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重庆小说
第一节 新时期重庆小说创作概述
在整个现代文学的文类中，小说是发展得最快和影响最大的一类，并且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在重庆文学中，小说的情况却有点特殊。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整个当代文学都处于不发达的状况的话，一部横空出世的《红岩》确实能够撑起重庆文学的一片天空。但到了新时期情况就不同了。随着新时期文学的觉醒，中国当代小说快速赶过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程，不仅出现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小说作品，而且在整体上把中国当代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重庆小说在这期间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因此，新时期重庆小说在总体上与全国是有距离的。
20世纪80年代，重庆小说开始从文革的衰败状态中逐渐恢复。最初是一批中老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显露出新的生机。其中，王群生的短篇小说《彩色的夜》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表明重庆小说创作仍有不俗的实力。1981年8月，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评奖大会在成都举行，重庆作家陆大献的中篇小说《飞雪》等获奖。稍后，杨益言、刘德彬的长篇小说《大后方》，王群生的《蓝宝石花》、《朋友，我爱你》和黄济人的纪实小说《崩溃》的出版，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余德庄、罗学蓬等的中短篇小说也陆续发表。1987年，《重庆日报》开辟“重庆小说百家”栏目，先后发表王光正的《礼物》、杨大矛的《生活启示录》、梁平的《德望先生》、张望的《五月小麦黄》、刘彦的《歌声、歌声、歌声》、陈薇莉的《路漫漫》、苏渝的《燃烧》、卢正辉的《妻子的哭》等作品。但由于报纸副刊的限制，也由于重庆本身文化土壤的缘故，这些作品没有能够有效发挥小说的优势。而另一方面，由原重庆出版社老编辑聂云岚改编创作的新武侠小说《玉娇龙》、《春雪瓶》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1988年10月，中国俗文学会四川分会、重庆出版社、湖北省文联及《今古传奇》编辑部联合在渝召开本市老作家聂云岚的通俗小说《玉娇龙》、《春雪瓶》研讨会。该作品后来被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改编成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巨大成功。此外，曾宪国、莫怀戚、王永贵（费声）、傅小渝、蒋春光等小说作者也开始崭露头角。曾宪国的长篇小说《雾都》、莫怀戚的中篇小说《诗礼人家》等作品在展现重庆文化特色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重庆小说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较大进展，一批中青年作家逐渐成为文坛主流，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小说创作水准有了明显提升，小说创作的类型也更加丰富。黄济人在90年代继续创作有长篇小说《重庆谈判》等多部纪实性文学作品。余德庄的长篇小说《家贼》、《海噬》等则在不同层面引起广泛反响。莫怀戚的系列中篇小说《大律师现实录》以心理分析推理见长形成自己的推理小说风格，被称做是“推理小说的新品种”由于三峡工程的上马，有关三峡的题材引起作家的普遍关注。陆大献在90年代创作出版了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家园》，试图全景式地展示三峡工程上马的过程以及对沿江两岸人民生活的影响。欧阳玉澄的峡江系列小说则从历史变迁着手，致力于写出峡江人民近百年来命运的跌宕变迁。傅小渝以其《海南岛不相信眼泪》为总题的系列短篇小说“生动描写了一个机会在流动，财富和欲望在流动的、充满狂想骚动与困惑的无序的海南”，引起文坛内外广泛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庆文学界值得重视的收获。其他具有明显重庆区域文化特色而有影响的小说作品还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雨的《飞越太平洋》、漆园子的《一路狂奔》、李元胜的《城市玩笑》、曹黎明的《风中之鸟》、阿蛮的《依仁巷》、朱亚宁的《牛市》、阿多的《五月的乡村》、熊建成的《激荡的大宁河》、何佳的《重庆火锅》等。此外还应提到重庆的另外两位女作家谭竹和谭小乔的作品。周忠陵、何小竹则被认为是重庆的另类小说作家。周忠陵围绕一个叫做天生桥的地方写出上百万字的小说作品，其小说集《不朽的单相思》被列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何小竹的《潘金莲回忆录》虽然招来一片批评之声，却显示了作家奇特的想象力和荒诞感。
新时期重庆小说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此前有了较大的发展。重庆作家的小说虽然不能脱离重庆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发展水平，但新时期重庆小说也反过来推进了建设新重庆文化的进程。因此，从总体上看，新时期重庆小说尽管与全国的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所取得的成绩仍是不能忽视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重庆作家的阅历和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重庆文化的土壤还需要进一步建设，而重庆小说的纪实特色则必将对今后重庆小说的发展产生复杂的影响。
第二节 在写实与虚构之间
杨益言在文化大革命前与罗广斌合作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获得巨大成功，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经典”的代表作。“文革”中，罗广斌跳楼自杀，杨益言也一度受到冲击。新时期复出文坛后，杨益言的创作仍然相当活跃，继续以我党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创作出长篇纪实小说《大后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与刘德彬合作。《秘密世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和《雾都空劫》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还编写了纪实作品《红岩的故事》、《红岩之光》、《红岩逸闻》等。
