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对新文学艺术功能的要求，也多侧重于对文学的再现性、反映性功能的重视，其特点是使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表现再现化、叙事化，从而使新文学在艺术再现和叙事当中，获得丰富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展现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度诉求。如鲁迅在秉持“为人生”的理念当中，也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小说是关注“病态的社会”，要展现“病态的人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从艺术功能上来说，鲁迅所强调的是新文学再现性、反映性的叙事功能，突出了新文学“为人生”创作所要求的以模拟、写实、反映作为艺术基础，通过再现艺术方式来展现现实人生原貌的艺术功效。
由“两浙”作家为主干的“文学研究会”，在《栀小说月报枛改革宣言》中谈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点时指出：“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很显然，对于“两浙”作家而言，之所以强调要大力介绍西洋文学的写实主义，突出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真杰作，目的也还是像茅盾所强调的那样，要突破“中国古来文人对于文学作品只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的局限，使新文学能够通过再现现实人生的真实，描写社会生活，多具有些“广阔气魄深厚”的特点，使新文学能够真正地成为“表现社会生活”的“真文学”，成为“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也即西谛（郑振铎）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
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突出新文学的再现性、反映性的艺术叙事功能，“两浙”作家在促成新文学“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成型当中，也就从新文学与现实人生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角度，将新文学生成的起点提升到人类共有的情怀、情感和思想的高度，使新文学在发轫之际就具备一种深度反映社会本质、再现人生真实的艺术叙事品格，同时也使这种叙事性范式的总体风格，偏重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并为现实主义艺术在新文学发展当中占据重要位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在稍后出现的乡土文学的创作高潮中，就以偏重于艺术再现、反映的方式，十分冷静地剖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境况，展现出新文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更为理性的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本身的思考特点。到了30年代，当整个新文学由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时代，向30年代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解放”时代转型时，“两浙”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出了十分迅速的艺术反映和艺术再现。像茅盾的小说创作，就是以偏重于艺术再现的“宏大叙事”方式，积极参与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去处？”这一重大时代问题的讨论，从而使新文学能够在现代社会、现代人生，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变革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这不仅充分地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了新文学对思想与艺术深度追求的精神风采。
二、“自叙传体”自我抒情性范式的成型
基于“两浙”地域文化的孕育与影响，特别是基于以“两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的影响，在新文学生成之际，“两浙”作家对新文学“自我抒情性范式”成型的促成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体”小说创作，就是新文学“自我抒情性范式”成型的标志。
作为新文学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以“自叙传体”为代表的自我抒情性范式的生成，其特点则是将创作目光对准人的内心世界，着重展现人们在五四的历史风云变幻当中那种起伏跌宕的思绪和心潮。在五四时期，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两浙”作家，在展示以“我”为核心的人的内心世界过程中，就对“人”、“自我”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思考，并将其作为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束缚的对立因素，纳入小说创作之中，凸现新文学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我抒情性范式有三个最为显着的特点：一是凸现“反抗”意识，即反抗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的束缚；二是凸现创作的“激情”，强调以反抗燃烧的激情，支持以个体为代表的生命意义的建构；三是凸现“自由”意志，在否定专制和旧的伦理道德不合理性的同时，寻找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确立。自我抒情性范式的确立，使新文学格外注重“自我”价值的探寻，像郁达夫就是新文学“自叙传体”小说创作的鼻祖，是将“自我”提高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现代作家。他的“自叙传体”小说创作，其特点是把作家的“自我”与小说的主人公形象融为一体，重心是自我抒情，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如同郭沫若在诗歌所塑造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一样，是一个融入时代、社会、自我元素，即“小我”与“大我”统一的自我形象。虽然与郭沫若所塑造的时代强者类型的自我抒情主人公有所不同，但在自我抒情的性质特征上则是一致的，即通过自我对时代、社会的心理对应，充分地表现时代、社会在自我成长路上所刻下的精神痕迹。
郁达夫，这位来自浙西区域——杭州富阳富春江畔的作家，以其一颗敏感的心、一腔沸腾的热血和富有激情的创作冲动，使“自叙传体”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以线性叙事，构筑“故事链”为主导的小说创作常规，同时也并不像其他现代小说那样严格地围绕人物性格刻画来组织小说情节，而是以“小我”（作者自己）和“大我”（民族、国家）的对应方式，以主人公的情感起伏和心理意识流程为抒情主线来进行小说创作，形成自然、流动的自我抒情性的小说结构。在“自叙传体”小说创作中，郁达夫突出的是自我主观情感，表现的是自我内心情绪。以他的早期小说代表作《沉沦》为例，八个篇章并不遵循故事情节的流程，也不按照主人公的性格发展来组织小说情节，倒像是八个各自独立的自然抒情篇章，链接这八个抒情篇章的是主人公的主观情感和内心情绪。
