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的再评《东荪君底栀又一教训枛》中，首先指出了作为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大势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认为“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求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等等这类陈言，“谁人不知那个不晓”？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贫乏的原因在哪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在“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上，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
至于“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能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底愚味，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
另外，“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那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的缘果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中国贫乏如故，这才是应该寻找的原因。至于张东荪所说的“人的生活”，仅就物质的层面看，在“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贫民窟”需要做符合实际的调查论证外，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掠夺，“都会的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底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
正如陈独秀所言，在与张东荪的辩论中，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是“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些人“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比较好的生活”。对于这些问题，张东荪无力回答，而是把“论点转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等问题上。（林代昭、潘国华编：《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丛刊之一》（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或者说随着对社会主义讨论的深入，“问题”不再是哪些人过着“人的生活”，而是如何解决国民的集体贫困问题，张东荪也把问题引向了罗素的“忠告”中，他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中指出，罗素对中国的忠告就是“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
这实际把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引向了两个议题：一是中国贫困的原因，二是中国能否实行劳农专政。
对于中国贫困的原因，张东荪在《答高践四书》中，继续延续“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求贫”的观点，认为中国贫乏分“远因”和“近因”，远因是中国的物产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不能集中的原因又是由于“民力本不甚丰”和国民没有投资的意识，“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主要的原因则归咎于中国企业者的不道德，“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所以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视投资为危途”，自然难以积聚和集中资本。加之“连年兵祸，百业具停，致实业无法发展”。所谓中国贫乏的“近因”是指“外货之压迫”，由于“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欧洲各国“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以达到商战上营利的目的。而“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
中国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外资的压迫，这一观点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论者并无多大的不同。但在如何对待抵制外资的压迫方面，则有自己的一番辩解。
首先，中国有无资本家？他认为“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
其次，对于中国资本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他认为对于靠“拾外国资本家之余乘”而生存的中国“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太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处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
再次，中国救贫的主要途径。在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把贫困与实业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这也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学理。张东荪的思考是把开发实业与发展中国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认定“中国民不聊生急有等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当然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依赖国外的资本主义，相反，“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如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者那种“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然是上策，但中国“能力甚微”，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而要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但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和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都难以养成，只能通过发展实业“意在培育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
最后，中国如何开发实业。张东荪认为要开发实业，不外有两种，一种是“私人企业（即资本家）的方式，一种是“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ativesociety）”的方式，他的态度是“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除了研究“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外，“其余概为空谈”。这种“协社社会主义”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
由于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崇尚，张东荪自然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非议。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存在着贫富两大阶级，或者通俗的讲国人分为“坐轿的”和“抬轿的”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可以兴起。但中国现状远不是这样，“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得者”，对他们来说“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成为劳工。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以前，“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
以中日对比来看，日本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风行全国，获利颜厚”，是因为“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实业大发达的结果演成了“两极端之阶级”，又因为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劳动阶级的自觉，“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所以社会主义的书籍有很好的发行市场。
反观中国，即使社会主义的书籍“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对于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思想，张东荪虽然也能承认这是一种趋势，中国未来也必然会“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但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劳农专政，因为“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惟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藉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固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
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带来新的社会动荡。（林代昭、潘国华编：《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丛刊之一》（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张东荪在《长期的忍耐》中进一步断言：“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按照张东荪的思路，中国连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应该就此休止。
对于张东荪前后几篇文章，陈独秀概括为三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中国人为何不能过上人的生活？陈独秀主要从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事实来看，“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在资本主义非原始积累阶段，即“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依然存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所有这些非人的生活都“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
就以中国而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困增加的事实。在农村，“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在城市，“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同时由于“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取代中国手工业的缘故，“社会上困苦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
陈独秀认为“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按照张东荪的理解，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公由资本家榨压。陈独秀反驳说，“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此吗？”“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千百万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因此，“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张东荪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对于中国贫穷需要“增加富力”以及“增加富力”需要“开发实业不可”和“集中资本”的说法，陈独秀也赞同这些主张，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陈独秀否定说，“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
对于张东荪、杨端六等主张“只能用资本家来开发实业”、“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法，陈独秀反驳说，第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第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道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Revolution呢？”第三，赞成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学者既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又承认中国资本家难以集中资本，那么在中国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无疑是“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