长篇纪实小说《大后方》写“西安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战高潮，而蒋介石却倒行逆施，指使特务暗中与日寇勾结，制造“稻草事件”、“抢米事件”等事端，迫害进步人士，杀害川军抗日将领刘湘，活埋共产党人，使大后方笼罩上了恐怖的乌云。作品借此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塑造和歌颂了我党革命领导人周恩来、罗世文及革命者林涛、田大姐等光辉形象。《秘密世界》写作动机是为了补写《红岩》中那位神秘的革命者华子良形象。作品主要叙写了华子良极富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和非凡超人的革命精神，并以华子良为线索将那个革命历史年代的各种人物事件组织起来，从而再现了那个时代广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两部作品在题材、主题和叙事艺术上都未能超过《红岩》而产生更大的影响。
2000年初，杨益言不顾年高体弱，深入库区，经过近三年的采访，推出了文学剧本《魂系三峡》，用深刻的思考，催人泪下的人物命运，艺术地再现了三峡工程建设给库区人民带来的观念冲击和命运变化，表达了他对三峡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高度关注。
武侠小说的盛行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但中国当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大多集中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并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大量传入内地。相反，内地作家创作武侠小说而有影响的却极为少见。重庆作家聂云岚则是一个例外。聂云岚（1924―1996），重庆江津人，长期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17年，20世纪80年代受现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影响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83年，聂云岚根据王度庐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卧虎藏龙》改编的武侠小说《玉娇龙》在湖北的《今古传奇》上连载，开创了内地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先河，作品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古传奇》杂志的发行量也由41万份飙升到273万份。《玉娇龙》一书以清朝年间一位戍边将领玉大城的女儿玉娇龙与西域“马贼”罗小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叙述了一段惊天动地而又感人肺腑的人生奇缘。小说以简练含蓄的笔法塑造了将府千金玉娇龙、西域“马贼”罗小虎、江湖侠女俞秀莲、义士李慕白以及丫鬟香姑等人物的生动形象，表现出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一特点被概括为“浪漫而冷峻、传统而现代”。在《玉娇龙》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聂云岚再度将王度庐的另一部小说《铁骑银瓶》改编为小说《春雪瓶》。《春雪瓶》仍然保持了《玉娇龙》的写法，同时故事情节与《玉娇龙》有连续性。此后，多家出版社还出版了《玉娇龙》和《春雪瓶》的单行本。香港导演李安根据该故事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巨大成功后，内地影视制作机构拟再度将其改编为电视剧，但终因两书版权纠纷未果。
黄济人（1947―），重庆江津人。其父黄剑夫原为国民党第十六军中将军长。舅舅邱行湘亦为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黄剑夫1949年在四川阆中率部起义，建国初曾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南京返回老家江津任县政协副主席，“文革”中受迫害致死。邱行湘则作为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获赦后在南京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黄济人的生活留下深刻的印痕。“文革”中黄济人先是在家乡所在地拉板车维持生计，后到川南的小县威远插队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后，被录取到四川内江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期间，适逢父亲平反，舅舅邱行湘亦从南京专程来四川看望黄济人的母亲也就是邱行湘的妹妹邱行珍。言谈之间，使黄济人萌发了想把他舅舅等国民党战犯的故事写出来的愿望。在得到舅舅的支持后，黄济人利用暑假期间采访了大量原国民党战犯，又得到原公安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终于写出他的处女作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该作品发表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获全军首届文学奖和郭沫若文学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此后，黄济人利用他得天独厚的优势，陆续写出国民党军队将领为题材的纪实小说《崩溃》、《哀军》、《征夫泪》、《房子在地球上》等，另有反映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长篇纪实小说《重庆谈判》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纪实性作品《三十八级台阶》、《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重庆直辖市议案是怎样通过的》等。黄济人先后当选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黄济人文集》（1―5卷）。近作还有反映三峡移民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命运的迁徙》。
