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马建忠涉及财政经济理论的面较为狭窄，论文不多而流传也不够广，且马氏以中国型的旧财政名词术语来表达资产阶级经济事务，不免令人有雾里看花之感”。“严复虽是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唯一学者，可惜他刻意使其译文古奥典雅，如把城市称为“邑”，乡村称为“野”，工资税称为“庸税”之类，因而使斯密原着的思想更加晦涩难懂，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梁启超则不然，“他在本世纪初数年中所使用的经济辞汇基本上以严复的《原富》的译文为蓝本”，但“稍后逐渐采用日文通用的经济术语并参用我国习惯用语如工资、地租、利润之类，就使其行文更接近生活实际而易懂”。他还评述说，梁启超“为文本来就别具风格，流畅而较易理解，而所使用的又是现代经济术语，这就使人们从他的经济论述中第一次嗅到以现代风格进行的经济分析”，“尽管他的论点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的逻辑形式、分析方法和所用辞汇，仍是属于现代化的，与我国传统的经济论述判然有别”。所以，梁启超在“近代经济学的传播上的功绩是相当突出的”。严复将《国富论》翻译出版后，梁启超对经济学愈加关注，认为经济学“今世最盛之学”，“尤为我邦人所不可不讲”。但对于经济学这门“其流派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方法最殽”的学科，“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涘。”梁启超曾邀请对经济学有研究的严复撰文论述这门新兴学科的大略“以诏后学”，由于严复忙于他事，未能如愿。
梁启超自己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并完成了被中国经济学家誉为第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着——《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起源，梁启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开端。有的认为“生计学之滥觞，实自人类之处为群。既已为群”，“故叙生计学史，非起笔于古代不为功也。”梁启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所偏。在他看来，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其“萌芽已久”，但使之“厘然成一学科者，则自斯密·亚丹以来也”。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以斯密·亚丹为中心点”，罗列了一个庞大的叙述纲目。分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两个大的阶段。斯密以前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分为两部分，即“上古经济学”和“中古经济学”。第二时期又分为16世纪生计学、重商主义、17世纪生计学、18世纪生计学、重农主义五个部分。梁启超把斯密以后的经济学说分为三大派，（甲）斯密派。该派又由五种经济学派组成：斯密派、斯密派中之厌世主义、斯密派中之乐天主义、门治斯达派、约翰穆勒及其前后之学说。（乙）非斯密派。（丙）新学派。新学派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全集，第985页）
就文本研究来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写作任务远未完成。按照梁启超在文章中所列的纲目，斯密以后的诸多学派都是他论述的对象。
然而，梁启超在介绍完斯密本人的学说后，文章以附录的形式突然转向了对斯密的“贸易进出差原理”的论证。对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说不再涉及。
文章由此而终，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另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对于“无甚新创之学说”，“尽为揭出，反使读者生厌倦心，故暂阙之”。
（全集，第995页）因此文章中有许多章节，或者只是寥寥数语，或者只是标出题目，不曾涉及内容。总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算不上是一本完整的经济学说史着作。但其中对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代表作《国富论》的介绍，成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一个亮点。
1.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15世纪初至17世纪，西欧封建自然经济日趋衰落，商品货币迅速发展。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国家实际采用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都把货币多寡看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把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解释为“以保持金币，毋使流出外国，为安国利民之不二法门者也”。在如何增加货币上，早期与晚期的重商主义却有不同的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的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在贸易上，他们主张多卖少买或不买。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就象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而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国外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取得的货币总额。其目的仍然是要保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平衡论。
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还把重商主义等同与“贸易差率论（Balance of TradeSystem）”或“制限主义（Rostrictive System）”等，显然，《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所评述的主要指的是后期的重商主义。他进一步引申说，“重商论者，既以保持货币为国家大计，故各国互市之际，务求出口货多，入口货少。盖以出入相抵所余之额，必受之以金银。国之得此余额者，则蒙通商之利；失焉者，则蒙其害。于是学者之所讨论，政治家之所经营，莫不汲汲求所以得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奖励之于所出；二曰阻遏之于所入。”晚期重商主义的基本观念正是这样，为了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他们主张国家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扶植和保护本国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即使晚期的重商论，也存有众多的流派，“其细纲千差万别”，梁启超总结出了其观点中趋同的四个方面：第一，“贵视货币太甚，以多藏为能事也”。第二，“视国内商务，不如国外商务之为重；视生产力，不如制造力之为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为国力之要素，务设法使民多于邻国也”。第四，“为欲达到以上诸目的，务以政府之力而助长之也”。（全集，第991页）
