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的。欧洲人说“你见到黑天鹅了”，就如同中国人说“你见到鬼了”，形容不可能的事出现。然而，自从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鹅以后，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神话被打破了。如今在不少地方能见到黑天鹅，我曾拍过北京钓鱼台湖中的一群黑天鹅，照片放上微博后，引起不少博友围观。
黑天鹅现象已被用来形容那些出现的不可预料之事。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它造成的“意外”，只是说我们不曾见过，不曾意识过，是我们认知的盲区。
然而，有人说，历史就是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推动的。它的意外性、不可预见性，使得它的冲击力、影响力格外的大。黑天鹅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反复出现。而自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计算机革命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得越来越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
意外性、冲击性和学者们的事后诸葛性，这三大特点，构成了黑天鹅现象的基本特征。正如《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先生所说的：“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了一切。但人们总是对它视而不见，并习惯于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自以为是的信念来解释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最终被一只又一只黑天鹅击溃。”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近些年来，“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黑天鹅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如何避免黑天鹅出现及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找机会？如何应对与防范黑天鹅事件带来的风险？这是每个执政者、企业家、学者和公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短期内可能出现的黑天鹅
从短期来看，黑天鹅最可能出现的还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中有四大风险。
一是房地产及其引发的各种风险。中国房地产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不管是房地产的崩盘，还是房价的反弹，都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债危机以及目前的欧债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与崩盘不无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能否让中国房地产软着陆，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经济的风险之二是企业转型。中国经济步入了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加上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规划，劳动力价格将会快速上升。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韩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都经历过大浪淘沙的痛苦过程。我们的企业家、劳动者、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准备好了没有？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债务的问题。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国家，把希腊等欧洲五国视为欧盟的几个省，则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与欧洲的这些债务也不相上下。目前的天量地方债务如何偿还？有相当部分依然寄托于土地财政，从而取决于房地产业能否持续向好。这些基本条件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三倍以上的地方债务将会是个定时炸弹，一些省份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四个风险是高通胀卷土重来。当前低通胀的局面十分脆弱，国际粮食生产形势并不乐观。美洲、欧洲的几个大粮仓都在减产，国际粮价会攀升。而国内食品价格，也会随着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能忽视，过去几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在市场上注入了大量货币。这些货币如笼中虎，随时能跑出来危害市场。
十八大提出“两个翻番”，特别是居民收入翻番，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期望。各地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收入翻番的速度。一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了五年翻一番的跃进型口号。真理再前进一步，往往就成为谬误。过快的工资收入增长，一方面会从需求方加大市场需求，从而拉动通胀；另一方面高工资也会提高企业成本，推动价格上涨。一推一拉，通胀起来了，会把职工与农户好不容易增加的一点收入完全抵消掉，老百姓的怨气会更大。因此，在实行“两个翻番”时，一定要把控制通胀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在两者必取其一时，宁可把翻番的速度放慢一点，也要把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性增长上，放在就业上，放在防止高通胀上。
2.谨防长期发展中的黑天鹅
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充满了风险，黑天鹅现象更难防，更不得不防。
那么，长期黑天鹅可能在何处呢？
首先是新的技术革命造成的影响。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快就要席卷世界。一些研究表明，个性化消费与定制化生产模式将更大地影响未来产出结构以及企业运作。有人认为，好不容易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害国。因为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日益个性化，需要生产者与消费者日益近距离，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制造很快要撤回发达国家。我们花了大钱建立起来的生产线、厂房将成为“生锈的废铁”。更重要的是，在个性化生产模式下，创新与创意是核心，而我们的应试教育，以知识灌输为特色的教育体系，很难大批量培养出好的创新人才。
