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当局眼睛盯着的是一路走高的CPI，在他们的优先性排序中，反通货膨胀是首要任务。按照我所抨击的那位先生明白无误的意思表达，只要CPI高企，紧缩政策就是必须的。
追问下去，200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地区还是新兴市场，均处于通胀周期中。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名列全球前茅，理论上，同步通胀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对通胀特别敏感，以致要用非正常紧缩政策加以遏制呢？
答案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不合理，弱势人群收入增长无法抵挡通胀周期！如果猪肉涨至每公斤40元，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一个存在数目庞大低收入人群的社会面对通胀是特别脆弱的，为实施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非硬压CPI不可。
平抑CPI，只有拳打面孔（价格管制）与脚踢下盘（收紧流动性）两招。这两招2008年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全采用了。
价格管制对资本市场杀伤力同样很大。价格管制致使上市公司产品价格无法预期，蓝筹公司利润无法预期，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定价杂乱无章。
由于股市文化的特殊性使然，A股市场二级市场博弈者对上市公司产品价格特别敏感，价格变化往往成为集体行动的发令枪。
价格管制之下，钢价上涨势不可当，钢铁贸易商忙着囤积，持有钢铁股的人却无法安睡，得当心哪天会出个限价政策让它跌停；能源价格上涨，满市场都看好煤炭，刚一凑热闹，限价风起，只能勇于割肉。
2008年上半年，市场中最活跃的那部分短线投机资金以炒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与博弈价格命令为主线。对部分有利压低通胀的行业，有补贴政策出台。
年中，这些多头资金也偃旗息鼓了。据说，到春夏之交时，计算机会成本，短线投机资金发现放高利贷更有利可图，暂时转业。
一个掌控着主要经济资源的政府也并非无所不能。它不可能同时照顾各方利益，统统摆平，它有自己的优先性排序。
对此可以质问，国内贫富悬殊本该由财富分配制度负责，为什么要由投资股市的中产阶层买单呢？但面对现实，不得不承认，对于股市存量投资者而言，2008年蒙受巨亏是一种宿命。
2009年年初，有上海“老甲鱼”级别的资深投资者曾对我说，2008年政府对股市是“口惠而实不至”。2008年10月9日央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开始放松银根，才算实惠。之后大盘在惯性赶底后，随资金面宽松完成筑底。银根不放松，大盘深不见底。
你有必要记住，股谚“通胀无牛市”在中国有特殊含义。
如果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结构性顽症没有实质性好转，如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一旦CPI高企，政府所采用的行政手段又已经失灵，类似2008年的紧缩将再现。
到了这样的时段，必须清空所有的股票，买入国债。
2008年的紧缩并非第一次出现，也没有理由说它是最后一次。1994年政府感到自己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束手无策，曾搞过大紧缩。
今天长江三角洲的那家如今有“世界童车大王”之称的着名企业当时正打入美国市场，没有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地方政府负责人设宴协调数家银行行长贷款支持。行长们均称贷款权已经被上级收走，结果，董事长被迫把股权贱卖给香港一家公司。这位企业家从此沦为打工者，办公室外面长期坐着大股东派来的财务总监。
难怪有人说，在国内搞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风险甚至大过买股票，股市筹码的市值还可能涨回来，但从事实体经济可能血本无归。
文玮玮：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A股市场的一个特征是涨会涨过头、跌会跌过头，主要原因是市场参与者缺乏理性吗？
袁幼鸣：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看法是成立的。
但是，A股市场涨也过头、跌亦过头的一大成因是政策失误。
2008年第二季度CPI已有明显的翘尾态势，且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显性化，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及实体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中。
如果充当经济政策制定咨询对象的专家、智囊和货币当局的学者型官员是有质量的，对这些因素有所预判，他们会建议决策层采取前瞻性措施。
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智囊们一路误判下去，直到第三季度态度也没有转变。
是最高决策层成员集体赴全国各地调研后，才作出货币政策180度大反转决定的。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面对一批握有话语权可能影响决策的半罐水专家、学者和官员，以及一个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方面效率不高的刚性决策系统。
