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当然并不是单纯的外交问题，而是与内政有着相当复杂的关联与互动，甚至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大框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些调整不仅引发了权臣之间的争斗，而且引发一系列的观念碰撞和体制性的修补与创新，只是由于时间原因，这些修补与创新没有来得及实现，就因为另外的原因而被打断。
制度局：废我军机？
毫无疑问，真正在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并提出整体改革方案的大约只有康有为。他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写的请愿书中，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以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虽然原因复杂，但中国固有政治体制显然有不合乎实际需要、不合时代潮流的弊病，所以，中国要恢复往昔的辉煌，除了枝节的改良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变天下之成法。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大清王朝的法度主要是因袭大明王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中国的外部环境现在与两百年前的明朝晚期大不相同，与大明王朝典章制度创建时的六百年前更是有着天翻地覆的不一样。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分化的过程中，制度的竞争大于实力的竞争，有了好的制度可以增强实力，没有好的制度，即便有实力，也不一定能够在竞争中取胜。各国在这大分化的历史进程中都在设法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重建，其目的就是不希望输在起跑线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当然有着非常多的优点，四千年至少两千年保持中国社会长时期稳定，肯定是这个制度内部有着非常不一般的基因或密码。问题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已不同于先前数百年、数千年，那时中国人的天下国家其实就在九州之内，而现在随着大航路的开辟，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与不断改进，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中国也就很难还是过去的中国。如果统治者依然固守过去的方法去治理中国，那就像夏天到了而仍不愿脱掉皮袄，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变化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统治者以开创之势治天下，而不能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率由旧章不变不改，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必至不守不成；拱手无为而与列国并争于天下，那就不是一般的被边缘化，而是根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原则，被吞噬、被蚕食、被毁灭。所以，康有为认为，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机遇，应该抓住这次机遇整理内部，进行改革。
至于改革的具体建议，康有为在这个非常时期想的似乎还不是很清楚，但他在这份建议中提出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隐约表达了他对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对中国古典“议郎”制度的推崇，既考虑到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推陈出新，制度创新，实际上也蕴涵了西方近代国家代议制的因素，是代议制民主思想在康有为意识中的折射与反映。他心目中的议郎，其实就是西方近代国家民主体制中的议员，享有“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政治特权，是对君主制的有益补充，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康有为在同年6月底的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比较明白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规划和主张。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难定是非，美恶是非的评估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来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生存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往昔社会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就是列国环伺，彼我对立，如两军之对阵。这种从未遇到的新情况迫使中国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积弱的深层原因。
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并不仅仅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是在强兵、扩张，不断扩大海外殖民地的同时，注意其内部政治的改良与制度重构，其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观察和考虑的，就是在坚守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设议院以通下情，建立了一套与中国传统体制完全不同的政治架构。康有为强调，西方的议院制度具有许多出人预料的好处，是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议员既然是从民间社会选出，因此民间疾苦无不上达；议员们参与议政与政策的制定，因此使政府的主张无不下达；国家的任何事情既然都由议会讨论决断，那么这个体制就基本封死了权奸营私舞弊的机会和可能；政府的行动举措所有的权力，始终在阳光下操作和运行，因此也就杜绝了中饱私囊之类的情形发生。在康有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最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根据这些原则，康有为在建议书中提出变革体制的具体方案，主张设立一个专门征求改革意见的机构，征集各方面对改革对国家事务的意见；主张在中央省府州县各个层级设立议事机构，由全国公开推举专人集议讨论；主张在中央这个层级设立一个顾问馆，由皇上随时召集这些顾问就国家大事进行咨询，自由讨论；主张开放言论，放开报馆，让国人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环境中就国家大事发表看法，政府委派专人进行收集，择善而从；建议恢复传统中国社会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各省督抚至知府县令在各自身边都能够集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问题。