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在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两件双凤朝阳的雕刻图案，一件雕刻在骨匕上，一件雕刻在象牙器上，这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凤鸟朝阳的图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凤”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凤穴，见则天下大宁。”
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当中，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神人面兽的图案，或精细繁复，或抽象简约，都是该区域的一种神灵崇拜，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审美意识。正如考古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图腾文饰及蕴藉在其中的一些观念性、意识性的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这种图腾文饰，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应该说，都具有较为典型的南方文化——尤其是以“两浙”区域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特征，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如像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文化，以“龙”为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就有所不同。
对于这些不同图案纹样所蕴藉的审美意识及审美意义，李泽厚曾借用克乃夫·贝尔（Clive Bell）关于美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产生不同于一般感受的“审美感情”（Aesthetic emotion）的观点指出：“正因为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熔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熔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原始巫术礼仪中的社会情感是强烈炽热而含混多义的，它包含有大量的观念、想象，却又不是用理智、逻辑、概念所能诠释清楚，当它演化和积淀于感官感受中时，便自然变成了一种好像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情绪反应。”“凤”、“蛇”一类的图腾文饰，反映了南方区域，特别是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的审美意识特征。
如果说北方地域文化中的“龙”，以及传说中夏铸九鼎所带来的青铜时代中那种具有“狞厉之美”的文饰图案，还有像后来在陕西咸阳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甘肃威武县雷台汉墓所发掘出来的“马踏飞燕”青铜奔马等北方文物，其总体的审美风格具有狞厉、沉重、粗犷、威武、厚重、崇高等特点，那么，南方地域文化的文饰图案，其总体的审美风格则具有飘逸、流动、轻盈、纤柔、秀丽、神秘、谐和等特点。以“龙”、“凤”为代表的图腾崇拜，基本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风格不同，但又具有内在关联的远古文化审美意识。正如方酉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应该是由北方的‘龙’和南方的‘凤’两种图腾或宗教信仰物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可以称为龙凤的传人。这与我们尊奉炎黄两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龙凤的传人，也都是炎黄的子孙。”
从原型的角度来考察，“两浙”区域出土的文物及其图腾文饰所蕴藉的审美意识，也就是该区域人们的一种基本形态的审美意识，作为一种意识的原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和演化发展，是深深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根植于生活在该区域的人们的心智结构和情感结构之中的。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用了两个概念来概括原始思维的特征：一是“集体表象”（Collected percept），即“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也是为该集体的每位成员所共享和相承传的。这些表象的出现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性和运动性的特征，能够引起集体成员对客观对象产生诸如尊敬、恐惧、崇拜等主观性意识和情感，也即“恐惧、希望、宗教的恐怖、与共同的本质汇为一体的热烈盼望和迫切要求、对保护神的狂热呼吁，这一切构成了这些表象的灵魂”。二是“互渗律”（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即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巫术、歌舞、礼仪等）获得对客体的占有，特别是获得客体神秘性的属性，其中也还包括客体与客体相互之间通过相应的方式，相互占有对方，获得对方的神秘属性。这种“互渗”，实际上也就是原始人与“神灵合而为一的另一种形式”。
依据列维‐布留尔的观点，原始人不是靠逻辑思维来认识世界的，而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如祭神仪式、成年仪式等）“得到更新和加强与神灵合而为一的感觉”。换言之，原始人是依据灵魂的感觉来认识世界的，原始人的审美意识生成也应该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意识生成当中，包含了与人的心智结构、情感结构相关联的，诸如灵感、情绪、想象、联想，以及形象思维、情感思维等方面的元素。心理学家荣格曾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对人类这种意识的生成与演化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指出：“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经验的贮存所，同时又是这一经验的先天条件，乃是万古世象的一个意象。”此外，“集体无意识”又以“生命驱动力”为前提，形成“本能及其相关物、原型的总和”，推动着人的意识的发展。因此，“两浙”区域的文化审美意识及其基本特性的萌发和生成，作为该区域的一种基本形态的审美意识，为该区域的人们以“艺术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区域不相同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
第二节 文化交汇：“两浙”文化审美意识的衍变
“两浙”文化审美意识的生成及其发展，一方面要受到文化大环境，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环境态势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文化小环境，即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支配和牵制。
