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斯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过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他与他的劳动价值论和正确的利润论相联系时，认为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其他一切劳动，即使是对社会有益的，也是分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确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是错误的，即“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
梁启超在解释定义时，采用的是第一种解释，即“生利云者，致力于物，而物值以增。如彼制造之夫，以其功力被于物材，成器之后，其值逐长。
己之生业以进，主人之赢利以多，是其类也。不生利云者，用力虽勤，而无后效，如彼便辟使令之人，其劳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无迹者，是其类也”。然而，梁启超在具体阐发这一观念时，却用利用了斯密的第二种解释，即“斯密所谓生利与寻常所谓有用者，其意义不同。故执政官、军人、教士、法官，皆屏之于不生利之列，以为是皆厉民而自养者也”。当然，梁启超也发现了斯密的第二种分类方法“徒尚有形之利，而不数无形之利”等缺陷，认为“其于论理有所未圆矣”。
但是，梁启超作出的肯定是，对于这一说法，应该知人论世，则斯密氏之言，不劳垢病焉”，因为当时“蒙干涉之余害，武人教师，穴群为蠹，无状滋甚；仁人君子，慨世忧时，致为矫枉过直之言”。（全集，第1001页）梁启超的这一评价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经济学者在评价斯密的这一理论时，也同样认为“斯密的这个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是同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相联系的”。“他根据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的观点，把国君、官吏、牧师、军队等都作为非生产性劳动者，对他们的奢侈挥霍提出了批评，以此反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和政府的过多支出，却是可取的”。
梁启超肯定了斯密论述的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斯密认为，无论是哪一类社会成员，“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梁启超表述为，“斯密乃言曰：总一国之民，无论或劳力或不劳力，劳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养于地之所产，民之所出，则均。顾一国岁殖，只有此数。惟其养徒食者数寡，然后赡能生者数多。赡能生者数多，而后国之所殖乃岁进。”（全集，第1002页）
（4）资本积累的理论。斯密特别强调积累的作用，认为积累是一国富饶的关键。而要进行积累，就必须把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节约下来用以增加投资，否则，资本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所以斯密非常重视节俭对积累的作用，反对奢侈和妄为。梁启超主要介绍了斯密对节俭和奢侈的论述：“斯密又以为，节俭者，增进国殖之泉源也”，“盖俭而后母增，母增而后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国之产，由生转熟，而产业日赴繁荣”。而奢侈则是减少社会资本，“蚀者其母，遂并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所以，“奢也者，国民之仇雠也。俭也者，国民之父母也”。（全集，第1002页）
按照斯密的意见，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加强分工，二、增加资本的数量，三、改善资本的用途”。梁启超虽然没有作出这样的总结，但是基本上还是把握住斯密的思想逻辑。对于如何增加资本的数量，除了强调积累外，还介绍了借贷资本问题。（全集，第1002页）
对于改善资本的用途，梁启超更作了认真的说明，“斯密又论用母财以生利者”，“因其所投之地、所择之业之不同”，“所增之物值，递有所异”。其中，“农利为最，工利次之，商贾之利又次之”。斯密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重农学派思想的影响”，但把梁启超以此推论斯密把“富国必以农为第一义”，则是对斯密学说的曲解。
梁启超注意到《国富论》第一、二章的思想在斯密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经济学说的影响。认为“斯密关于普通生计学之意见”集中在前两编中，而且“后此所谓英国正宗派，皆祖述之，以为兹学之渊源”，而“近世诸国之学者，所引申，所论驳，亦皆以此为论理之中心”。因此，梁启超诚恳地希望国内“有志斯学者”，对上述内容能“寻绎而熟究之”。（全集，第1003页）
《原富》第三编，梁启超只是介绍了本编的主要议题，即斯密“专诇诸历史，以研究近世欧洲诸国民之产业组织，而叙述其发达之所由”，这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的方式是“斯密一特长”。（全集，第1003页）对于具体的内容未作介绍和评价。
对于《原富》第四编，梁启超不仅给予比较详细的介绍，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案语的形式，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的发挥。
在《国富论》第四篇中，斯密探讨的是“不正确的政策和学说怎样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他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同时用一章的篇幅来评论重农主义体系”。梁启超在介绍这一篇的内容时，没有涉及重农主义问题，认为斯密在本章的宗旨是“专排斥重金主义，而发明国际通商真利之所存”。其中，前者涉及对重商主义（即严译“重金主义”）的批判，后者则是正面阐述国际通商的意义。
梁启超认为，“斯密学说之丕变一世，而影响于欧洲产业界之革命者，以此编为最。”主要原因在于斯密纠正了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在他看来，财富与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斯密乃详言财富与货币之为二物，其言曰：物品不转为货币，其用自存。货币不转为物品，其用斯废。故货币常有求于物品，而物品不必常有求于货币，其理甚明也”。
“民之欲货币者，非欲货币，而欲其所能易之物也”。在这一点上，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者还怀抱两个偏见：“其第一说，则谓金银无蚀毁之患，宝之累世，则国富无量也”。“其第二说，则谓一旦有事于境外，则军兴所需，全恃金银。积之于平时，夫然后临事乃可以无乏。”（全集，第1003页）梁启超在文章中详细引述了斯密对上述观点的批驳，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财富理念。