他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民意机构，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还第一次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这应该说是康有为为近代中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政治争论中，反对者并没有弄懂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总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皇权的至上性威权性，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否认皇权的至上性威权性，他只是觉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政治上必须有办法，只有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走向西方近代国家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康有为1895年的思想中还是一种不自觉的想法，还没有理性的思考和学理性的支撑。不过，中国究竟是不是应该改革，如何改革，在康有为思考的同时，体制内外有不少人也进行着类似的思考。
1895年4月底5月初，盛宣怀在一封写给李鸿章、王文韶、翁同龢等信中谈及改革问题，认为议和已定，社稷初安，但中国人决不应该不思进取，而应该乘此机会加紧政策调整，体制改造，他建议从官制改革入手，先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上进行，除了吏政、礼政、刑政暂时不动外，诸如户政、兵政、工政等，在盛宣怀看来都必须进行改革，使这几个方面的行政体制更合乎时代要求，更合理、更便捷。
翁同龢在各方面刺激影响下，也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他也能够认同社会舆论中的危机意识，以为旧法不足恃，深感中国如果固守旧制，不变法，不大举，恐怕真的没有出路。所以，他也能够认同这些封疆大吏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认同富国强兵、增加财富特别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具体举措。
实事求是地说，1895年的政治激情很快转化为政治实践，只是这个政治实践依然将主要精力运用在富国强兵、经济发展等形而下的层面，康有为等人关于制度创新的形而上思考依然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制度创新依然有待于新的机会或机遇。
经过两年的发展，中国的维新运动确实蓬蓬勃勃，全国上下到处都呈现出维新景象，新报刊、新知识、团体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新思想新文化逐步取代了旧思想、旧文化，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这样的维新形态逐步改良，逐步完善，重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完成政治上的蜕变。
然而，中国稳步发展、渐进变革的思路被意外的外交危机所打断。胶州湾危机在一夜之间使人们怀疑先前的渐进思路可能还是有问题，一大批维新志士开始向湖南聚集，他们计划一旦中国不保，或许可以将湖南作为民族复兴国家重建的基地；而另一部分维新志士开始向京师聚集，他们重走1895年政治变革的老路，依然期待朝廷能够倾听他们的呼声，抓紧时间从政治上进行根本变革。而康有为阴差阳错，因为私事正在北京，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又一次卷入了这场政治争论，重提他在1895年所提出的那些政治改革方案。
1897年底，康有为向朝廷递交了上清帝第五书，建议朝廷取法日本和俄国，以定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国会，定宪法，重建近代国家，从制度上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寻找近代国家合法性的依据。
在康有为向朝廷提交上书的同时或稍后，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的建议书，以为胶州湾事件不应该就事论事，而是应该举一反三，从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本质或根源。
康有为、杨深秀相继表达的改革情绪和要求，大约真的说到了问题的症结。皇上对这些建议确实比较关注和认同，他在1898年1月16日召见群臣时，要求“众爱卿”不要就事论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而应该考虑怎样从整体上从根本上为大清王朝寻找一条发展坦途。
皇上的要求或许太突然，各位大臣措手不及，不知应该如何应对，他们被这个不约而来的胶州湾事件弄得狼狈不堪，哪里能有皇上的水平，从这样高的政治视角去观察全局？各位大臣默然以对，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表示，要真进行什么改革，大约还是应该从内政做起。
各位重臣的政治觉悟没法跟上皇上的思考，而那些比较边缘化的言官或体制外的年轻人的热情引起了皇上的关注。他表示有兴趣约见康有为等这批相对年轻的官员或读书人，希望与他们一起谈谈中国应该怎样改革这样的宏大主题。
按理说，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上的话那可是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然而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现实是，君主的一切权力似乎都不归属于自己，他的这个想法遭到恭亲王的否决，否决的理由很简单，贵为天子的九五之尊不能够接见品级太低如康有为这样的官员，这是大清王朝的礼制，必须遵守。
退而求其次，总理衙门的大臣于1898年正月初二找康有为集体问话。康有为在这次谈话中除了继续鼓吹他的变法主张外，也用不少时间阐释怎样改、怎样变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已经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怎样变、怎样改的问题，是怎样寻找改革突破口、怎样编制路线图这样的问题了。他的基本思路是，这次改革宜以法律制度的改变作为突破口，以官制改革作为改革路线图的起跑线。他明确意识到，大清王朝的旧制已经与现实生活严重不合，必须加以改革和重建，才能合乎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康有为没有正面回答李鸿章“六部尽撤，则例尽废”的质疑，但在他的思想意识中，确有从根本上改造大清王朝行政体制的理性自觉，因为他所说的那些新政事项，如果没有新的行政架构去规划去执行，那就只是一句空话。
改造或重构大清王朝行政架构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总理衙门就不是祖上传下来的行政构架，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却运用的如鱼得水，效率明显；军机处更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产物，可是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却非常重要。所以，行政架构的改革说难也很难，但并没有难到不能说、不能做的程度。稍后，朝廷因时制宜设立总管全国铁路建设、矿产资源开采的专门衙门，就没有什么人表示过异议。
当然，康有为理念中行政架构改革与重建性质就不一样了，他所说的这些改革与重建，如果用恭亲王的话去定性，那就是“废我军机”，是从根本上变革大清王朝的行政系统，有权力重建的政治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