黄济人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题材优势。这主要是因为黄济人的父亲和舅舅都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黄济人对该题材的恰当把握以及当代文学在该类题材创作方面存在的明显空缺。中国当代文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较多受到革命和战争文化心理的制约，文学创作中充满两军对垒的火药味。不仅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在一般文学作品中被作了简单化处理，而且即使是在《保卫延安》这样的史诗性作品中也没有得到较为认真和充分的反映，从而使当代文学在反映国民党军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题材缺失。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则是新时期文学中首先填补这一缺失的作品。该作品以建国初期北京功德林监狱的国民党战犯改造为背景，以原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包括邱行湘、杜聿明（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黄维（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宋希濂（原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康泽（原国民党复兴社书记）、王耀武（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原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范汉杰（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廖耀湘（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徐远举（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沈醉（原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陈长捷（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文强（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杨伯涛（原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等数十名原国民党高官在共产党监狱中经受改造而重新做人的过程。仅仅如此，作品已经足以产生振聋发聩的反响。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在给黄济人的信中称他开辟了一个题材的领域。该书的日文翻译者、日本横滨大学教授西条正也认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在此前从未得到反映。但该书的意义还不只于此。“作品中确实写了不少这些将军鏖战沙场，胜败得失的征战和许多逸闻趣事，以及他们成为阶下囚的颓丧和狼狈，但这只是一些为一个崇高主题服务而写的生活现象。作品致力表现的，是在于说明，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剥削制度的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消灭那个制度，摧毁它的统治，而不在于消灭人。哪怕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在他们放下武器成了俘虏后，也把他们当做人，对他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然后，把他们改造还原为真正的人……而与这一主题并行不悖的，并在更深层次中包蕴着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深厚，更具有永久价值的主题，那就是人应该怎样去选择和对待人生”。但黄济人写国民党战犯的作品在审美评价上也面临一个较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既把他笔下的这些国民党军官写成战犯，同时又当做革命的人道主义所面对的人来写。中国当代文学显然缺乏这样的经验。黄济人在把这些国民党战犯写得栩栩如生的同时，也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这使他受到某些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的其他几部反映国民党军人生活的作品（《崩溃》、《哀军》等）在题材上都表现出新的开拓，甚至黄济人写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修建三峡大坝和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作品仍然具有这样一种题材的优势。这反映出作者具有一种敢为人先的胆识，善于抓住那些有价值的题材，以此构建自己的创作基础，并从中提炼出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济人的创作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黄济人的文学创作又具有突出的纪实的特点。在《黄济人文集》（1―5卷）所收录的31部作品中，绝大部分都是纪实文学作品，包括写国民党战俘接受改造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写黄维的《征夫泪》，写沈醉的《父女》及其续篇，写杜聿明的《黄浦从军记》和《崩溃》，写抗战前夕河北守军抗击日军进攻卢沟桥的《哀军》，写国共合作的《重庆谈判》，写重庆直辖市议案是怎样通过的《历史的选择》，写湖北某烟厂在市场竞争中崛起的《九头鸟夜歌》，写新中国成立初共和国保卫工作的《旭日惊雷》，写女子健美比赛的《比基尼》，写原国民党少将师长、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子女故事的《战场托孤孤何在》，写改革开放背景下民生轮船公司复兴的《浪潮，长江的浪潮》，写重庆建设机床厂成功实现军转民的《鸟枪换炮》，写三峡工程的《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写作者自己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经历的《三十八级台阶》，写重庆公安局长郭元立的《人格的力量》，写重庆公安局禁毒的《镇山剑》，写重庆沙坪坝交通局干部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的《山城，有一片沙漠》，写重庆康富来汽车运输公司在改革中发展的《康福来启示录》，写原国民党战犯杜聿明、宋希濂、邱行湘、杨伯涛、曾扩情等从监狱出来后生活的《归宿》等。