梁启超除了分析重商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本观点外，首先对重商主义作了合理的辩解。他提出，自从古典经济学诞生后，重商主义“大受掊击，几至身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即“当时之土地，尚在封建贵族之手”，而“贵族带保守性质，欲使之以新法从事生产，固未易骤变矣”，同时“民智未开，群力未团”，在此背景下，重商主义提倡“政府以干涉之，驱策之，其发荣增长，事半功倍，故当时各种技术，进步殊速”。史实也证明，“重商主义于生计界之进步，大有裨补，固历历不可掩矣”。梁启超还说，对于重商主义，“虽斯密·亚丹亦不谓其无成效也。”（全集，第992页）的确如此，斯密虽然否定了重商主义，但郑重地把重商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体系，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缺点“全由于重视货币太过”。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他依据“科莎氏所指摘者”，列举了以下几点：“由不知金银之功用在于易中，而其性质仅足为贸易机关之枢纽也”。
“由不知金银价格之涨落，不徒视其所有金银数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缓急以为变动也”。
“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专在硬货（指金、银、铜等货币），而更有所谓信用证券（指钞币及银行小票等）者，其制造之费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
“由不知货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银力为以羡补不足之妙策也”。
“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国常买少而卖多；乙国常买多而卖少。苟尔，则商务之权衡，不能永保，终必败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应有之差率也”。
“由不知通商条约，由彼此愿意缔结，我务不以利与人，人亦务不以利与我，鹬蚌相持，甚非策也”。
至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梁启超用形象的话表述说，“重商论者，怀抱一不可行之目的，而案画种种手段以助长之，及其终也，反生出意外之结果者，比比然矣”。具体地说，“如彼奖励输出，而以国帑为补助，毕竟补助金所出，皆自租税，徒使人民重其负担而已”。再如，“彼阻遏输入，而重课其关税，毕竟凡人口物之能销售者，必其为本国人所需用者也，关税重徒使物价腾踊，而增内地人日用之障碍而已”。还有，贸易保护政策使国与国之间“互相敌视，各思损人以自利，而国际上种种恶感情起焉”，“当时政治家为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余年，其间动干戈者不下五十载”。所以，“在今日生计界发荣滋长之时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全集，第992-993页）
2.重农主义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是欧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时期。
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着名的经济学家。梁启超除对17世纪威廉·配第（梁启超译为威廉撇底）的着作和学说简略地提到外，对18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说更给予“无甚新创”的评价。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他紧随其后集中介绍的重商主义，正是对18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这是梁启超所不清楚的。但是，梁启超却认识到重农学派在18世纪畅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中的“先河”作用。（全集，第995页）由此也引起梁启超对重农主义的极大兴趣，并特列一章集中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在重农主义的题目下，梁启超集中叙述了重农学派的鼻祖弗郎斯瓦·魁奈（梁启超译为奎士尼）的经济主张。
（1）“性法论”。梁启超把“Physiocrat School”即自然法学派译为“性法学派”。“性法”即“天然法律”，“政治学家所谓天赋人权说也”。这里的“性法”，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然秩序”的思想。魁奈吸收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思想，“乃断言曰：世界上有根于天然一定不变之法则存。一切人类，皆生息于此法则之下。生计界其一端也。若设种种人定法以与天然法相背戾，其害群莫甚焉。故关于民间一切生计之事，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全集，第995页）
（2）重农论。重农主义者都把“农业视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才生产了新的财富，所以是真正的生产部门”。魁奈把这种新增加的财富，称之谓“纯产品”。“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的重要理论。梁启超把“纯产品”翻译为“纯赢”，用“生利”和“分利”来解释财富的扩大或消耗，基本上把握了魁奈的“纯产品”学说。他指出，“奎士尼以为一切产业中，惟农业为生利，其余工业、商业等皆分利而已。何以故？一切有形之物品，无不由土地与天然力和合而成。惟土地为能生新利，是即生利之性法也。土地所产之物，除其耕作之费用，其所余者则为纯赢”。而“工业者，不过变物品之形而增其价耳。商业者，不过易物品之位而增其价耳。
而此变之易之之劳力，不免销耗于无益。而农民天然之利，反为所分。”因此，“农业兴，则纯赢多。纯赢多，则国家之富强基是焉”，（全集，第996页）这也是魁奈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理由。
（3）货币论。“重农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反对重商主义”。梁启超引述了魁奈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按照魁奈的说法，重商主义视货币为财富的观点是“误果为因”，其“保护分利之工商业”的政策，更是“缘木求鱼”。（全集，第996页）
（4）租税论。魁奈的赋税政策是主张实行单一的地租税，梁启超讲“奎氏以为租税只当直接以课诸土地”，（全集，第996页）这里的土地，实际上是魁奈指说的土地所有者阶级。
以上四点，便是“奎立尼学说之大概也”。此外，梁启超又介绍了魁奈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和魁奈重农主义的具体实施方案。应该说，梁启超对魁奈上述思想的分析基本符合魁奈的本义。但是，所有这些思想主要涉及魁奈的经济政策。在理论的层面，“魁奈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在《经济表》中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说，“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梁启超对此没有涉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