持有这样的认识是有实用价值的。
如果一个人在2008年年中看到大批长江三角洲企业无款可贷，觉得一下子退回到了“屋前开一个作坊还得屋后藏一窖银元”的地主经济时代，金融系统完全不支持实体经济，太奇怪了！
但是，以为局面马上会纠正，那就错了！这是在用“该怎样”取代“是怎样”、“将怎样”。
真正的纠正还要等近半年时间。对应于股市大盘，还有超过50%的跌幅。
文玮玮：据说2008年的熊市与国际热钱撤离有关。
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南美热带雨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西太平洋的一场海啸。
具体而言，美国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国际金融与经济系统对A股市场有哪些方面影响？
袁幼鸣：至今，中国金融业由国资垄断。与此同时，民间存在庞大的地下和灰色金融市场。
A股市场所谓的有组织游资主要由灰色经济结余与地下金融所支撑。事实上，在某些时段，高达20多万亿的国内企业存款也可视为股市、楼市游资。国际热钱则主要来自跨国投资银行。
2008年年初，美国次贷危机显性化。全球主要投资银行几乎全部卷入次贷交易，自然会回收头寸填窟窿。
种种迹象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A股市场下跌与国际热钱撤离关系密切。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国际金融与经济系统同A股市场的关系：
一是各经济体股市比价效应与热钱套利的影响；二是国际金融与资源品市场定价体系的影响；三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需求的影响。
我们经常能在媒体上见到某些国际投资大师或是国内某某经济学家又在说A股市场估值高了，某个境外市场的估值是市盈率多少倍，A股是多少倍云云。
听到这样的话，你通常可以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同一时间，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市场的股票定价都是不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各个市场平均市盈率不一样，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报告加以解释。
在全球经济正常运行，没有突发事件爆发的情况下，不同股票市场之间有意义有价值的比照，是看同一个时段内的涨跌幅度。
比如，在一个时段内，如果“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国家股市都在上涨，A股上涨将是大概率事件。后涨的A股甚至可能加速上涨以拉平与其他三国股市的涨幅差距。待到涨幅持平后，A股将滞涨。
在大趋势上，全球股市的比价效应越来越显着。
可以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尤其是多数时候，道琼斯指数是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晴雨表。
全球股市趋势一致顺理成章。但国际热钱在各个市场间套利是比价效应形成的直接动因之一。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表面上是封闭运行的，但国际热钱进出的通道早已存在，当然国际热钱需要支付绕开管制壁垒的“买路钱”。
把这笔支出计入成本，加之A股市场行政干预力度之大堪称全球之最，国际热钱在A股市场的操作手法十分凶悍，它们往往在牛市中段快进快出，至今未发现热钱被套的迹象。
在“该怎样”的视角下，国际资源品市场定价体系对中国经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严重不利。
中国是资源匮乏的大国，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主要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然而，在西方国家政府与议会支持下，这些资源的定价权统统掌握在设立于发达国家的交易所和跨国机构手中。
在供需平衡的状况下，中国作为主要进口国的资源价格数年内上涨数倍，严重侵蚀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
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工厂，也有人说是世界车间，充当着源源不断输出廉价制成品的角色。
2008年年中，面对中国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困局，我曾以大龄愤青的语气在《中国经济的解套方案》中写道：