剩下的9篇作品中，《房子在地球上》、《还是那门炮》、《台北看雨》、《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序跋十则》、《巴山夜雨》、《散文十五则》等7篇都是典型的记人或记事散文。《战争的天平》可说是一篇写原国民党军官石亦夫心路历程的作品，具有某些虚构的色彩，但仔细阅读仍可发现，这其实是以黄济人父亲黄剑夫为原型的作品，主要写石亦夫作为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后的率部起义以及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的经历。因此，真正属于虚构的作品只有《斑竹林纪事》一篇，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作者目击到的“最为庄严然而又最为荒诞的爱情悲剧”。黄济人创作的纪实特点主要源于题材的吸引，也跟作者创作主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有关。黄济人创作上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重庆文学创作的某些特征，甚至也包括重庆文学创作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
余德庄（1946―），重庆市人，1965年高中毕业后赴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1972年调入《云南日报》任副刊编辑，1979年调回重庆任《红岩》杂志编辑。著有散文、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多种。现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专职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等职。
余德庄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期间。早期创作包括诗歌和散文，尤其是抒写西双版纳边疆风情的散文颇有特色。其中，写于1981年的《橄榄坝》被选作全国高小语文教材。余德庄早期散文结集为《月亮与火塘》（1984），由著名作家艾芜作序，并给予积极评价。1986年，余德庄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同舟的人》（1986），内收《红玛瑙》、《呵，甜蜜果》、《华街陋巷间》和《同舟的人》四部中篇小说，由已故著名评论家冯牧作序。该作品集着力塑造了一群“同代”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不同的命运和心路历程的展示，探索他们在社会意识道德伦理、家庭观念乃至精神气质等方面的纷繁表现和复杂变化，被冯牧称做是真正能够标志他的文学创作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水平的作品。余德庄此后还创作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陌路相逢》（1992）和长篇人物传记《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1998）。但最能代表余德庄创作风格和水平的是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忧魂》（1988）、《家贼》（1993）、《海噬》（1997）和《太阳雨》（2001）。
余德庄是一位现实感很强的纯文学作家。他的几部长篇小说都在对市场经济大潮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表示谨慎乐观的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对人的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忧魂》以一种忧患的情怀写屈安荣、屈安华兄妹的命运悲剧。屈安荣为拯救濒临倒闭的朝晖电镀厂八方奔走，不得已以自家财产换取高息贷款，最后仍然一败涂地。屈安华在特殊的时代以屈辱的方式与官宦子弟路渝结为夫妻，当父亲在“文革”结束官复原职后，路渝便很快移情别恋，促使屈安华最终失去理智，杀死了路渝，自己也落得悲剧的结局。《家贼》中的女主人公姜萍曾在青春岁月到贵州山区插队落户，返城后成为《山城妇女》杂志的编辑记者。出于诸多现实利益的考虑，姜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恋人，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位烈士家属子弟，由此走进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家族关系网络。性格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使姜萍始终处于一种难以排遣的困惑和矛盾痛苦之中。“家贼”则寓意着姜萍始终是那个烈士子弟家族中的局外人。1997年，余德庄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海噬》，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新的进展。作品以生动、流畅和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主人公裴子鸿的一段商海中的人生经历，较为深刻有力地表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给社会和人的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小说在主题表现上力求社会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统一，人物塑造丰满生动，同时在运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等方面也表现出新的探索，使该作品成为近年来写商海题材较为成功的一部，受到文学界广泛重视。1998年4月，中国作协和《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海噬》研讨会，对该作品取得的成就给予较高评价。发表于2001年的《太阳雨》则是余德庄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该作品除坚持了作者一贯的忧患立场外，对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种种异化现象给予了更为生动的表现和深刻的揭示，具有某种揭示黑幕之类的醒世小说的倾向。