当然，文化的进化，审美意识的演变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许许多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若要从纷繁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演变进程中找出它的演变规律，就应该结合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从历史的主要进程中找出“两浙”文化审美意识演化的特点。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出现深刻的“意义危机”，遭遇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冲突，被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需要谋求自身变革发展的历史时期，“两浙”文化是如何对应新旧文化的转换，又如何从中脱颖而出的，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从文化大环境的角度上来看，“两浙”文化并不处在中心区域。这种地缘上的特点，使“两浙”文化一方面必须努力地谋求与中心文化的主流相对接，另一方面又由于处于相对的边缘地带，可以更多地保留自身地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特征，使之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特征来谋求发展。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接受中心文化（包括接受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过程中，“两浙”文化先后经历过三个大的发展时期：自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吴越文化转入低潮期，民族性由夷越文化向楚汉文化转变。至东汉时期，整体文化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地域文化在与中心文化的对接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来自“两浙”区域的杰出思想家王充的思想学说。他的代表作《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着作。
据他自述，其主旨就是要倡导“疾虚妄”、“归实诚”。该论着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也就是阐明他的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
范文澜先生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
王充在文学方面的远见卓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重要地位。例如，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重文学的独创性，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俗，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这些见解都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的文学弊端有感而发，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特别是对“两浙”文化发展、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充的文章，平易、自然、通俗，独树一帜。从总体特征上来说，他对“两浙”文化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主要分四个层面，可概括为“自主、从实、明理、传道”，即“务实求真的认识方式、尚功趋利的价值取向、崇神重情的精神依托、特立独行的主体塑造”的思想特征。有学者指出，对于“两浙”文化精神的生成与传承发展来说，王充无愧是继往开来的人物。自王充始，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构当中，就有了一支被蔡元培先生称之为“南方思想”的流派，也即今天学者所说的“实学”学派。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岁月里，这种以“务实”、“求是”、“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譬如，在南宋时期，就形成了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清初时期，催生了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清末民初时期，又在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大师身上发扬光大；到了近现代，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又对现代的“两浙”作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两浙”区域各个时期的文化人、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治学问道，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特点都是善于将为人、处世、治学、问道，服务于一个目的：“冀俗人观书而自觉”，走出迷信、盲从的可悲境地，激扬主体，做个具有理性头脑、能够超越世俗文化桎梏而表现出“力独多矣”的创造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浙”学人一次次冲破“不撄人心”的文化网罗，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生命主体。
受地域文化原型意识的制约，“两浙”地域民俗文化、民间文化，以及相对应的地域文化性格——心理也逐步成熟、定型。在两汉之后的一千多年间，受文化变动的大环境影响（主要是受“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得到了来自先进的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的渗入，从而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空间。
相关史料表明，三国时期，孙策、孙权经营江东，就得到了许多江北士人的大力辅助。《三国志·吴书》中的列传人物，除了王室孙氏家族人员及东汉遗留官员之外，共56人，其中江北士人就有32人。东吴开国功臣也多为江北人，也就是说，东吴之国的创建，与以江北士人为代表的外来豪杰的辅助是分不开的。孙吴时期南徐州所在的江南区域（今镇江、常州一带），原是较不发达的屯田区，但由于大量的北方移民，则很快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则为江南之地（特别是“两浙”区域）带来了第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后，北方许多士族大批迁徙江南区域。
《晋书·王导传》记载：“中州士女避乱江东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人家均携宗族、家眷、宾客及同里同乡，纷纷逃往江南。据史书记载，随大户南逃的往往有数千家之多，人口达数万之多。另据史料记载，东晋初年南迁的侨民达90余万人，他们不属当地编户，另立白籍，以与土着的黄籍相区别。其中，在文化上占据主宰地位的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无一不是刚从中原南迁的故家，而后才成为当时江南地域文化人的大家族。从文化的交汇、交流来看，永嘉南迁的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北方文化，给予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学家指出，江南之地在永嘉南迁之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北方移民”。例如，南朝的一些杰出人才也“多产于是区”。又如，浙东的会稽（今绍兴一带），由于北方士人的移居，北方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出现了较多的文化名流、高僧隐士。有学者举例说：“会稽离政治中心较远，文化底蕴也还深厚，文人学士都喜欢流连其间。谢安高卧的‘东山’，在今上虞县南部上浦乡境内；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山阴举行……南渡的北方名士高僧，集中会稽，使会稽形成独特的文化小气候。建康城里勾心斗角，江淮地区金戈铁马，这里却诗赋唱和，曲水流觞。这批会稽名士的生活，还有点竹林七贤的遗韵，这里孕育出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山水诗人‘二谢’。
后来，江南第一大佛，佛教天台宗，都诞生于会稽东部。”
可以说，“永嘉之乱”所带来的南北文化交汇，是“两浙”文化与中心文化的一次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对应和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