梁启超提出，“当重商主义之盛行，学者以谓国际通商，其目的专在敛进金银”，在斯密的理论面前，这种说法“已无复存立之余地”。那么国际贸易的意义何在？梁启超介绍说“斯密以为大利有二：一曰出有余，二曰济不足。夫一国地方民功之所产而至于有余者，物虽供而莫之求也。故有余则无利。通商者致有余之产于方求之国，而鬻其最贵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则生郁，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货，以济吾土所不足，而买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间，而其利并起。
此斯密解释国际通商之定义，而一破数千年之迷梦者也”。（全集，第1004页）梁启超的这段话，实际上阐述了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虽然也涉及到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即梁启超所讲的“大利”，但主要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即“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间的区域性分工”。
显然，梁启超并未了解斯密的这一理论的根本。至于国际贸易的“大利”，则是梁启超下面介绍的内容“斯密又曰：使两国通商，而其所易者，皆国中之所产，则两国交相利，而所利惟均也”。（全集，第1004页）国际贸易，对于参加贸易的双方国家都是有利的。那种“狭隘之商战主义，乃谓国不求利则已，苟其求之，必致损于他邦。一若尽力以便余国皆贫，而后吾富乃大成。此真大惑不解者也”。斯密因此提倡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这里，梁启超肯定了斯密的贸易自由思想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反映了生产社会化超出一国范围而发展的必然趋势，亦即梁启超所解释的“生计无国界者也”。梁启超在案语中指出“二百年来，世界通商政策生一大革命，皆斯密氏之为之也”。
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在梁启超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学说视为经济学“公例”或“原则”，并以这些所谓的“公例”为尺度来评述中国的经济现象。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主张。亚当·斯密建立了劳动价值论，这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然而，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斯密经济学说的严复和梁启超接受的却是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
严复在劳动价值论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上，没有接受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分，而全盘成袭了庸俗经济学家的“供求价值论”。他批评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说：“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得则残。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邪？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力之异邪？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严复的价值观点：他认为“物无定值”，不能用功力（劳动）来决定物的价值。因为物物都花费了劳动，而所花费的劳动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的，不会随时有高低的变化。如果价值由劳动决定，那么，怎样说明物价的“随时高下”呢？另外，如果说劳动决定价值，那么同是一块土地，并没有劳动的差异，为什么偏僻的地方和城市的土地的价格又大不相同呢？同是一树果子，为什么向阳的与背阴的又价格不一样呢？
这些都不能用劳动来说明。
显然，严复混淆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他的观念中，价值也就是价格。他对劳动相同的东西，而价格却大有差距的表面现象无法解释，从而不同意斯密所主张的“以人功为物价之本”，也就是不同意劳动是价格的基础。他不懂得因供求关系而“随时高下”的，是商品的价格，而不是价值，也不理解“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甚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所以他看到某些表面现象，就否定了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对于严复的错误结论，叶世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这种抽象“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中国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因此也难以理解这个抽象。商品价格反映价值，但又要随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变动。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商品而具有价格。价格和价值的不一致，使严复感到劳动价值论说不通，因而干脆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关于商品价格的一切”。显然，当时的梁启超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
梁启超肯定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但他对价值问题的理解同样是混乱的。在更多的问题上，他是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他几乎以供求论来解释一切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如价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
在论述公债时，梁启超一再说：“天下之物，惟有效用者为能有价值，此生计学上一大原则也。锦绣虽美，以入裸国，莫之或顾。脍炙虽甘，以入斋乡，则望而却走矣。凡百品物，莫不有然。公债也者，一种之有价证券，而今日文明国生计社会中一日不可离之物品也，故东西各国之民视若布帛菽粟。苟其无之，则其生计社会，须臾不能自存也。”“凡物必由效用，然后价值乃生，此生计学上大原则也。狐裘虽美，持以入热带群岛，则无人过问。宋板书诚精，持以入蟹文诸国，则一文不售。何也？以其无用也。无用则无价值，无价值则不能为生计上交易流通之一物品。”据此，梁启超进一步断定，“欧美、日本诸国之公债，实生计界交易流通之一物品也”，“固其商民之视公债，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
在论述货币现象时，梁启超也以效用价值理论来解释货币存在的条件。认为货币的效用在于“易中之物”的社会使用价值。他说：“银也者，寒不可农，饥不可食者也。惟因其有易中之力，故相率而宝之，使其易中力全灭，则与土石何异。即不全灭而低减，至于失前此之价值，则亦与铜铁何异？”认为货币因为充当了交换媒介，对人有效用所以才有价值，如果失去了这个效用就会没有价值或降低价值。这种价值观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