该作品还进一步融合了作者在此前的《家贼》中就开始的描写家族生活的倾向，同时表现出另一种意义上的反血统论情结，并对现代都市生活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展示，显示了作者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拓展。《太阳雨》中的女主人公冯眉和丈夫晁明强生活于西南重镇峨岭市。两人都是在1949年岁末隆隆的解放炮声中诞生的，两人的母亲都因为难产而采取了剖腹方式生产，后来却在混乱中抱错了孩子。没想到若干年后命运之神又将他俩安排在一起成了家。变革时代的性格冲突和家族冲突由此展开。由于冯眉被错认的父亲解放前曾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副局长并对晁家欠下血债，所以冯眉在晁家始终有一种负罪感。但当她对晁家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发现不光他的丈夫晁明强令她极度失望，而且整个晁家都在一种“烈士家属”光环下充满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私欲横流、贪赃枉法、夫妻失睦、母子乱伦，而随着冯眉对这一桩桩惊心动魄的秘密深入了解，她便成为她丈夫所在的这个家族的“家贼”。当冯眉最终通过她的继父得知她的出生真相时，不由得悲从中来。而小说最后写冯眉到烈士墓祭奠自己的先辈时受到太阳雨的沐浴，似乎预示着主人公的心理得到一种超越俗世痛苦的解决。
余德庄的《太阳雨》表明，该作品虽然是在《家贼》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但在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小说不仅情节引人入胜、叙事手法圆熟，而且人物个性鲜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重庆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水准。该作品同时也反映出现阶段重庆文学的一些弱点：想象力和意识到的历史内涵的单薄以及缺乏语言意识的自觉等。
莫怀戚（1949―），重庆市人。曾当过知青、士兵、电影放映员和小提琴演奏员，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莫怀戚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过多种文学体裁创作，以小说见长。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集《诗礼人家》（1989）、《大律师现实录》（1992）和长篇小说《经典关系》（2002）。《诗礼人家》获四川省首届优秀文学创作奖，1994年获庄重文文学奖，散文《散步》和《家园落日》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作为一个作家，莫怀戚重视世俗生活中的乐趣，视写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起，莫怀戚开始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创作。此阶段的作品，大都选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生活和武斗题材，有作者亲自经历的生活基础，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且人物生动鲜明、富于个性，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观察生活、体察人物心灵和编造故事的才华和能力，但这些作品在思想上缺乏足够的深度，艺术表现上也较为一般，只能算作是作者的尝试之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作者对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对婚恋、性爱等领域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探索。《猜谜的人们》于1985年发表在《现代作家》杂志第7期上。从表面上看，作者讲述“我”与立春的故事意在揭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所造成的遗憾和变故。然而在作品中，“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邮递员，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找不到主人的“死信”变成找到主人的“活信”，获得肯定和提升的事实又告诉读者：人的最终价值并不由宿命论的出身和表面化的学历、社会地位决定，人的真正价值由自己的创造决定。作品没有重复平庸的、一般化的宿命论主题，有利于肃清文化大革命时期“出身决定论”的流毒，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男女婚恋和两性关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20世纪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和婚姻理论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莫怀戚在创作中以此为着眼点，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环十字交响组曲》发表于1993年，反映的是新的两性关系理念对于婚姻关系的冲击。“试婚”一词的出现，使传统的夫妻关系被情人关系所代替，这被认为是对男女双方完全平等的要求。作品中医生昌杉的试婚并没有引起大的非议。由此可见，非婚性关系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而不再成为评判人的品质的标准。《透支时代》发表于1995年《当代》杂志第5期，作者更进一步描写了婚外性关系。这是在我国商品经济日趋深入、人们的商业往来日趋频繁的时候在婚姻性爱方面出现的新情况，被视为传统道德的沦丧。
进入21世纪后，莫怀戚推出新作《经典关系》，立刻引起文坛的轰动。故事围绕舞蹈美学教师茅草根及其学生南月一展开，沿着人伦关系的系列颠倒使人物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人物命运变得不可收拾。师生关系、家庭伦理关系、情人关系……经典的伦理关系被挑战，毫不掩饰地反映了当今时代被金钱和欲望改写了的人伦关系，暴露了人性最本质的方面，使当代生活的困境逐渐地变得清晰。
