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1081-1127），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
此人素来胆小怕事，他既无代替赵氏为帝的野心，也无此种能力和社会基础。张邦昌知道一旦自己登上皇位，就是僭越犯上，这是罪灭九族的事，所以当他在三月初一日被金人从燕京放回以后，执意不肯称帝，甚至不惜以自杀相抗争。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三引《朝野佥言》载： 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间金人令同萧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姓推戴时，邦昌皆不知也。粘罕、斡离不令王汭持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读前后文毕，大惊曰：“赵氏无罪，遽蒙废灭，邦昌所不敢闻。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二酋令王汭召邦昌，邦昌曰：“元与萧王、曹驸马奉使，每元帅召，即三人俱行，不可独往。”
汭强之以行。至二酋前，二酋说推戴意，邦昌坚避，如是者半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强，乃诡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诏令，立宋之太子，以公为相，善为辅佐，毋使败盟，请公入城。”邦昌入城，纱帽、凉衫，以扇障面，呼喝如宰相仪，径诣尚书省下马，百官拜阶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尽杀军民。百官、父老哭告拜邦昌，令即权宜之计，救取一城老小。
王时雍、徐秉哲、吕好问曰：“大金欲册立太宰，三日不立将夷宗庙，杀生灵。”邦昌谓时雍等曰：“诸公怕死，乃掇送与邦昌，虽督责而归焉，可免祸，身为大臣，岂篡逆耶？有死而已。”时雍等强之，邦昌引刀自裁，众夺之，遂议申推戴文字，至金国军前。
同卷《靖康小录》亦谓：“邦昌初尚顾义，且坚避久之。百官有进言于邦昌：‘相公宜从权，他日相公为伊尹，为王莽，皆在相公。’邦昌乃勉从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又尝欲以刀绳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使涂炭一城耶！’遂已。”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勉强答应称帝。
三月初七日，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拟建都金陵（江苏南京），除西夏外，伪楚与金以黄河为界，“世辅王室，永作藩臣”。十五日，张邦昌往青城见斡离不、粘罕致谢，并向他们提出“不毁赵氏陵庙，减金帛数，存留楼橹”等，以及归还被扣留于金营的孙觌、沈晦、汪藻等十数名官员，皆获得金人同意。“惟仆射何栗、枢密孙傅、签书张叔夜、中丞秦桧、侍郎司马朴等，或以言语，或以废立事不遣回”。
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初一日，金人分两批撤兵，掳徽钦两帝、皇后、妃嫔、诸王、公主、宗室、驸马和大臣何栗、孙傅、张叔夜、秦桧、司马朴等人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事件，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乱”、“靖康之祸”。
后来，徽、钦二帝皆被囚禁于五国城（黑龙江依兰），金人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其余人皆充奴婢，供应役使。其中皇后、妃嫔、公主等女性，多遭污垢，或被迫做了女真奴隶主贵族、将领的妻妾、侍女。在被俘北去的大臣中，张叔夜、何栗、孙傅皆相继殉难。司马朴虽在北方帮助金朝主持过科举考试等事务，但坚辞金人尚书左丞的任命，大约在绍兴十年（1140）前后病死真定（河北正定）。惟有秦桧后来回到南宋，参与演出绍兴年间的历史。
五、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距今虽然已过去近九百年，但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却十分深刻。
教训之一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是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燕云十六州曾是中原王朝的领土，自公元936年由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以后，至北宋末年已有一百九十年的时间，燕地百姓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辽的统治，因而是否有必要采取战争的办法加以收复，在朝廷中出现争论，也属正常现象。当然，北宋希望收复这块土地，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采取联金灭辽的方针也不是绝对不可取，但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争取民心，也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对燕云十六州百姓的宣传工作，以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二是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自力更生。可是，以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既没有对燕云百姓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更没有切实地去做好军事准备，而是抱着侥幸和投机的心理，想通过招降辽军和借助金人的力量去收复领土，甚至根据天祚帝的面相来预测对辽战争的胜负，简直如同儿戏一般。对于金人而言，由于辽朝的衰落，灭辽是迟早的事，宋金订不订“海上之盟”，都不足以影响到金辽战争的最后结局。女真贵族在灭辽以后，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和财富，继续南侵也势所必然，这与是否签订“海上之盟”并无直接的关系，更不能成为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有人以为，北宋应该执行联辽抗金的政策，这是事后的想法，当时要实行这一政策并不现实，也不可能成功。如果真的实行了这一政策，一旦辽朝灭亡后，金人更有理由发动南侵，后世史家岂不又会作出完全相反的指责！
北宋所以灭亡，主要原因在于它政治腐败，武备松弛，特别是长期执行压制武人的政策，造成军事力量的极端脆弱，甚至远非同样腐朽不堪的辽之对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队纪律败坏。宣和四年（1122）十月，当宋军进入燕京城以后，“契丹诸军皆效死战”，而宋军只会“饮酒，攘夺财物，纷然恣淫”，这样的军队当然不可能得到燕地人民的支持。二是战斗力极其低下。北宋后期的军队，训练形同儿戏，不少士兵不会骑马，上马后双手死死抓住马鞍不放，根本无法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其战斗力之软弱，大大地超出了金人的想像，自此以后，金人完全看穿了北宋外强中干的面貌。
金兵东路军第一次南下的总兵力不过六万人左右，精兵不过三万余人，竟敢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而北宋“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已数倍于金兵，一行反击即遭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人北返时，尚书右丞范致虚率领二十万军队从陕州（河南陕县）前往开封“勤王”。粘罕听到这一消息后对诸将说：“我闻范致虚一儒者尔，不解用兵，可明斥堠，使三千人破之必矣。”后来果然被金军打得大败，范致虚收拾残兵败将，逃往关中。这就说明，一个国家要抵御外侮，保持独立，一定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强大，否则十分危险。
教训之二是挽救国家危亡，只能同心同德、脚踏实地地去艰苦奋斗，而屈辱只能害国，空言必然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