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作家的这种文化、文学的传承，在许多方面都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作为地域文化的“小传统”，它直接影响了现代的“两浙”作家的创作。在他们那种带有极为突出的“敏感”、“敏锐”和善于抒情的艺术创作风格当中，人们都不难看出，他们对“两浙”文化“小传统”直接传承的鲜明痕迹。因此，对整个新文学的生成而言，明清文化资源和文学传统的强有力支持，加上外来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强有力影响，许多内在的机制和因子都被充分地激活起来，就像加进了催生素一样，新文学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如同周作人所说的那样：“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上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内外的合力，使新文学的洪流在聚集、蓄势，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
在探讨明清时期社会思潮和文学变革的波及效应时，还不能不提到近代“两浙”着名的学者王国维的影响。这位学识深厚、博古通今的“两浙”学人，在哲学、美学、史学、文学、教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人文地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尤其是他运用近代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文学，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不仅开创了研究中国戏曲史的风气，而且在专治经史，如从事古文字学、音韵学和古器物、金石学和汉晋简牍的考释、西北史地、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学术研究也许不会对新文学的生成产生最直接的推动，但学术研究本身及其所产生的学术结果和影响，则会对新文学的生成提供历史的镜鉴，为新文学提供深厚的文化学识和理论素养。从“两浙”学术研究对新文学生成的影响上来看，王国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借此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为新文学生成直接提供一种可参照的摹本，为新文学在发生学的层面上，认识自身的传统、特质、特征和局限，提供了可借鉴、可学习的样式与思考途径，并对新文学的观念形成、思想架构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领域的考源、考证和史实梳理，为新文学的生成提供历史维度的镜鉴和历史传统的深刻透视，为新文学承继历史传统，批判历史传统，以及在认识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进行历史文化反省当中激活创作热情，获得新文学创作上的思想艺术深度诉求和丰富深刻的文化体验感，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学识基础。
王国维在家乡海宁接受的是传统教育，22岁来到上海后则开始接受“新学”，即近代西方学说的影响。但是，他对当时时髦的西洋科学、政治学并不感兴趣，而是对一般人所认为的“无与于当世之用”的西方哲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先是致力于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的学习与钻研，并由此涉及西方美学、教育学等领域，从中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王国维在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文化的同时，还运用西方文化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从而获得一种透视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全新观念与方法。
譬如，他在运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来阐释《红楼梦》的内在精神和美学、伦理学价值时，就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和新感悟。他指出：“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
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着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通过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伦理学价值，都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与其他古典名着相比：“《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因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它的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是相关联的：“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的这种阐释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上的极高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学术研究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对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以降，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文字狱”的盛行，使得脱离现实的考据之风渐成气候，并一直延续到晚清和民国之初。在文学研究方面，出现了所谓的“考据派”，常常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繁杂的考据，指出作品中的某某人物是谁，而将作品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精神置之一边。王国维对此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全人类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
于是举人类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形上探寻，而非局限在形下层面上的主人公是谁，或作者写的究竟是谁之类的繁复考证。“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王国维运用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和方法对《红楼梦》进行全新的阐释，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远远超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连同他的《人间词话》等多种文学理论着作的问世，他的学术研究及其影响，已为新文学的生成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在价值观念、审美理想、创作思维和艺术范式等方面获得自我更新，自我转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诚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先生之着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附会”，但足“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戏曲研究，也不只是对戏曲这种文学样式进行纯粹的考证性研究，其成就及其影响同样不局限在学术研究领域，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学样式的考证、梳理、辨析，发掘文学的历史进化规律，即对“一代一代之文学”提供文学自身进化的内在证明。
就戏曲的文化和审美特性而言，中国传统的戏曲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精致、优雅、中和、通俗的审美形态，在艺术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充分地表现了生活在农耕社会人们的审美理想，抒发了农耕社会人们的心理情感。不同于西方戏剧以偏重真实的艺术再现、塑造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设置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方式来再现人生的矛盾，中国传统戏曲则是偏重于艺术表现，以规范而富有灵性的程式，优雅而富有抒情的唱腔，平和而畅晓的对白，精湛而富有美感的动作，创造了一种不可企及的美，抒发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的理想情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指出，“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通过对宋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的考源、辨析和梳理，王国维在这种保存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审美元素的文学样式上，发现了中国文化、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譬如，在谈到元杂剧的特点时，王国维指出：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显然，王国维真正地发现了元杂剧对中国文化、文学审美理想和艺术表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特点，如同他反复强调的那样：“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指‘意境’ ——引者注）。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如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以元杂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其审美性质也是偏重于艺术表现的。中国戏曲中的唱腔、舞蹈、武打、对白和一系列的程式化艺术表演，都极富抒情性、写意性、诗意性。所以，中国戏曲如同诗词创作一样，所创造的是具有“意境”的艺术，即通过一切艺术手段，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情景交融的“意境”，追求艺术表现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
王国维对宋元戏曲的考证，不仅对中国戏曲这种文学样式的历史发掘作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引发了五四新一代学人在鼓吹新文化、新文学的同时，对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学传统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五四新一代学人的理论思维和治史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新文学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激活自身的传统因子，使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构建富有自身丰富的文化积淀的新的审美范式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种学术上的薪火传承，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实际上已完全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而是更加具有文化重建和启示新文学的价值意义。
像比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晚十一年问世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同样不局限在单纯的学术领域，而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镜鉴。从“两浙”学人的治学传统上来看，一直都有以戏曲和小说两种文学样式为“治史”样本的传统。在中国学术史上，“两浙”区域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曲论家、史论家，像吕天成、臧懋循、王骥德、李渔、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马廉……这种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和资源，对“两浙”文化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脱颖而出，提供了文化储备上的强有力支持。因此，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传统，特别是以“两浙”区域为代表的明清社会思潮和文学传统（包括晚清时期），就是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维度出发，为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承担了重要的奠基性的任务。
第三节 “浙江潮”的涌动与文化碰撞的觉醒
在整个中国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格局之时，一本极具象征色彩的地域性文化刊物《浙江潮》问世了。这本以“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为宗旨的地域性文化刊物，从域外向整个中华大地表达了一群来自“两浙”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对处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而急遽变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两浙”知识分子鲜明的文化反应。蒋百里执笔的《浙江潮》发刊词，就以激情澎湃的语言这样写道：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