莫怀戚小说创作的另一大成就是他的推理小说。此类小说名以推理实以心理分析见长。与日本推理小说相异的是，莫怀戚的推理小说不是以职业的侦探，而是以律师的身份出现。然而所谓的大律师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严格的法学判断，而是从社会学层面进行心理分析。这就要求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问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此类作品也充分展示出作者的创作才能。
作为写作能力的多面手，除了小说的创作，莫怀戚在散文、随笔方面也有较大成就。但作为有实力和勇气的作家，莫怀戚在社会的理性制约与人欲的合理需求的矛盾中表现男女婚恋和两性关系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独立思考的价值，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华，是作者成就的集中体现。
第三节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
张者（1967―），原名张波，祖籍河南，7岁时随父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4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杂志社工作，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99年研究生毕业，获法律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多家新闻单位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协签约作家、《南方周末》驻京记者。
张者的文学创作开始于读大学期间。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老家系列”、“西部系列”、“校园系列”等20余部。出版有经济学家访谈录《谏言》（2002）、文化访谈录《文化自白书》（2004）和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2002）、中篇小说集《或者张者》（2004）和长篇小说《桃李》（2002）、《零炮楼》（2005）。
《桃李》是张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者的代表作。作品以幽默调侃而又冷静的笔调，描写了当今某大学法学院的一帮教授、博导、博士生、硕士生在象牙塔内五光十色而又令人匪夷所思的当代校园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笔下，如今的知识精英们在世俗化的挤压下并不表现为前些年的那种灵与肉的挣扎，而是主动把自己改造为“快乐的消费者”（谢有顺语）。这比起小说最后写那位春风得意的法学教授邵景文被他的小情人扎了108刀更让人感到了可怖。小说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如今传统大学精神的解体和大学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桃李”主题在该书中就变成了一种反讽。张者在《桃李》中运用了当今大学校园所熟悉的语言和语言方式，使许多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多年的读者和评论家感到格外亲切。但张者在冷静而幽默的叙述中仍然包含了某种“却道天凉好个秋”之类的中国式悲悯情怀。这也是该小说受到广泛好评的重要原因。
朱亚宁（1957―），重庆丰都人。出身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随父母在乡下度过闭塞枯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到乡下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涪陵工作，曾辗转于几个单位，后较长时间在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当代文学。现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文学院。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先后在《青海湖》、《华人世界》、《十月》、《四川文学》、《萌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作品20余篇。90年代以来，兼及散文随笔的写作。其短篇小说《万人大会》、《牛市》曾先后获得“十月文学奖”。《牛市》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1989―1990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
朱亚宁创作态度严谨，以一种超拔的气度，在文学的精神向度和文本意识两个方面努力开拓，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创造性品质。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小说文体自在的审美价值。前期的《静静的野杏林》（1982）、《小船，小船……》（1983）及《苹果树》（1986）虽然从内容到结构都比较单纯和明晰，但仍很注意对小说图式做精致的建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朱亚宁的小说创作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内河》（1985）起，他在小说中虚拟了一个“黑河流域”为其文化和自然环境，建构一个个意象丰富生动的文化寓言。这一系列包括《扬之水》（1986）、《万人大会》（1988）、《白木屋》（1988）、《牛市》（1990）等作品。《万人大会》首先为作家赢得声誉。小说描写蛰居深山老林的山民进入城市参加万人大会，有序的城市文明进入无序状态，当这种原始粗粝的力重返山野时，城市才回复到有序的状态。作品着力于表现人的自然属性（无序）对人的社会属性（有序）的互动。小说发表之后获得好评，获是年度的“十月文学奖”。《牛市》是朱亚宁的又一个重要作品。小说以精当细致的描写见长，情节退居次要地位。小说中，各种面目心态人物杂陈，腐败衰朽鲜活稚嫩相生，目的单纯偶然结合的人畜群体构成的瞬间世界，创造出阔大的想象空间。这篇作品被论家认为是他小说中“最接近无懈可击的完美文本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朱亚宁的小说创作仍在虚拟性艺术范围内展开，又有了一些变化。《建碉者》（1992）以假拟性历史背景展开主人公近于荒诞的建碉行为；《盯视者》（1994）也在假定性场景中展开叙述，人物试图以出走来摆脱某种恐惧，最终不得不仍回到危机四伏的家中；《突围者》（1998）写人为求生本能所驱动而突围逃生，历经艰险，在柳暗花明时功亏一篑。在这些作品中，人与世界、与人所构成的紧张关系，无法获得诗意的释解，毁灭与无奈地存在，是人无法改变的文化宿命。