中国经济昭然若揭的瓶颈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落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与机构共谋设下的财富掠夺陷阱中。就内因而论，这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粗放、内需不足、主要资源依赖进口、利益分配机制扭曲、经济管理失误等原因造成的。形象地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既“戆进”又“戆出”，而且，二者呈正反馈，“戆出”进一步促动“戆进”。所谓“戆出”，是在对油品、电力等一系列生产资料进行价格管制之下，“中国制造”低价卖给欧美发达国家。所谓“戆进”则是高价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因为“中国制造”卖价低，美国除成品油外，其他消费品涨幅不大，美国的通胀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也就对石油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不闻不问甚至乐见其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大洋上那条运入石油的运输线和那条运出制成品的运输线，就是插入中国经济的两个吸血管。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畸高，以对美国的依存为最。可谓美国一打喷嚏，对华进口减少，中国就感冒，许多制造业工厂就要停产、裁员。
不仅如此，美国次贷危机绑架了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投资、出口、内需）之一的外贸出口熄火。
文玮玮：我写硕士论文时读过的一些资料介绍，美国人比较善于通过设计对冲性金融产品管理金融市场风险。
美国怎么就控制不住次贷危机蔓延，让其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呢？
袁幼鸣：次贷危机无法通过市场对冲工具控制。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行为令全球投资者损失惨重的。
至今，国内学者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伦理学家认为是人性贪婪所致，经济学家则说是金融杠杆使用过度所造成。
究其根本，美国次贷危机源于美国政治制度下政党竞争与利益博弈，以及操纵“集体行动逻辑”的美国精英们对全世界财富的算计。
20世纪后20年，美国的一种政治思潮把“居者有其屋”纳入基本人权范围，民主党政客以此为政纲招徕选民，共和党也不敢得罪人手一票的穷人。
以前美国缺乏贷款偿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是没有资格通过金融服务获得住房的，但美国政府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贷款，让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也获得房产。
这样的行为不是自由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政府行为！
按揭者没有偿还能力怎么办？只能依赖房价上涨的金融游戏支撑。
这些贷款被制作成金融衍生品，拿到华尔街卖给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但依赖房价上涨与次贷衍生品上涨相互正反馈刺激的游戏总有玩到头的一天，哪怕这个“庞氏骗局”由唯一的超级大国操纵。
次贷衍生品曾经是一个巨大的买卖，没有一个国际投资银行可以不参与交易。不参与次贷衍生品投机交易等于自动关门歇业。
用反方向操作的对冲工具把风险敞口完全堵住，只能获得微利甚至无利可图，金融机构同样难以生存。
像雷曼兄弟这样的老牌投行不是不知道次贷衍生品的风险。你可以认为他们的风险敞口很大，在两个盖子盖五个茶杯的情况下，大举参与次贷衍生品交易是找死，但不找死就会等死。
文玮玮：这样的大风暴百年一遇。但愿以后类似情况真是百年一遇。
袁幼鸣：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各国政府通过大量释放流动性的方式稳住了金融体系。但谁都不能担保类似次贷危机的这类金融海啸不会再现。
即使在一个时期内看不到产生大的失衡的苗头，但局部失衡完全可能上演。
比如，由国际投资银行挑头，重新把石油价格操纵到每桶140美元。
如果石油价格重新涨至每桶140美元，中国将出现输入型通胀。虽然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不承认有输入型通胀。但买入的东西贵了，价格传导机制令国内制成品涨价是常识。
一旦资源品价格飙升，A股市场完全可能再次步入大熊市。
除了美国人对全球财富的算计导致大失衡之外，还可以看到，后冷战时代是错综复杂的财富博弈时代。
以政府为后盾，西方国家的大公司为了猎取财富甚至罔顾宗教伦理与商业伦理，不择手段。
例如，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公司通过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人以贿赂手段获得中方公司谈判底牌，使阴招赚黑钱。
“力拓商业间谍案”东窗事发后，一向给人憨厚印象的澳大利亚政府并未坐视不管，相反频频向中国施以外交压力。
2009年8月8日，中国保密局网站发布文章称，力拓公司的商业间谍行为让中国蒙受经济损失达7000亿元人民币，涉及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购买、知识产权等方面，相当于澳大利亚GDP的10%。
设想7000亿元人民币损失的10%归属于宝钢股份、武钢股份等中国钢铁上市公司，A股市场钢铁板块增加700亿权益，股价将是什么景象！
文玮玮：具体讲讲国际要素市场对A股市场的影响，它们的表现与A股市场趋势的关系。
袁幼鸣：可以把境外股市、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境内期货市场等统称为外盘，外盘走势与A股市场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
A股大盘、板块与个股可能跟随外盘而动，也有不少时候，A股是先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