也就是说，小说情节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自我抒情为中心的情感和心理发展流程来进行的，从而形成小说跌宕起伏、感人泪下的情感冲击波。小说着重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在这种情景中，“我”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才能够孤独地得到情感的宣泄、心理的抚慰。“我”读着18世纪英国着名的“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作《孤独的收刈女》，尚能在“自哀自怜”、“自嘲自骂”中得到心灵的平静，但是，当“我”回到校园，得到的则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内心孤独和敏感多疑。作为被五四新思想唤醒的新青年，“我”有自己“爱”的权利，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知识、个性解放和发展，然而，“我”正常的要求却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在来自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我”陷于了空前的心理苦闷之中，特别是“性”的苦闷。
在无法摆脱的忧郁症（Hypochondria）的折磨下，“我”只能在“自怨自恨”-“自慰自傲”-“自疟自悔”-“自我挣扎”中，走向“自我毁灭”。整部小说就是这样依据主人公的情感线索，一步一步地推进和演化，最后在面对着祖国的声声“呐喊”中，达到了情感的顶峰。这种与自己心灵对话，演化心灵情感的自我抒情，无疑是将主观情感、主观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由于不是靠人物性格的刻画来组织小说结构，而是靠自我抒情将主观情感和内心活动展现出来，这就使得这一类小说极易于宣泄内心细微的情绪，极易于捕捉到心灵的意象，并由此展现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跳跃性思路和构筑更加富有情感抒发弹性的想象空间，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得以诗化处理。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自我情感抒发和艺术表现的诗化，最为突出的是通过“零余者”这一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展示，使自我抒情总是充满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
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一种颓废、忧郁、消沉的情绪，但是，将这种时代的感伤之美，置于整个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中来审视，就不难看出它实际上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通过“凤凰涅盘”式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展示一样，揭示出了时代发展的某些本质性的特征。如果说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式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展示的是时代高歌猛进的必然性和坚定性，是以时代的“强者”形象来展现整个民族的觉醒和更生，那么，郁达夫的“零余者”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所展示的就是时代迂回发展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是以时代的“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因此，这种感伤之美展现出了整个民族所郁结的时代苦闷，给人们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人们的烦闷，特别是“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
郭沫若在当时也那样描述：“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恼，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恼，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特定时代所需要的就是这种酣畅淋漓的情感抒发和内心世界的真诚袒露，而“自叙传体”自我抒情性范式的成型，恰好对应和满足了这一时代情感抒发的要求。
“自叙传体”自我抒情性范式的成型，显示了新文学创作在取材于外部世界，再现现实人生风貌，理性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将创作的审视目光对准了被五四新文化唤醒的个体内心世界，并向心灵内部世界取材，表现自我，展示个性解放的历史诉求，抒发整个民族在时代转换之际特定的心理情感和心灵情怀。这种创作趋势直接促成了新文学抒情文体的发达。
以自我抒情为主导的诗化小说、诗歌、戏剧等随之应运而生，艺术表现手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书信体、日记体的表现形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和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等等都被广泛运用。像郁达夫的小说，往往是直接以作者“我”的名义来行文，即便是以所谓的“伊人”、“他”、“文朴”、“质夫”等名义来展现自我情感的抒发，实际上也就是“我”（融入“小我”和“大我”）的内心情感写真表现。同时，这也表明“自叙传体”自我抒情性范式对新文学艺术功能的要求，多侧重于对文学的表现性、写意性功能的重视，其特点是使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描写表现化、抒情化，使新文学在艺术表现、写意和抒情当中，创作意识多集中在人的心灵境况、存在意义和内心世界的展示、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悟等精神领域，凸现新文学创作对时代、对社会人生、对自我世界的深切关注，展现获得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的现代人丰富、深广的内心世界，以及生命在形上体验中的“内心真实”，从中揭示出五四时代情感的广度和深度。从创作风格上来看，自我抒情性范式的总体风格偏重于浪漫主义风格，其主要表现特征就是它的主观性。朱光潜指出：“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以充分的主体感悟方式，强烈的自我抒情风格，展现自我对现实异化的认识，在新文学生成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创造社诸成员的创作。
其中，创造社的两位主将郭沫若、郁达夫，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又最具代表性。相对而言，他们分别代表了新文学浪漫主义流派的两种走向：一方面是对时代正面的认识和对时代强者的塑造，抒发了一种朝气蓬勃、昂然向上的时代情绪，表现了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另一方面是对时代负面的认识和对时代弱者的塑造，抒发了一种苦闷焦灼、彷徨无主的时代情绪，表现了历史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两个方面的走向，展现了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流派在创作主题深化方面的思想与艺术特征。
三、白话文学话语范式的成型及其语法规则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要完成新旧转型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在新的结构模态创制中建构新的话语范式，由此形成新文学新的语法规则，以便能够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在新文学发展中，开展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看起来只是语言的转换问题，但实际上却涉及背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