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分析或许合乎实际情况，但在伊藤看来却极难理解，因为从中国政治体制看，所谓几千年帝王专制，无非是说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现在康有为却告诉他中国皇帝的权力极为有限，这是伊藤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于是他问道，贵国体制中君主权力无限，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怎么能突然说贵国皇帝没有全权呢？
针对伊藤的困惑，康有为徐徐解释道，我皇上虽然登极已有20多年了，但其实并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朝廷的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这就是我大清目前情形的独特处，而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专制的原本情形。
说到两宫之间的关系，康有为尽情发挥，表示皇上深知国际大势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处境，因此自甲午战后就下决心进行改革。然而皇太后虽然当国多年，但是确实不太知道世界大势及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真实处境，不知道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危险，因而对于皇上的改革总是不理解、不支持。近君子而远小人，是中国圣人的遗训，也是优良政治的前提，然而皇太后所能接触的人不外乎那些满洲权贵，如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这些人愚昧无知，绝少识见，毫无世界眼光，不知道外国情形。在他们的意识中，所谓改革只是汉人向满洲人夺取权力或分享权力的一个阴谋，改革结果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他们认为，凡提倡改革者，都是阴谋叛逆之人。这种言论刚刚听到可能觉得荒诞不稽，由不得这些言论反复不断向皇太后灌输，久而久之，皇太后也就由不信变为信，以为皇上推动的政治改革是上了那些汉人的当，是汉人的一个阴谋。如果这个改革进行到底，那就是中国人的大幸、满洲人的不幸。
康有为的这些分析当然是他基于自己特殊立场上的判断，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从康有为这些长篇大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基本分析主要是基于斗争冲突的立场，总是在设想着朝廷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分别以皇太后和皇上为各自的领袖。所以，他认为，自从新政开始以来，皇太后受旧势力的影响对新政几乎一直持反对态度，弄得皇上在改革问题上左右为难，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改革的动力在这日趋严重的消耗中不断减弱，追随皇上从事改革的官员也就很容易渐渐失去信心。康有为强调，皇上与皇太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乃至冲突并不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在高层官员中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们都知道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并不在皇上手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决定他们只能消极观望，静待时局的变化，然后再寻找政治机会。
根据康有为的看法，皇上对这些情形心知肚明，也曾设法解决，不日前因王照上书受阻而大发雷霆，严厉惩处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这也多少表明皇上有意改变目前僵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惩治怀塔布等人事前并没有请示皇太后，连日来怀塔布等数十名满洲贵族相继跑到皇太后面前哭诉求情，他们不仅要求皇太后设法恢复他们的官职地位，而且对新政大肆攻击，挑拨两宫之间的感情，鼓动皇太后出面阻止皇上继续进行政治改革。
康有为的这番谈话，如果从其自身政治立场看，当然也能自圆其说。他出于自己的政治视野，几乎从来都是将一切改革阻力推到所谓保守的满洲贵族身上，这是他的一贯观点。不过，当他将这些话语向伊藤博文陈述时，实际上就有借外来势力干预国政的嫌疑，这可是一切专制体制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伊藤博文原本并不相信清廷中存在着两个中心，不相信中国皇帝没有享有充分的权力，然而面对康有为这些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的陈述，伊藤也由不得不信，他充满善意地不断叹息，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是一切国政的基石。清国现在权出两途，怪不得改革进展缓慢，效果不彰。
康有为听懂了伊藤的叹息，相信自己的陈述打动了伊藤，于是他趁热打铁，请求伊藤在有机会见到皇太后的时候，一定要为我皇上，为我们这些维新志士美言几句，一定要设法使皇太后明白国际大势和我大清的真实处境，不再阻碍改革，不再束缚皇上的手脚，让皇上享有一国之君应有的全权，听任皇上从容改革。
