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将礼部六堂官一并即行革职的处分以及对王照的奖赏震动了朝野，积极的反映是此后中央各部院主管对于臣民司员上书一般说来再也不敢无故拒绝，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而一般士民司员特别是青年一代士大夫、开明官僚，更加关心国政，勇于上书言事，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此后半个多月中，中央各衙门收到的建议书越来越多，政治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光绪新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不过从消极方面说，皇上对礼部六堂官的处分，以及对王照的破格提升，也加剧了政治高层的动荡甚至分裂，那些原本并不有意反对新政的臣僚，或因稳健，或政见略有不同，而被推到了新政的反对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照事件导致礼部六堂官集体下岗，既有助于新政的推展，也加剧了政治动荡，加剧了政治高层的分化乃至分裂，为后来的政治变动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和可能。据叶昌炽日记记载，当时许多官员在阅读皇上罢免礼部六堂官上谕时相顾错愕，以为自他们进入官场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不可预测的严厉处罚。换言之，处罚大于过失，除人人自危、哑口无言外，恐怕也并不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超常提升四军机章京
清廷对礼部六堂官的严厉处罚，大概确实有小题大做的嫌疑，无疑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只是皇上执意这样做，自然也有其系统考虑，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决策。这与其按部就班改组政府，以新人换旧人的步伐密切相关，只是这几个礼部行政首长不巧撞到了枪口上而已。
9月5日，皇上发布御旨，任命裕禄、李端棻出任礼部满汉代理尚书，任命王锡蕃、徐致靖等代理礼部侍郎。礼部的班子大致配备如此，并没有多少出人预料的举措。
这一天比较出人预料的人事任命案是军机处工作班子的改组，皇上特别任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四人各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实际上就是军机处秘书，甚至可能比秘书这个概念享有的权力还要多一些。
军机四章京的任命是戊戌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因为他们四个人在政治上都倾向于改革和维新，都具有相当的行政能力，都从属于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一定阵营，都有丰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资源。更重要的是，按照清廷规制，军机处是大清王朝日常政务的运作中枢，是皇帝统帅全国处理日常政务的工作机构，皇帝要做的大小事务无不从军机处过手，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处。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所组成，军机大臣主要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优秀官员中特选，有时也从军机章京中提升。军机大臣的任命，其名目就是“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就是入值军机处办事而已。军机处人数多寡没有定额，最多的时候有11人，最少的时候也就3个人。他们都是皇上的左膀右臂，都是皇上的亲信，是皇上最值得信赖仰仗的人。
军机大臣又称为“大军机”，之所以称为大军机，除了年龄一般稍大、权限稍大外，更主要是因为有“小军机”相对应，所谓小军机，只是俗称，比较正规的名称是军机章京，或“军机章京上行走”，或称“军机司员上行走”。
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其编制始确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共32人，满汉章京各分两班值班，每班8人。他们负责大清帝国一切日常事务的处理，每天随时可以见到皇上，接受皇上的面谕，并就重大决策代朝廷拟旨。所以，说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秘书处也可，说它是皇上的工作班子可能更合适。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年富力强、反应灵敏的军机章京，其地位不容忽视，其影响更是巨大，因此，皇上9月5日突然宣布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章京，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当然引起国内外高度注意甚至是震惊。
四小军机的背景代表了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他们都赞成改革、赞成维新，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倾向上并不一致，因为各人经历、学识和背景都不一样。
杨锐字叔峤，祖籍四川绵竹，1857年生，时年39岁。杨锐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时代就受到其父兄积极影响和良好教育。1885年中举，为张之洞登堂入室第一亲厚大弟子，曾在张之洞幕府工作多年，以其卓越才华与高尚品格为张之洞赏识和敬重。
1889年，杨锐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晋升内阁侍读。在京工作期间，杨锐与张之洞依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张之洞在北京、在中央的一个重要耳目，多年来向在武汉的张之洞源源不断地提供京城中的重要消息。
甲午战争爆发后，杨锐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倾向于认同于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维新变法，为京师强学会重要参与者。进入1898年，杨锐与康有为一度走动较近，是蜀学会的重要领袖之一。大约还曾帮助康有为联络过都察院官员高燮曾，促成高燮曾向朝廷推荐康有为，并将康的重要奏折转呈上去。
杨锐认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但可能是由于康有为在京城太过张扬，树敌太多，所以杨锐在稍后渐渐与康有为有所疏远，无法继续认同康有为的主张，特别是其激进主义的改革理想和手段，这是杨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阵营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关系比较微妙，有思想上的关联，但又不那么密切，若即若离。他认为“我大清”确实应该改革、应该维新，应该像东西洋各国一样，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是他心目中最有能力主导改革的理想人物肯定不是康有为，而是他的恩师张之洞。
1898年9月1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推荐了杨锐。稍后，杨锐受到了皇上的接见，并就兴办新教育、练兵强军、用人行政等方面发表了看法，皇上以为所言切实中肯，因而接受推荐，于9月5日与刘光第等人一起加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
与杨锐情况不太相似，刘光第小杨锐两岁，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其出身贫寒，父亲早逝，由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带大，由此也使刘光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是那么合群。1880年，21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获得第一名，因而得入成都锦江书院继续攻读。1882年中举人，翌年24岁成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在北京中央机关供职十多年，刘光第除了上班外，似乎很少与人交往，不太懂得官场潜规则，办事比较拘谨，一丝不苟，是机关工作中值得信赖的一把好手，但这样的人不遇到特别机会就很难得到升迁。