朱亚宁的小说，想象丰富奇诡，语言冷峻奇峭，结构精致，既传达出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比如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的影响，又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经验为其文学建构的物质基础。内敛的、自省的文化意识和自足的文本意识，使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美学品位。而执拗的内审与自恋（美学意义上），又使他的不少作品流于艰涩，影响了它们的传播与接受。
朱亚宁的散文随笔，或咀嚼故人往事，或激赏大师佳作，或臧否世象人生，大都将深邃的思想与精致优美的文笔相融合，是其整个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忠陵（1958―），重庆北碚人，自幼患腿疾，酷爱文学。1986年起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钟山》、《花城》、《作家》、《四川文学》、《红岩》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些作品已被介绍到海外。出版有小说集《不朽的单相思》。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忠陵是重庆文坛上的一位边缘作家。他虽然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曾被《钟山》这样的重要刊物“看好”，并被代表国家水平的评选委员会拔擢为“21世纪文学之星”，重庆市文联也在1996年召开了“周忠陵作品讨论会”，但他基本上像一名独行侠，与主流文学界没有更多往来。更本质地讲，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用在忙于生计上。他是一位残疾人，没有单位，没有工作，但他必须首先得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这是一个比文学更朴素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周忠陵的文学创作就显得比一般文学青年更不容易。
周忠陵的小说经常出现一个叫做天生桥的地方。那是重庆的一所大学所在地，也是他生长和居住的地方，但他已经在小说中把它艺术化了，使之成为作品中的典型环境，地理环境也因之成为周忠陵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天生桥的街路笔直，宛如伸直的手臂那样有力。朝东是一个乡镇，乡镇周围是层层田野，一合时节，庄稼生得倾目喜人，尤其在夕阳西下，漫步在田埂上，更有一种惬意幻想豪情溶入其中的快意。朝西却是大街了，各种新旧店铺鳞次栉比。而北和南面就没有汽车可通的路了。唯有几条可数的皮带似小道无目的地降落在路沿两侧房屋的头部、中部和尾部。
――《病女》文中提到的作品均见周忠陵小说集《不朽的单相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周忠陵的小说，较多写都市青年男女的日常生活，缺乏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题材的重大性，但却可以从中清晰地触摸到当今都市青年男女思想情感的脉搏。如《兄弟》写“我”与大学生弟弟“忠”在认识人生认识女人态度上的区别；《那样的事绝对不干》写一位青年女性在精神上恋上一位有妇之夫，五年后的离别之夜却在内心深处涌出情与欲的挣扎和搏斗；《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则是周忠陵所有作品中最有故事性的一篇，小说写“我”和妻子瓦莉的故事、朋友胡克和花花的故事。小说的续篇还写到“我”和新一代女大学生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性格差异，颇似一块五颜六色的调色板或多音杂陈的宣叙调。周忠陵也有一些写外地生活的小说，如《关于海姝的最新说法》写“我”到海边休闲写作，住在一家家庭客栈，房东女儿海姝天真朴素的美深深打动了我，好似一篇当代《迟桂花》；《不朽的单相思》写一位叫忠忠的男青年偶尔买了两张肖邦钢琴曲的音乐会门票，以游戏的心态邀请一位不认识的青年女性共赴音乐会。两人约好在1路车西单车站碰面。小说细腻描写了那位叫忠忠的男青年在车站等人时的种种心理感受。女青年最后虽然一直没有出现，但有种来自天外的直觉还在不停地告诉他，她明天肯定会来电话。这本属一个老掉牙的浪漫故事，但作者的心态和小说的处理仍使人感到某种震撼和感动。相比较而言，周忠陵的那些写故乡的平实的“小城故事”更能显示他的创作风格。周忠陵的小说在写法上长于细腻的描写，尤其注重写感觉，着眼于表现“成堆的幻觉和幻觉中的诗意”，不大注重故事情节。所以有时也被归为“先锋小说”一类。
第四节 其他有实力的重庆小说作者
陆大献（1948―），祖籍安徽桐城，1948年生于重庆。当过工人、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飞雪》、《被出卖的夏天》、《画眉》，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和长篇小说《家园》等。作品曾获四川省首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和重庆文学艺术奖等多项奖励，现为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篇小说《家园》是陆大献的代表作。小说分上、中、下三卷，共90余万字，是迄今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长江水患篇幅最长的作品之一。该作品将三峡工程置放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中，以长江水利局长林杉新中国成立后受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治理长江水患为主要线索，全景式地描写了三峡工程从设想萌芽到工程上马的全过程，包括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情结、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林（一山）李（锐）之争”、峡江两岸人民世代以来的生活民情、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动荡、葛洲坝工程的仓促动工和停工整顿以及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最终决定上马的过程，塑造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长江水利局长林杉、燃料工业部水电局局长刘锐、水电部长赵正英、水利专家潘学铮、恽雷、宋希高、曹瑞芳，部队战士耿志刚、史玉柱，女大学生布谷以及峡江两岸普通干部群众老水牛、铁牛、郝铁军、山大炮、朱政府、红霞、蔡彪、银杏娘、山泉、阿米娜等数十位人物形象。作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场景开阔，细节引人入胜，情节摇曳多姿，人物命运跌宕，是近年来重庆作家表现大题材、描写大事件的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的许多人物和细节描写均有翔实的史料基础，这使得该作品具有纪实文学的风格。但该作品对三峡工程移民的描写基本没有正面展开。
