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发展的问题中，“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梁启超坦言，社会主义者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而在“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但是，并不能说明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是隔靴搔痒，因为“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所以，“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作为较早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梁启超看到了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条理复杂，含义奥衍”的特点，所以“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立论基础，在于事实，而此事实为欧美各国之现象，我国不甚经见，国人索解愈难。故各国言此之书，虽充栋汗牛，而我国人若无闻见。近则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即亦往往齿及，然未经研究，于其性质全不明了，益以生国人之迷惑”。“我国适用社会主义之研究”与“社会主义其物之研究”是不同的范畴，但是，“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而欲论我国直如何以适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艰矣”。
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化，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发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埋头着述的梁启超走出了书斋。为了“求一点学问”，“拓一拓眼界”，也是为了开展民间外交，争回中国主权，“尽一二分国民责任”，他偕随员蒋百里、张君劢等人赴欧洲游历考察，1920年才回到上海。一年多的欧洲之行，梁启超见闻丰富，感慨万千。
他凭吊了疮痍、荒凉的“一战”战场，目睹了西方议会政治的运作过程，亲身感受了巴黎和会的强盗分赃性质。欧洲之行促使他对中西文化深入反思，也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表了丰富见解。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集中表现在《欧游心影录》中。
在欧洲，梁启超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澎湃之势，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再次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迟罢了”。因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这里，梁启超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够吃不够穿，够穿不够住，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生病几天，便要全家绑着肚子。儿女教养费不用说了，自已老来的日子还不晓得怎样过活。回头看那资本家，今日赚五万，明日赚十万，日常享用过于王侯。他们在那里想，同是上天所生人类，为什么你就应该恁么快乐，我就应该恁么可怜？再进一步想，你的钱从那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这些言论对资本家致富的本质作了近乎科学的说明。梁启超还评价了劳工斗争的合法性，“他们其始也是和中国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后来渐渐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挣来。
于是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而且这两种限是要时时改变的，得一步便进一步”。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呼应，“还有些有学问的人推本穷源，说这种现象都是从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亲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就管那个厂的事。耕田做工的人举出委员，国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经理”。在文章中，梁启超认识到社会主义问题已经超越欧洲本部，已经走向“国际化”了，他分析说：“稍有常识的人，总该知道劳工问题是往后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其初在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后来演为国际问题。“一方面，资本互相挹注，出品互相竞争，于是资产变成“国际化”，一方面劳工到处迁徙，彼此联络，互相通气，更有许多头脑极冷的学者和心肠极热的慈善家，都抱着抑强扶弱的精神，替他们奔走指导，于是劳工运动也变成“国际化””。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深入，还表现在他初步厘清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区别。“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
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
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政策呢？社会政策，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方法，或是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是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问题无涉，这就是社会政策。”不难看出，这里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是指社会改良主义。
梁启超的这种分析，试图区分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这是值得肯定的。
总的看来，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在学理的层面，他对社会主义是赞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国的未来也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在1920年初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甚至断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但是在现实的运用中，尤其是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上，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取排斥的态度。
七、“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出
众多周知，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当代学者才提出的概念，主要任务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而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并没有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而只是指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仅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学说归结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门下，中国近代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差不多在同时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五四前把社会主义与中国问题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孙中山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鉴于国内对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形成了难以数计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拟再进行过多的评价。但孙中山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上的思考，是值得学者们重视的新课题。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连续三天所做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集中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上的思考。
按照孙中山的理解，社会主义“本我人类头脑中应具之思想”，西方最初的社会主义表现为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均产派”；东方的“井田”之制也可以视为“均产主义之滥觞”，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科学。
只有“德国马克斯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多本”。为何社会主义研究要以经济学为依据？孙中山解释说，由于社会主义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然为人类谋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自不得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人类之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
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生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之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
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学科；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孙中山高度认可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的贡献，也把经济学与社会主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考。
那么如何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孙中山在演讲中对经济学的学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他认为，虽然“经济学之概说，千端万绪，分类周详”，不过其核心内容“不外乎生产分配二事：生产即物产，及人工制品。而分配者即以所产之物，支配而供人之需也”。孙中山在演讲中，虽然也述及“土地”、“工人”和“资本”等生产的三要素及各要素间的关系，但核心部分则是论述分配问题。按照他的理解，人类社会何以出现“生产既多儿童社会反致贫困乎？其中原因，实由于生产分配之主适当耳”，“故根本解决，有不能不从分配上着手也”。
经济学中的分配，是指“以土地人工资本所生之产物，按土地人工资本之分量，配成定例。此定例之原理，为人类以来所固有，得经济学者昌明之，遂成铁案”。这种分配的定例，也就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多倡导的，在“所生之产物中”，地主收取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得到了工资。这种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分配方式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使用而使社会呈现出不合理的现象。孙中山分析说，“当全用人工时代，其生产之结果，按经济学旧学说以分配，土地、人工、资本各得一分，尚不觉其弊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