甲午战争爆发了，刘光第不再满足于每天上下班，他对时局格外关注，因为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太使他痛心，于是他向朝廷上了一份改革建议书，建议皇上大权独揽，维持皇权中心至上。维新运动开始后，刘光第也多少改变了先前不太与人交往的习惯，积极介入一些政治活动，也是保国会的参加者。至于他是否与张之洞有比较特殊的关系，各方面的史料相互冲突，学者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比较清楚的是，他之所以被皇上任命为军机章京，主要还是因为他与杨锐一起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举荐，而据说陈宝箴的举荐又受到张之洞的暗示。
四小军机中林旭的情况比较特殊。林旭生于1875年，此时年仅23岁。他之所以被破格提升为军机章京，应该与其出身有点关系，当然也是才华出众的人。
林旭来自福建侯官，字暾谷，号晚翠，他的祖父曾任知县，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比较落魄的秀才。所以到了林旭这一辈，家境并不是太好，只是林旭个人自幼聪明颖悟，好学且善学，喜欢读书会读书，博闻强记，出语惊人，自然比较讨人喜欢。1892年，道员沈瑜庆也就是名臣沈葆桢的公子回乡省墓，获悉林旭才华横溢，遂将其爱女许配。之后，林旭就随沈瑜庆返回任所，周游金陵、武昌等地，遍识各地名流，既开阔了眼界，又积累了丰厚的人脉。
翌年，年仅18岁的林旭返回故乡参加乡试，为福建全省第一名，引起省城一时轰动，获得福建学政王锡藩激赏。然而，乡试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此后的道路一帆风顺，他在第二年到北京参加恩科会试，名落孙山。又一年，也就是1895年参加乙未科会试，依然无法如愿。不得已，乃入贽于内阁中书。
林旭在科举道路上屡战屡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与其高度关注现实政治，而无心于八股时文可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那几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激荡的转换期，甲午战争、马关议和，在在牵动着林旭这样热血青年的心。
就政治理念而言，林旭是康有为的崇拜者，他虽然因为岳父等丰沛的人脉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但他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却高度认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自认为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等言听计从。他是闽学会的领袖和中坚，也是保国会的重要成员，在1898年风云变幻莫测的日子里，林旭绝对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不过，林旭的提升与康有为等人并没有多大关系，向朝廷举荐他的是先前的福建学政王锡藩，这可是林旭的座师。
除了王锡藩，在林旭政治道路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荣禄。荣禄曾经担任过福建将军，当然知道沈葆桢的这个孙女婿才华出众，智慧超人，因而曾真诚邀请林旭到他的幕府中任职。林旭后来因故没有成行，但这层因缘对于林旭来说自然不容小视，因为荣禄那时绝对是满洲贵族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恭亲王的政治继承人。
除了荣禄，张之洞、陈宝箴等大员，也都曾对林旭另眼相看，也曾经向他扔过橄榄枝，希望招致幕府，这除了因为其才华外，自然与其岳父沈瑜庆有关。因为沈瑜庆不仅在李鸿章手下当过差，而且长时期在张之洞手下任职，是张之洞的湖广总督署的总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处处长。这可能才是林旭少年得志的重要原因与背景。
至于谭嗣同，他的出身尤其是其经历，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位都不同。我们知道，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且在官场是比较本分比较稳健的人物，因此谭嗣同不仅拥有丰沛的人脉和很好的行政资源，而且见多识广，博学多闻。特别是他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原因远走大西北数年，以后又周游各省，历时十载，遍识天下英雄豪杰，结交三教九流各方面朋友。
1897年底，因胶州湾外交危机，谭嗣同受到强烈刺激，返回故里湖南，准备在那里凭借开明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将湖南建设成中国民族复兴的基地，以为亡后之图。
谭嗣同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的人格魅力和坚持，也使他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和信赖。他发起成立南学会，他在南学会的一系列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对于唤醒湖南人的觉醒，对于湖南局部维新风气的形成都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公私交往中，谭嗣同人格魅力也使他获得许多朋友的信任，使他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陈的公子陈三立，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继任徐仁铸，还有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都建立起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
然而，由于谭嗣同等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太过激进，终于惹怒了湖南知识界的正统势力，特别是因为全国性的维新运动迅速发展，中央层面的变革也在急剧发生，康有为在北京获得了政治上的新机会，梁启超等人陆续离开湖南，湖南维新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陷入停滞。
谭嗣同在政治理念上有自己的主张与看法，他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关系密切，能够大致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但谭嗣同毕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人生理念，并不像林旭那样对康有为顶礼膜拜，无条件认同和崇敬。他不是觉得康有为、梁启超激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觉得他们激进得不够彻底，走得不够远。他认为，一个新的中国不应该重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而是要废除君主专制体制。因为君主以天下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谭嗣同在《仁学》中发誓要冲决一切网罗，荡涤一切旧俗，重建一新的理想社会形态。
康有为等人在北京获得朝廷启用后，一大批在外省的朋友和同志陆续向北京集结。朝廷在开启新政后，也颁发了不拘一格推荐人才的诏书。1898年6月13日，也就是皇上明定国是后第三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其子徐仁铸的建议下，向朝廷上书保荐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备皇帝垂询。朝廷当天接受了这个建议，谕示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该省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负责察看。
据许多研究者说，徐致靖的这封保荐奏折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徐氏父子，而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至于在奏折中加上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等人，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另一方面大约也有分散注意力，模糊究竟是谁起草了这份奏折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