等崭新的精神风貌。同年重庆大学学生自己编导和演出了话剧《新的一课》。话剧通过某大学热工系师生利用一个废汽轮机自己修建一座三千瓦发电厂成功的故事，反映了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教育方针的正确性，写出了高等学校在教育方针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剧本刻画了一个具有典型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教授赵主任，他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们的行为采取袖手旁观及希望它失败的恶劣态度，最终在党的教育下和事实面前受到了教育，话剧告诉了人们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帮助是无微不至的，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1960年市话剧团创作并演出了喜剧《红日照山城》，剧本描绘了大跃进带来的城市生活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公社化运动中街道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城市家庭妇女由于建立了街道公共食堂、托儿所、生活服务社，使她们摆脱了“围着锅台转”的繁琐的家务劳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随着生产生活的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友爱，并且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风尚，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得到普遍发扬。
重庆作为大工业城市，企业众多，为话剧提供了很重要的创作资源，也因此产生了众多当时影响较大的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话剧作品。主要有1964年由市话剧团集体创作，石玺、田广才执笔的话剧《比翼高飞》搬上舞台，剧作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里，嘉陵皮革厂和长江皮革厂的工人们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比翼高飞。该剧本发表于《四川文学》1964年4、5月合刊。
另外在1965年9月1日至10月10日在成都由西南局举行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上，重庆市职工业余创作演出了两个独幕剧《师徒三代》（重庆机械工人集体创作，活力职工业余文工团改编演出）和《万紫千红才是春》（重庆裕华纺织厂集体创作演出）。《师徒三代》反映的是生产高潮中，师傅李志刚不愿向解决了生产难题的徒弟学习，在外地的师爷却找上门来取经，甘拜徒孙为师，最后帮助李志刚解决了思想问题和技术关键，促进了生产新高潮。《万紫千红才是春》是独幕方言话剧，表现的是工业战线生产新高潮中比学赶帮超的情景。剧中三个小组开展三姊妹竞赛，抓住竞赛中先进与后进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批判了“先进最辛苦，后进挨屁股，中游最舒服”的朝后看思想。剧本教育人们：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前进。剧本树立了一个榜样尹先华，她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从不自满，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善于启发大家的思想觉悟：“我们多消灭一个布面上的疵点，多织一匹正布，就是多支援越南人民一分力量，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1965年重庆钢铁公司职工集体创作的独幕剧《学到了吗？》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参加劳动拜师学艺，青年技术员王凡抱着个人主义的打算，为最终脱离劳动而参加劳动，不积极改造思想。由于思想技术都不过硬，在造成严重未遂事故以后，又我字当头，不正视自己的问题。老工人洪师傅循循善诱，及时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使他朝着劳动化革命化的大道前进。以上三出戏善于以小见大，从工厂实际生活中抓取事件，通过戏剧矛盾反映当时的重大问题。剧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都比较鲜明，先进人物形象都光辉高大，他们善于把本岗位的具体工作与革命理想统一起来，作品以此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业绩和先进人物，歌颂了伟大的时代。
此类题材的群众业余戏剧创作还有重庆铁路分局工会创作的独幕话剧《火车开来的时候》、大明纺织染厂工会创作的独幕话剧《姐妹同行》、重庆钢铁公司创作的独幕讽刺话剧《哎呀呀，美国小月亮》。
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思潮的影响，以及自上而下地强调文艺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直接导致了本时期剧坛出现了大批从不同生活侧面反映形形色色阶级斗争的作品。可以说，在话剧创作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已成为这一时期剧作家普遍的追求与检验世界观是否得以改造的重要标志，以致反映现实题材的剧作遭受重大的挫折，不仅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削弱，而且还滋长了粉饰生活、图解政策等不良创作倾向。虽然这些剧作在当年大多得到极力的推荐和热情的称赞，但是现在看来，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在艺术上有所建树的作品并不太多，大量出现的则是瑕瑜互见、良莠杂陈，并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扩大化时代印记的剧本。
长期以来将话剧简单地等同于宣传和教育乃至斗争的阵地的习惯思维，导致众多粗劣的斗争话剧、政策图解话剧等非艺术化的话剧充斥舞台，加之创作观念的单一和贫乏，导致话剧生命力的严重萎缩。这种“左”的创作思潮的影响，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峰。1972年的独幕话剧《钢水奔流》（市工交系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歌颂钢铁工人学习大庆，大干快上的革命干劲。1976年独幕方言剧《想一想》编造了一个所谓当前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矛盾的典型。剧本围绕分配职工住房问题，开展了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把一切坏事强加到老干部胡主任头上，美化青年造反干部张新，他不但自己不住新房，还动用民兵把已经搬进新房大楼的胡主任强迫赶了出来。文革十年虽然群众性戏剧活动数量众多，1972年4月市文化局在重庆剧场、胜利剧场举办群众文艺创作汇演大会，先后有五千余名群众参演，演出节目200多个，但剧作大多内容虚假、美化极左路线、表现手段概念化和模式化，受到“三突出”模式的影响，是重庆当代话剧发展史上的倒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