但在另一方面，远程教育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对高质量、廉价甚至全部免费的网络公开课加以改造，很可能变为未来教育的主要模式。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优势，很可能被打破。试想，如果未来印度有几千万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网络教育的毕业生，而我们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在传统的二本、三本学校中混，中国如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取胜？
中国还在试图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过去的60年间，全世界能跃过这一巨大陷阱的国家，只有不到10个。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确面临着不少问题：如何遏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几亿进城农民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和文化融合问题？在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后，如何进行国际金融风险防范？在发展中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法律如何真正成为约束全体公民特别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官员们的“准绳”？如何建立一套允许社会广泛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
搞市场机制，需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入场竞争。搞民生，仅靠政府一家是难以胜任的。没有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不是现代社会。但这个大领域如何向民间开放？2011年的慈善风波，影响还在发酵。在未来社会中，公民组织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对于这些更多的意见、多元的行动，政府又应该如何指导？社会又应如何支持和参与这些非经济的领域？从长远来看，一个“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模式，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这里并不是要削弱政府，而是市场参与、公民参与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面对这一群群可能出现的黑天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准备好了吗？
3.我与黑天鹅相遇的经历
与同龄人一样，我们这些50后的一生，就是与一只又一只的黑天鹅们不断相遇的一生。我出生于北京，5岁时就与父母一起下放到了广西南宁。上完波澜不惊的小学后，文化大革命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接着是上山下乡、进城当中学老师、参加高考、上大学、毕业留校、出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调任北京、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友成基金会，等等。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意料之外的黑天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些也是情理之中的发展，都是托中国改革开放、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之福。
如果说我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命运的摆布，受机遇的推动，随着大流走过来的话，离开亚行后的两次转折，则是人生中更为自主的选择。在离开亚行前，我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邀请，许多也是很具吸引力的。但我还是选择了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旗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个半官方的政策与发展研究机构。在前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王梦奎以及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的领导下，基金会办得红红火火，在众多的研究机构中独树一帜，颇具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近距离地跟踪了国际经济危机，对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时期的反贫困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我还有幸参与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以及剑桥大学举办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和世界一流的大师切磋很多发展问题。短短几年，大大拓宽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知识。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
做做研究，提提建议，写点小文章，参加一些研讨会，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可以过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然而，在我心中总有一种想干点不同的事，过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的冲动。
正在这时，我人生中的又一黑天鹅再度不期而遇。一个偶然的机会，友成基金会王平理事长邀请我加入友成基金会，筹办一个无围墙、为社会公益培养人才的友成新公益大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是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包括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但都是理论上说得多，自己没有真正地操过刀。公益事业尽管不是真正的企业，但除了不赚钱之外，其他诸如员工管理、市场营销、发展战略等，也跟做一个企业十分相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做企业更难。我想在有生之年，也潇洒走一回，尝尝做个“准企业家”的感觉。
当然，对公益事业，自己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十几年前我就跟茅于轼老师以及一批企业家与年轻的公益人一起，开创了在山西的第一家中国民间小额贷款机构。尔后，我们在北京又办了一家保姆学校。在公益界，我们办的富平学校与乐平基金会也小有名气。但在发起和参与这些事业的过程中，我都是动口不动手，只是出点主意而已，没有真正操过刀。