对于康有为的这些建议，伊藤博文不明所以，他问道，怎样才能使皇太后明白中外情形、国际大势，怎样才能使她放手让贵国大皇帝从容改革呢？
中国的情形确实不是伊藤这样的外国人所能理解，他的这些困惑与疑问也确实正常，不足为奇。康有为进一步解释说，我皇上之所以能够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之所以明白世界大势，主要是因为皇上勤奋读书，近君子而远小人，多与那些有真知灼见的大臣小臣接触，听听他们的看法。而皇太后则相反，皇太后不愿与那些有真知灼见的大臣小臣多接触，整天所见就是那几个守旧大臣，这些人除了唯唯诺诺，就是守旧顽固，从无一句忠言谠论，一句真知灼见。我们这些汉人小臣，从来没有机会拜谒皇太后，从来没有机会在皇太后面前说明一切。阁下是国际著名政治家，是我大清最为尊贵的客人，此次在京若有机会入见皇太后，敬请在方便时为皇太后剀切陈说，设法让皇太后回心转意，那真是敝邦之福、神州大幸。
对于康有为的这个请求，伊藤不知如何回答。他表示，按照欧美外交惯例，外臣既得谒见皇帝，则必得谒见皇太后及皇后。惟贵国体制尊严，不同于欧美，在下即便想去拜谒皇太后，也不一定就有机会和可能。伊藤的意思似乎是，他很想按照康有为的请求帮助中国，但从目前安排看，他的日程中似乎并没有拜谒皇太后的活动，他很难答应这一请求。
康有为对于伊藤的回答并不甘心，依然认为伊藤有机会拜见皇太后。他举例说，早几个月德国亨利亲王来访时，皇太后就曾给予隆重接见。阁下为世界著名政治家，相信皇太后不会不给予隆重礼遇。
对于具体日程安排，伊藤大约不便透露，他只好说，既然如此，那么在下谒见皇太后时，一定像你所期待的那样，适度提出一些建议或忠告。
伊藤的承诺鼓舞了康有为，康有为接着表示，皇太后总是听信那些无知满洲贵族胡说八道，这些人对皇上的改革总是心怀不满，寻找一切理由说皇上的坏话，甚至污蔑皇上有病，以为将来寻找机会废黜皇上另立新帝准备舆论。康有为请求伊藤有机会与皇太后谈话时，务必为皇上的新政改革多说好话，要让皇太后知道皇上是怎样的贤明，怎样的受到世界各国的喜爱与欢迎。
对于康有为的这个请求，伊藤大约真的无法表示意见，只能机械地礼貌地予以答应。
紧接着，康有为又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伊藤能向皇太后讲明世界大势，重点讲明各国是怎样压迫我大清，我大清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处境相当悲惨，如果不急起变法，发奋为雄，断难阻止各国瓜分，其祸不可胜言。很显然，康有为将皇太后想象为一个不明世界大势的家庭妇女了，他的这一判断肯定有问题，肯定不是历史真相，如果这个判断能成立，那么就根本无法理解皇太后当国数十年的中国历史了。
康有为的说法越说越离谱，伊藤似乎对此已有感觉，所以他就只好虚与委蛇，不再讨论，只听不说。于是康有为再提请求，请求伊藤在与皇太后谈话时，为他们这些改革之士多说好话，强调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好、大清好，并无任何不良企图。新政改革如果获得成功，不独汉人享其利，满人亦享其利，而且天下就是满洲人的天下，真正享大利的还不就是这些满洲人。反之，如果改革失败，则不独汉人受其祸，满人更加受其祸。天下是满洲人的天下，国家是满洲人的国家，国将不国，天下将亡，受损最大的当然是它的所有者。
从原则上说，康有为的这些说法固然无大错，不过这个说法本身就潜藏着深厚的满汉冲突意识。满洲贵族始终有人怀疑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大约也有其道理，至少康有为思想深处多少有点种族意识，多少也是把满洲视为他者。
满汉之间的冲突，确为戊戌年间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后来政治变动的一个关键点。皇太后对满洲贵族的倚重，并不意味着她认为这些满洲贵族有本事、有能力、有远见，而是这些人毕竟是自己人，在政治上最为可靠，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或基石。至于这些汉人，皇太后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和交往，当然知道汉人中也有曾国藩这样的忠君之士，他们并不把满洲贵族看做异族，而是有种认同感。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认同感非常有限，真的到了关键时刻，这些汉人的种族意识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就像满洲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的种族身份一样。对于康有为这样的说辞，伊藤实在没有办法表达意见。
康有为不管伊藤的态度，不顾及伊藤听得乏味，他继续向伊藤请求说，希望伊藤能够在皇太后面前为他们这些汉人小臣美言几句，甚至举荐他这样的汉人小臣有机会到皇太后面前讲求变法的道理和世界大势，以这些有知识有见解的汉人小臣去取代那些顽固守旧的满洲贵族，这样，不愁我大清不发展、不进步。康有为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只是大清国真的按照他的这个路数走，可能也就像他的那些反对者所说，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或许就是戊戌年政治变动的关键。
伊藤太累了，康有为似乎也有所觉察，三个小时就在康有为滔滔不绝中度过，眼见暮色苍然，座皆举烛，满腹心事的康有为哪能继续久留，遂告辞匆匆而去。至于伊藤是否如其所请，康有为其实内心深处也很怀疑，至少不那么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