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徙和历史变迁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实质上意味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根据章开沅先生的统计，当时“除《20世纪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两种杂志先后创办以外，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20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20世纪之新鬼》（《清议报》，1901年）、《20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2、3期，1903年）、《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3、6、7期，1903年）、《论童子为20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20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号，1903年）、《20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至16号，1903年）、《20世纪开幕绝东战事之预测》（《游学译编》第8册，1903年）、《栀20世纪之支那枛初言》（《20世纪支那》第1期，1905年）等。”他们放眼四望，上下求索：“20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
“20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或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或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呜呼！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
中华民族在19世纪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与侵略，此时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20世纪的时代特征时，自然首先把目光集中于帝国主义。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破灭之时代也”。当时人们虽然不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抓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在20世纪帝国主义称雄的时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将继续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
“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要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
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19世纪之影以俱逝也。”危机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20世纪的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更趋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在新世纪的起飞而期盼。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举目河山，苍凉落目，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世纪转换，正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机，因为20世纪“文明之潮流所倾注者，太平洋也；进步之气运所推移者，太平洋也”。“20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在太平洋时代来临之际，中国应抓住机遇，重演法国大革命的威武雄壮活剧。“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20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20世纪而效法人19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殴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
展望未来，20世纪的先进知识分子豪情满怀，认为“20世纪，中国过渡之时代也”，“鸡将鸣矣，天将曙矣”，中华民族应“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20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毋庸置疑，这种洋溢着炽热爱国情感的“世纪初展望”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在一片欢呼声中，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纪元，但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的探索并未停止，在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李大钊就以“大哀篇”为题哀叹国民在民主共和制下的状况“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19世纪之中国的决心，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创建“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的口号。
事实上，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爱国知识分子就以“少年中国”为题，表达了使暮气沉沉的庞大帝国走向复苏和获得新生的强烈愿望。
1900年2月10日，不断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文章首先对西人称我为“老大帝国”表示由衷的反感，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以下引文皆出自上文）。因为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相似，“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自己的青春时代，“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但是，如今则变得“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中国是“老大”了。因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统一体，人类历史上出现“国家”距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欧洲列邦组建国家的任务早已完成，可以称为“壮年国”。中国在过去“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自唐虞三代至明、清，“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由此，梁启超理直气壮的宣告，“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始萌芽云耳”，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付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源，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教育家蔡元培充满激情地在小说《新年梦》（1904）中宣称，“我们意中自然有了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李伯元也在其小说《文明小说》（1903-1905）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什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少年中国”说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在“少年中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一种创造生命和“挟山移海”的英雄气概。
这一青春创造的时代命题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回响。
新文化运动伊始，“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李大钊就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含义。他说“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棋有一棋的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国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棋之黄昏已去，新棋之黎明将来”。一句话，“青春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的青年化。
李大钊特别指出，这里的“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由青年而老人者”。在他看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并在短时间内使“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有余”，主要应归功于““青年德意志”运动”。以此为鉴，李大钊找到了复活民族精神的“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年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由此，沉睡的中华之狮才会猛然觉醒，奋然向前。所以，李大钊断然，“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之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
把青年人格的创造与“青春中华”的创造视为一体，是我们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乎所有进步期刊都跳动者“青春”字眼的一把钥匙。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就立意了“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1916年改为《新青年》后，更加告诫青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取得青年之资格也”，他要求20世纪的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进而在“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真青年而非伪青年”。李大钊在同一时期创办《晨钟》杂志创刊号上，也热切期待“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棋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年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五四先驱者真正自觉意识到创造青春人格、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一个民族觉醒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年中华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菁菁壮壮之青年，即此方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