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具有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的学者对在审美文化的迷失中消解的人文意义和失落的人文精神发出了渴求人文关怀的呼唤。中国当代审美文化能否改变缺失人文精神的尴尬处境，以健康的姿态积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性建构？童庆炳曾指出“当代的审美文化应该成为人文精神的新的载体”，笔者因沿这一思路，拟从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人文视野的融合以及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层面出发，冀望以人文精神为指引，探求当代审美文化的良性发展通衢。
第一节 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伴随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和消费化，以及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当代审美文化逐渐溢现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地平线。当代审美文化的两种亚文化形态——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的对立冲突也日益凸显，构筑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在此二者的矛盾悖立作用下呈现何种文化图景，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苏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以这种悖论的消解为历史前提的，其未来图景应当是在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的合力下所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从当前两种亚文化的现状来看，二者的融合有逻辑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路径。
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既是自由市场经济把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逻辑向文化领域推演的结果，也是现代技术对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行为改变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同时，大众审美文化的兴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大众被压制已久的审美意识、文化意识的真正觉醒。
大众审美文化对高雅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造成了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失衡。
从审美文化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由于雅俗文化相当程度地存在过度发展的现象，导致了不论是俗文化的制造者，还是雅文化的创造者都未能给受众提供充足的人文精神食粮，因而造成了当代审美文化中人文意义的消解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当代审美文化未能肩负起人文精神的“新的载体”的历史使命。
畸形发展的审美文化，显然有悖于人类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也未应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审美文化提高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内涵的理想预设和客观诉求。要实现审美文化人文性与商品性的有机统一，关键是要实现雅俗文化的视野融合。雅文化受市场制约必然习“俗”，俗文化为适应审美文化品位逐渐提高的大众所需，也要不同程度地求“雅”，二者有融合的必然性。此外，两种亚文化也有视野融合的可能性。其一，健康发展的雅俗文化都是为大众合理的审美文化需求服务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提高与普及的不同侧重。其二，雅俗文化存在着异质。高雅文化更多地与张扬个性、追求深度相关联，大众文化则特有其趋同从众性和平面化倾向。存在异质才有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否则，要么同一，无所谓融合，要么双方无法在异质对照中取对方之长补己方之短。其三，雅俗文化在表层差异下存在着深层的同质。
因为个性不等同于与众不同，从众也不意味着绝对地丧失自我。毕竟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显现，二者是相通可融的。当个体认为大众审美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与自己的内在要求一致时，他的从众也是对自我的肯定；反之，盲目从众便会在大众中否定自我，失去自我。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怎样进行视野融合才能取得“1＋1＞2”的效果？基本路径之一就是将雅文化中具有较高品位的人文精神内涵与俗文化中富有生命活力的传播方式有机融合，走出一条既弘扬人文精神又不脱离大众的路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雅文化正是不断从俗文化当中汲取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然而，审美文化的现状却是俗文化高歌猛进，把雅文化的深度平面化为形象，大量复制后抛向市场，难免流于粗俗。雅文化却固守“象牙塔”，很少向俗文化学习。不过，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追求雅俗共赏的可贵尝试与探索。
以摇滚歌手张楚的《姐姐》为例，歌中提供了四个意象：我、父亲、姐姐和家，其中蕴涵了“俄狄浦斯情结”与“反俄狄浦斯情结”，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化文本，它言说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颓败的情境。但这个言说却披上了摇滚这一典型的大众文化的外衣”。可见，大众性的文本同样可以言说精英的话语。
虽然多数时候“大众是一个无名的世界，是一座非理性的城”，但是，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传播系统的宏观调控的加强，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大众审美文化活动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监控，加之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审美品位的提升，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雅俗文化视野的融合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健康发展，进而有益于营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扬人文精神旗帜的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从人出发，立足于人，坚守人文主义立场，才能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作出准确的评判，因为归根结蒂，“只有那些具有人的价值，即真、善、美的价值的活动的产物才具有文化的意义”。
第二节 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的参照与对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也早已融入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之中了。审美文化应该立足当下，在时间维度上以传统为历史参照与借鉴，以未来为发展指向；在空间维度上植根于本民族，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审美文化大厦的建构。其实，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区分只是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它们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立体交叉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共同构成了立体的文化时空景观。笔者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从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融合的角度，来寻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在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将展示怎样的人文景观。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链，它虽有时间上的突变和中断，但它的连续性却是确切无疑的。”站在当代视野的时代高度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化的传统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释。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面临着三重传统的重负：一是三千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二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文化传统，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政治文化传统。