王雨（1945―），原名王志刚，重庆市人，曾在部队院校学习并在部队医院和机关工作，现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有中篇小说集《万家姻缘》（1992）、长篇小说《司机风流》（1993）、《飞越太平洋》（1998）、《水龙》（2005）和影视作品集《真情岁月》（2001）等。作品曾获重庆市文学奖。
王雨的文学创作以长篇小说见长。《飞越太平洋》为其代表作。作品描写了医学副教授、医院院长夏坤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进修期间，遇见了失散多年的现正攻读博士的初恋情人史莹琪、已经嫁给美籍华人老板的美丽的前妻宁秀娟、自己钟爱的已弃医从商的女研究生章晓春，以及史莹琪的前夫和他们的女儿甘泉等人，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感的强烈冲撞。该作品的主要意义在于成功塑造了夏坤的艺术形象。“夏坤这个形象之所以值得引起注意，是因为他在新时期以来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有很大的代表性”，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更具理性内涵的“中国情结和中国心”。
王雨的小说善于讲述故事，作品富于想象力，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可读性。但作品的艺术方法则相对单调，小说的语言也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提炼。
欧阳玉澄（1946―），亦名欧建中，重庆奉节人。196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其后从事过军垦工作，当过教师，1976年调万县港务局工作至今，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欧阳玉澄从1976年起开始陆续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天津日报》、《人民日报》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曲艺、戏剧、报告文学等作品。198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川江涨水》等30余篇短篇小说、《清水袍哥》、《川江船帮》等十余部中篇小说，出版有中篇小说集《此情须问天》（2000）、长篇小说《巴水苍茫》（2002）、《血色峡江》（2005）等。
欧阳玉澄的作品多以他所熟悉的长江两岸的历史和人民生活为题材，致力于表现峡江人民命运的跌宕变迁。作者曾写道：“万里长江美在峡江，险在峡江，苦难也一直附着在峡江。但说峡江，远不只是为了写峡江。文学是‘人学’，重要的是写‘写人’。川江汉子在激流险滩的苦挣，川江妹子侍奉老人、抚养子女，骡马一样负重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鲜活，于是我决心沿着峡江构筑我的文学殿堂。”中篇小说集《此情须问天》中的《安家溪》、《太阳溪》、《噢，白水溪》、《陆晕》、《何事惊慌》等几个中篇小说都是写峡江的作品。欧阳玉澄写峡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他的长篇小说《巴水苍茫》。该作品描绘了从1898年第一艘小火轮入川，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一百间，峡江沿岸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天翻地覆的变化，描写了川楚八大船帮盛极而衰到多家轮船公司竞相繁荣的历史进程，着力塑造了万县船帮舵主陈子英、陈子雄兄弟和八姑奶奶的鲜明形象，展示了恢弘的历史民俗画卷。小说分为上、下卷，共43万字。该书的写作“历经六载，增删五次”，是近年来描写三峡题材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受到评论界广泛重视。
欧阳玉澄的小说创作态度严谨，善于对风物人情作细腻的描写，尤其对下层社会中劳动人民敢爱敢恨的侠义性格和跌宕命运给予艺术的展示，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但作品的艺术表现大多较“实”，有的则又表现出较“直”的特点表明作者的艺术探索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曾宪国（1943―），重庆市人，12岁投身社会谋生，当过搬运工、电工、炼钢工、煤矿工等。1980年调入重庆日报社工作，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嘉陵江边一条街》（1988）、长篇小说《雾都》（1988）、小说集《人市》（1999）等。
曾宪国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改革开放背景下重庆城区下层老百姓和普通市民生活，较为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不仅仅是讲述故事，且较多运用了重庆方言，表现出浓郁的重庆地方文化特色。《嘉陵江边一条街》中的那条街，也就是《人市》中所写的七星坎街或者《人市》中写到的那条小河顺城街。
[HTK][GK2！2]小河顺城街是嘉陵江沿江一带最大的农贸市场。随着这市场的开辟，城里精灵人不少，会盯形势，一些当街住的待业户就办起了旅馆和吃食店，毫不心软地把手伸向那些靠农贸市场发财的肉贩子、菜贩子、鱼贩子、鸡鸭贩子等等的钱口袋，巴不得将他们身上的油榨干。这一条街上多是卖麻辣小面、包子馒头、稀饭凉粉之类吃食的，生意一天忙到黑，累死了老板也只赚点蝇头小利。世人说：“薄利多销赚大钱”。牛三娃偏不信实这一套，讲求馆子门一开就要赚大钱。经过四处观察，周密考虑，出乎生意人的意料，他在这条街上办起了第一家火锅馆。一口炉子撑起一口锅，煮得佐料卤水“咕噜咕噜”翻翻涨，锅里涨，老板的钱箱箱里的票子也涨。
在重庆本土作家中，曾宪国是较早自觉追求表现地域文化和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