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了这种区分，梁启超才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发展与平等的宏观规划，即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不能采取“抗阻”和“旁观”的态度，只能采取“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
所谓“矫正态度”，并不是否定资本家致富的合理性，梁启超肯定地说：“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但对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应有所矫正，“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着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
至于矫正的手段，则是通过多种方式，“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全集，第3333页）
所谓“疏泄态度”，是指资源的分配问题，即不能形成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一面各种协社，须极力提倡，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但使能得数处办有成效，将来自可联合扩充。
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全集，第3333页）梁启超关于非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并立发展并最终使非资本主义成为生产“中坚力”的思想，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借鉴。
发展生产与实现社会的平等不是仅靠资本家阶级来完成的，还要依靠中国劳动者阶级自身的努力。如前所叙，梁启超固然不赞成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无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没有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意义，“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向此方面下功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之尚少而漠视之。下功夫之法，则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一处成立，他处仿行，次第联合提携，以产出全国总工会，然后将来之劳动阶级得有中枢，而一切运动乃有所凭借也”。无组织的运动得不偿失，“工人既无团中公积以供罢工时之宿粮，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群涣矣。若是则运动一度，必失败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气亦馁一度，此自杀政策也”。
所以，“我辈今日对于劳动阶级之态度，当以促成工会为第一义。必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言作战，而战之胜败，则视工会力量之强弱为断。须知吾国劳动阶级将来之敌手，非中国之资本家也。中国资本家区区鸡肋，抑何足以当尊拳？”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这实际上是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移向了中国，“我国劳动阶级既负此绝大责任，则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预，而所以爱护之者安得不勤？又须知我国人组织能力本甚薄弱，工会组织，又属难中之难，在今日而言工会，只能谓之在胎教时代，并呱呱坠地之声且未闻也。如何而使之产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殇夭？
如何而使之能自动以负荷责任？此真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所当寤寐思服者也。吾以为吾辈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着，此着若就，以后无事不办。若以无组织之群众，作无气力之运动，是犹责胎儿以杀敌致果，其必无幸矣！”根据以上事理，梁启超总结了实现发展与平等同步的三条方针：“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全集，第3332-3334页）
这样，进入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把“发展”与“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观，并坚信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变动，应该遵循以下规则：“经济改造，在使人人由劳动而得生存权为最低限度，同时对于自由竞争定有最高度之制限，则去其过甚之两端，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复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源，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生产事业不发达，民族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国民有劳作之义务。”
面对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贫富矛盾和日益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国近代不少思想家都在思索未来社会的历史走向。梁启超注重的是在严峻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首先是培植足以和外资抗衡的大资本企业，这反映了他主张发展民族经济的良好愿望。在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起步时，主张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大机器工业，建立民族资本企业的联合组织，形成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壮大民族资本的力量。所有这些论述，在近代思想史上都有其积极的意义。通过民族资本应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战争，通过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形成健康的社会经济，这些思想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历史的进步性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梁启超以国情为坐标来取舍西方的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学说），在方法论是无可挑剔的。罗检秋结合中国的现代化方案，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这种选择模式。他说：“如同梁启超的整个现代化思想一样，其“社会主义”见解始终没有忽视中国国情，没有与中国文化传统对立起来。作为一位思想巨子，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运思独具个性。……人们总是将学习外国当作现代化的惟一出路。欧美化、苏俄化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不少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中，人们先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后是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唯一出路。
结果，现代化进程却步履蹒跚。不过，在西化、俄化的主流意识之外，也曾出现过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如梁启超。他们较早地走出了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怪圈，探索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当然，对西方的经济理论进行正确的选择还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西方经济理论有正确的理解。二是对中国国情有正确的把握。从中国近代西方经济学传播的历史来看，西方经济学说只是到戊戌变法后才由严复、梁启超等开始介绍到中国，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正确地掌握西方经济理论是不现实的。梁启超更是主要依据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书籍，加上自己对经济学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有许多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国人才懂得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甚至直到今天，国内的经济学者还在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梁启超的贡献在于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历史走向，我们无法苛求他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作出科学的解释。
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梁启超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注意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不同特点，这固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他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并进而否认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这又反映出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上的缺陷。
历史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命题留给了后人。针对中国思想界片面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状况，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就发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学派的呼吁，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在思考如何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化”和“本土化”。回眸历史，梁启超“西方经济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