第一重重负主要指的是儒、释、道对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性与连续性。第二重重负则鲜明地体现了传统“虽有时间上的突变和中断”，却仍然体现出其连续性。五四时期更多地强调的是西学和与传统决裂，在引进西方纷繁杂芜的各色哲学思潮、文艺理论之后，中华三千年的传统在突变中曾一度遭逢搁浅之境遇，但是，传统仍然以其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凭借文化积淀的形式得以传承，民族性便是其保持连续性的隐性载体。五四这一传统还体现出了传统与民族性、世界性的另一层重要关系，那就是传统不等于民族。通过引进与输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得以融合生成新的具有双重意义的传统。第三重重负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下形成的新传统。
当代经济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也促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信息一体化的直接结果是‘地球文化村落’的形成，世界成为一个密集的信息整体，文化封闭在现实上已不可能，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须以世界文化背景为参照”。鲁迅先生曾在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写成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具有民族特色，才能走向世界；展现传统-民族性文化中的精华，才能真正在世界审美文化中成为一处重要而独特的风景。
在新时代的全球文化语境中，从视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作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本体和根基的传统-民族性文化，进而建立新的审美文化视野，是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趋向。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论者见仁见智。有研究者针对“民族寓言”，提出了超寓言战略，认为“民族寓言”是“以他者取代自我，从而把自我他者化”，而我们应“努力建构不是被他者强加的而是属于自身的独特民族性格”，实施超寓言战略，“使他者化了的自我再度自我化”。也有研究者强调“对话”和“对话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变无自信为有自信，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对话”是当代审美文化对外来文化应有的健康态度。我们“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介绍、了解、解释和理解外国文化，另一方面，要以对话的姿态去正视它，迎接它，使我们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交相融合，并极力地在这种相交中产生出一种新的视野”。
只有这样，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机械模仿和搬运”。还有研究者告诫我们应警惕当代西方文化传播中深藏着的“一种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一种后东方主义”，否则，“力图完全融入西方中心的话语世界”必然会“丧失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等交流的支点”，从而导致“丧失中国文化自身”。这些论断为当代审美文化在传统-民族性文化视野和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中，力争既不因拘囿于传统而裹足不前，也不在世界化进程中丧失自身的文化特质，作出了可贵和有益的探索。
第三节 人文精神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
以上，我们从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与高雅审美文化视野的融合、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两个层面展望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走向。其实，这两个层面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前者是在后者的整体时空背景下行进的，同时又以后者为发展指归；另一方面，后者在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正是前者。概而言之，这两大视野的融合是携手同行的，并在双向互动中共同建构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新的时空景观，人文精神则成为两大视野融合中备受关注的重心。当代中国在国民刚从极左政治的“异化”作用下解放出来的时候，曾从内心深处强烈呼唤和积极追寻人文精神。其后，在大众文化的强劲冲击下，人文精神随着雅文化的节节退守再度失落了。整个社会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迷茫和躁动不安，文学也回避了对社会和人生应承担的责任，文学的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与作品主人公进入了世纪末的集体失语状态。风行文坛的则是以话语反讽和调侃姿态登场的王朔式“痞子”小说，执拗于“一地鸡毛”琐屑生活的新写实小说，退守、沉湎于自我诉说、充盈自恋情结、自觉疏离民众的“70年代以后”小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游戏文学反映了游戏人生的理念，耽沉于平庸化生活的表象则反映了想象力的委顿与精神的麻木。不过，作为审美文化的创造者和接受者的人，终究是要展现他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积极主动地探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正如有研究者笃信的那样：“人类绝不会听任灵魂的沦丧，绝不会淹没在财富和金钱中而不能自拔，他们一定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在更高的水平上把自己高尚的灵魂再现出来。”“理由非常简单：就因为他们是人。”
自王晓明等人在1993年以“人文精神的危机”概括中国文化现状后，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经过讨论，至少在一部分文化人中间，“似乎正在形成一个讨论信仰、认同和精神价值的话语领域，这自然显示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初步成果”。同时，“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种种低水平的误解、附和与攻讦，却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人文精神在今天的普遍匮乏。它有力地提醒我们，不但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实践性，更要重视这种实践的艰巨性”。人文精神的讨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所提出的当代文化领域中人文意蕴的匮乏和形而上追求的缺失，却击中了当代审美文化的贫弱之处，对我们反思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颇有启益。
审美文化从生产到消费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活动过程，视野融合是当代审美文化吁求我们所应膺拥和秉持的姿态。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作为面向人类未来的世界性文化整体建构的重要组成，已由单纯的民族文化过渡到相对于人类总体审美文化意义上的个体审美文化。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人文精神为指针，真正做到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视野的融合、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展示重要而独特的审美文化景观，以健康发展的个体审美文化姿态参与人类总体审美文化的建构。
（本章与朱首献合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