人生难得几回搏。虽然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一搏，但毕竟是下海到了真正的民间NGO，其中每一分钱都要我们自己去筹。而我过去一直是在学习如何花钱的本事。在离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前，我给朋友们发了一个短信，题目是“换一种活法”，谈了我的想法。尽管有人还不是很理解，但大多数朋友都鼓励我去闯一闯，还有的说他们退休后也加入我们。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小小事业已经渐入佳境。举几个例子，我们的常青义教项目是把城市退休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培训当地青年教师。目前，常青义教已从聘请南宁市的一批退休老师到广西巴马甲篆乡中学，扩展成广西、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等省区的十个支教项目，招募1100名志愿者，一年内提供8万小时志愿服务，150所学校6000名教师直接受益，约50 000名学生间接受益。退休教师作为扶贫志愿者，免费提供支教服务，由参与企业与基金会捐助支持老教师们的来回路费及食宿费。老教师们不但发挥了余热，帮助了一大批青年教师的成长，自己的精神也得到了陶冶。贫困地区都山清水秀，保持了原生态，在那样的环境中小住一月，也调剂了他们的退休生活。我们现在正在组织跨省支教，把支教扶贫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老年人不但老有所为，也老有所乐。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呼和浩特的常青义教还被中央电视台的王牌节目《梦想合唱团》选为由台湾著名歌星任贤齐领衔的呼和浩特队的公益主题，从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2月9日每周五晚登陆央视一套，与参与节目的其他7个城市队PK。
我们的梦想是，让更多的退休教师参与到常青义教中。而且，如果退休教师可以去支教，为什么退休医生不能去支医？退休技术员、工程师不能去支农？退休干部不能去扶贫呢？中国仅城市里就有退休人员7000多万人。这里面只要有百分之一、十分之一的人愿意每年抽一点时间做一点事，就是70万人、700万人的大事业。退休人员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还有各种积累下来的资源。他们长期关注农村，长期参与反贫困，一定能结出硕果来。不像过去一谈到中国的老龄化，人们总是把老人当成负担，实际上如果有合适的方式、合适的项目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这些组织工作，不适合由政府来做，而适合由社会组织来做，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开展。作为新时期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也将会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我们友成新公益大学开展的“小鹰计划”，是参照美国和平队的模式，与世界银行和国家扶贫办合作，把大学毕业生送到贫困地区去工作生活一年，推动“间隔年”与“壮游”的理念。这是很多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年代里，有没有年轻人志愿地上山下乡？说实在的，开办时我们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不到的是，第一期我们只招二十多名，全国来了300人报名，包括剑桥大学、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在一年时间中，他们不但很好地参与了世行的扶贫项目，还开创了很多自己设计的扶贫项目。友成新公益大学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精心设计、总共长达2个月时间的各种培训，还给每个“小鹰”配备了一名导师。我的很多学界与企业界的朋友，都参与了导师的工作。现在第一批“小鹰”已经毕业。2012年我们又招收了第二届“小鹰”，他们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磨炼。
从2011年10月起，我们又启动了旗舰项目——友成创业咖啡，这是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启蒙教育。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创业创新，而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最缺的就是创业教育。我们先是在全国的10所（包括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湘潭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安徽合肥学院、柳州师专等）各类大学开始了创业启蒙教育的试点。每星期六请一位企业家或天使投资人或创业者来讲他们的创业酸甜苦辣。通过视频直播，让有创业梦想的青年学子对创业之难有更清醒的认识，给他们播下创业的种子，希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开花结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后，我们在2012年秋季学期，把这个创业课扩大到全国近50所大学。课程内容也聚焦社会企业创业，主课堂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用视频直播到全国各个大学。这些学校中的学生通过大屏幕实时与北大学生同堂上课，还可以通过视频参加课堂讨论，拿本校的学分。这个课是目前中国，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企业创业课，也可能是在中国第一次采取远程的方式开的学分课。
有意思的是，除了大学生参加之外，我们还在广东中山、湖南娄底开了两个社会学习点。由当地的NGO组织对社会企业创业有兴趣的社会青年参与上课。2013年，我们将把这个课程开到更多的大学与社会上去。我们的梦想，是把这种特殊的远程教育课程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中。如果创业课可以这样上，为什么别的课，特别是那些二本、三本学校开不出来的课不可以这样上？如果在国内的课程可以这样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国际上最新、最火、最有用的课大批量地引进到国内来，让我们的大学生能直接得到世界最前沿的教育？如果大学的课程可以这样上，经过一些改革调整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一些课程能不能这样上？我们常说教育公平。教室、校园这些硬件不难达到公平，最难的是教育质量的公平。而传统的方式不可能达到公平，全世界都做不到。但是，远程教育的出现，特别是最新的网络教育2.0的出现，这些原来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套用一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一个小小的基金会，能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前沿，我们感到很骄傲，也有很大的压力。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政府，全依赖政府。公民社会的建立，我们都能做点事，也应该做点事。像友成基金会这类的社会组织，能整合很多社会资源，补充政府与企业的缺失。我们正在筹备专业志愿者参与的模式，让那些对各类项目有兴趣的上班族，也能每个月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为社会做点事，从中收获到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