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这番比喻，主要是说他的制度局构想。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言改革，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变法、所谓改革，实质上都是变事而非变法，都是枝节改良而非改制，更不是根本改造。鉴于这些经验教训，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变法前景的描绘，康有为说他也有研究和思考。他认为，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300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西方各国的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30年时间就达到目前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程度。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恢复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应有地位。康有为表示，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激进主义倾向。他的“三年初见成效”说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延续，只是一种静态比较，而忽略了动态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过，困境中的中国人总是期待一种美好前景，“三年初见成效”说从来都是激励中国人奋发精神的有效工具。
对于康有为的美好描述，皇上自然高兴，他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有为接着却反问：皇上既然看到了这些问题，那么何以久拖不决，眼看着中国一步步滑向衰落呢？
根据康有为后来的描述，皇上听到这句话后，似乎显得很慌张，用眼睛余光瞟了一下窗外，然后一声长叹：奈掣肘何？
皇上的叹息或许是事实，但皇上所说的掣肘究竟是指什么，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更不会是康有为想象的是指皇太后。
康有为接着建议道：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魚。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似乎正对皇上的心病，于是皇上表示，这些老臣确实不是那么留心办事。
皇上的说法启发了康有为，康有为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时，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大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至于那些旧人，姑且听之，不要期望太大。只是这些旧人事事守旧，只好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这些守旧大臣无从议驳。康有为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折衷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皇上赏识。
康有为相信，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布局虽然要消耗掉政府许多精力，减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至少可以减轻守旧大臣的反对；而公开性策略有助于皇上增强权威，树立威信，拥有不容置疑的至上威严。
接着，康有为的谈话又转向怎样启动政治改革。他建议皇上尽早颁发“罪己诏”，总结几年来外交得失，振奋民志以收拾人心。他说，自台湾割让给日本，民志已离，非由皇上下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人心，重建民志。皇上对康的分析也颇赞同，但对于如何着手进行并没有表示意见。
康有为话题一转谈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获得功名，就可以步入官场。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长时间了。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为无数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牺牲者，所以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缺陷，清政府自发现这些缺陷后也一直想法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只是从总体上说，不对八股科举考试进行根本改革，便无法为无量数的人才成长提供一个优良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皇上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弊端，直接刺激皇上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皇上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说，这个说法是对的。西方人所学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中国人所学皆为无用之学，所以中西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康有为问道：“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皇上曰：“可。”
康有为再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于是，这一事关无数青年学子前程的重大政策就在这瞬间决定了。如果说皇上真有什么魄力的话，如果说皇上真的像康有为等人后来所宣扬的那样圣明的话，恐怕决定废止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过程最足以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政策的决定后来还有不少曲折，但皇上的表态确实很重要。
谈完了科举考试制度后，皇上又就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向康有为咨询。皇上问道：甲午战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筹到大笔款项？
针对皇上的这个问题，康有为详细解释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及银行体制和印度的田税制度等情况，接着也谈到由翁同龢主持发行的昭信股票发行的利弊得失，康有为似乎认为昭信股票的发行未必不是一种筹款办法，但是将筹款作为建设行宫的费用，似乎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而且昭信股票发行中的弊端太多，所以未能变法而先害民。康有为并没有因为他与翁同龢的特殊关系而对昭信股票问题有所回避，也似乎没有因为翁同龢被免职而为其鸣不平。康有为在谈话中似乎也对翁同龢表示了不满，觉得翁同龢的办法并不是要给大清王朝带来一个全新格局，翁同龢代表了旧的方面，代表过去。
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是治本。中国资源丰富，矿物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款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各种新式学堂和水师学堂，则一举而成，并不困难。中国的真正困难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中国只要政治上有办法，这些枝节末叶问题都不构成问题。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中国之所患在民智不开，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所以康有为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作思考，因此他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只能向皇上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以广见闻，减少变法阻力等。而这些问题，或者已是清政府既定政策，如大量翻译东西方各种书籍，自林则徐以来似乎清政府就没有做过任何限制；或者是清政府一直在执行的政策，如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这是皇太后当年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代重臣一起开始的一项既定政策，中间虽有反复，但并没有完全中断；或者是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且已宣布要进行的，如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以广见闻等，在皇上宣布明定国是后已公开宣布了这一政策，尽管遭到了来自满洲贵族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似乎无意于放弃或修改这一政策。所以，康有为此次谈话的兴奋点并不是皇上的兴奋点，他的关怀不仅与皇上相差甚远，有一些已经落后于形势。而皇上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问题，诸如怎样发展经济、开发市场，怎样筹集经费等，而这些恰恰被康有为认为是形而下，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和谈论。他的关注与皇上的关注发生了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即便没有那么多人反对，皇上也不可能授予康有为更重要的权力和地位，康有为给皇上的印象似乎只会虚的，不会实的。这一点是康有为和那些追随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康有为兴致勃勃地与皇上继续谈论着，皇上似乎也不忍打断康有为的兴致，也不继续发问，一任康有为尽情谈论。康有为似乎感到有点无聊，他似乎也期待着这次谈话能够早点结束，可是皇上无意打断他的兴致，康有为只好在那里反复重提用人行政、开民智而激励民气，甚至还谈到怎样招抚会匪，提及皇上保全保国会等无关宏旨的事情，皇上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于是告诉康有为下去歇歇吧，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这次谈话大约一个小时。
皇上召见康有为的谈话目前尚未见到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显然有后来的感觉掺杂其中，只是在大框架中比较真实反映了那天的情况。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谈话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他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皇上的气势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的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表达。至于那些见解，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而已。像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与理由，康有为并没有严复的分析有条理和深度；至于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则又明显落后于清政府的政策。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荣禄早前特别关照，以及皇太后、皇上很容易想到恭亲王临终前的嘱咐，不要听信那个广东人说什么变法等。所有这些，都决定康有为对这次召见的期望只能变成失望。
当天，皇上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目前所知参加这次讨论的至少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皇上介绍了召见应对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据说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皇上综合各方面意见，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恰当此时，与满族军机大臣有着重大裂痕的李鸿章向康有为等人透露了皇上主持讨论这一人事案的内幕，这就更加使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感到失望。按照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期望，康圣人即以大用自负，那么此次召见后，无论如何也应该获得一个总理衙门大臣之类的重用，甚至他们还正期待着康圣人能够补上翁同龢昨日留下的位置，而结果只是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和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了。他们将责任归咎于皇太后和那些保守的满洲旧臣，以为正是这些人阻止了康有为的政治道路。
对于这个任命，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很不满意，他们在随后几天中作了许多弥补，也想是否退回南方，脱离政治，但这一切活动都没有效果，无法改变既成事实。
让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似乎只是一种临时安排。五天后，即6月21日，康有为在通过总理衙门大臣递交谢恩折时，皇上的态度略有变化。皇上说，何必代递？此后康有为若有折，可令其直接呈递。皇上的一句话，给康有为挽回了面子，他的章京行走毕竟与众不同，他是享有报送专折特权的，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康有为就利用这个特权写了许多奏折，提了许多建议，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发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