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社会公平公正既是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基尼系数却突破0.5，因此，只强调利润与效率，而不追求公平公正，“黑天鹅”便会降临。公平公正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如何深化认识，并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才是问题的本质。比如，经济平等，应该是机会均等而非收入均等；应该通过改变话语权不均的现状，让农民不再成为通胀的埋单者；通过优质的教育，让贫困家庭孩子摆脱代际相传的命运。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步入中等收入的中国，不解决公平公正，就难以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一、“收入均等”还是“机会均等”
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50，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再加上中国长期以来有“不患寡，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的历史传统，收入均等问题成为舆论热点。
如今，中共十八大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中十分重要的位置，调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收入分配不均，除了由社会不公造成社会不安定之外，即使从经济角度看，收入分配拉大以后，也会造成大量需求不足。为什么我们这么依赖出口？我国每年生产出来的GDP只消费三分之一强，其他都得靠投资、靠出口。这个就造成我们跟国际上摩擦，造成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造成现在很多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
但是，再片面地强调收入均等，很容易走回到大锅饭，走回文革时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就很可能养一大批懒人。大家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就没有人愿意去努力。因此，这里更应该去强调机会均等的问题。机会不公平是造成收入不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造成社会不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什么叫包容性增长？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定义，“包容性增长”指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际社会普遍将促进“包容性”理解为注重“人”的公平发展，避免“社会排斥”，减少贫困和失业。
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关注经济增长的方式，关注人民广泛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分配的公平，强调创造大量的就业型的经济增长。
1.寻求“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共识
早在2002年，哈佛大学有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以前的改革与发展主张全面的改革和发展，而现在应该抓主要矛盾。当时，世界上一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本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显然，各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都不一样，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所讨论出的结论是：对中国来说，主要矛盾不是经济增长，也不是基础设施，而在于收入分配问题。现在中国强调包容性增长，核心就是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考虑进去。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让弱势群体和劳动大众普遍受益。
包容性增长提倡的公平，指的是机会的公平，而不是收入的公平。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06》指出，公平性的基本含义是人人机会均等，这应该成为任何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说：“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公平性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的好处。提高公平性有利于持续的全面发展，同时为社会里的最贫困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公平性还要求提高获得公众参与的权力平等。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说：“公共行动应该谋求扩大那些最缺乏话语权、资源和能力的人群的机会。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尊重和增加个人自由，以及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007年初，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一个名叫“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林毅夫、庄巨忠、汤敏，还有林暾等为这个课题准备的背景研究报告后来编写成《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当时出版该书的主要目的，以及书中提出的相关主张，只是为了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这本书最初出的是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用的其实是“共享式增长”这个词。虽然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包容性增长”，但在那个时候，如果翻译成“包容性增长”谁也听不懂，而“共享式增长”人们一听就懂。
当然，“共享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有一点点差异，即“包容性增长”包含着贫困人口要求得到更多、要求机会均等的意味。现在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机会不均等，比如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生存发展环境不均等，“包容性增长”正是从这个角度加以阐述并提出政策建议。
针对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我们课题组就此深入研究这个治国理念产生的背景，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刻复杂的矛盾所在。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包容性增长，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于生存发展的环境受到有效保护。
应当说，经济增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中国显然极为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人们对于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同步变动的价值判断各不相同。因此，笼统地讨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究竟哪种增长方式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多年中，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这一点在国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数据中已经得到有力的说明。
在中国大陆毗邻的一些经济体中，如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高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或基本稳定同时存在的时期。这种高增长、低差距，各社会群体较为均等化地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增长模式，对于当今的中国大陆经济来说，可能颇具借鉴意义。它们的发展模式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联系，关键是增长模式的选择。
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批评。
对包容性增长的阐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让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比一般人群更多一些，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意见认为，只要减贫，只要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就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从而，包容性增长似乎成为一种比较含糊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
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定义来说，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核心是把弱势群体的受益，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考虑在经济增长的政策之中。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来看，我们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要借助经济快速增长为大量贫困人口和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再如金融改革，不能变成银行越来越大，变成专门为大企业服务，不为小企业服务，不为农村服务，因为那就不具备包容性，就不是包容性增长和发展。
我们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在于不但要看增长与否，还要看如何分配，还要看是否包容。这个概念如果用得好，中国经济将走出一条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还没有成功走出的道路。
我们看到美国等国家生活条件和环境的确很好，但也要看到他们的体制会出现金融危机，也要看到金融危机之后贫困人口生活痛苦。中国不希望50年以后也像美国今天这样。这取决于我们不仅可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也能解决好贫困问题。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包容性增长理念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增长和减贫，过去一直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与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分享，也逐渐成为发展政策讨论与研究的焦点。包容性增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采纳。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政府把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处。
不过，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对于具体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近年来一直有争议。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任何政策都是于事无补的也大有人在。这些都有待通过讨论来解决纷争，寻求共识。目前来看，或许在一定范围内，共识已经达成。
2.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之道
（1）“包容性增长”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次要义。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概念性框架，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让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获得更多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曾经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穷人总会受益。过去30年，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应是有所改善的。但目前来看，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幅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应达到的标准。所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里，应让贫困人口更多受益。
第二层含义，是指经济增长应是可持续的。这种可持续性表现在不仅是环保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和谐富裕共享。
第三层含义，也是最深刻最丰富的内涵，就是解决普通民众收入分配的问题，解决社会和谐的问题，解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解决增长领域包容性的问题。
过去我们一直试图追求快速增长，但在追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把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考虑进去，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社会和经济的怪象。那么，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快速而快速，就造成很多环境的问题，也造成很多贫困人口生活状况改善不够。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应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把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
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包括如家庭财富与权势、宗教信仰、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大多是由制度缺陷，或市场失灵，或者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程度则是可以主观控制的，由此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市场酬勤罚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
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而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消除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因此，为了使社会与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就应该采取用政策纠正长期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现象。这些政策包括：投资于人力资本，扩大医疗和教育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扩大贫困人群享受土地、道路、水电、环境卫生、通信等经济基础设施的机会；促进提高司法、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普惠性，从而使贫困人口比较容易得到就业与发展的机会。
在国际市场也要提高公平性，尤其是在劳动力、物资、创意、资本上的公平性。富裕国家应该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推进按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给贫困国家更多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并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与金融规则。
（2）抓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责任主体为政府。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展报告》中指出：“所有成功案例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有一个能力日益增强、敢作敢为和值得信赖的政府。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如此快的增长，需要政治领导人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决策者必须选择增长战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目标，使人民相信值得为将来的回报而付出努力、节省资金、忍受经济巨变。要取得成功，决策者的诺言必须有信誉，有包容性，使人民相信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将会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要发挥这种领导作用，就必须要耐心、深谋远虑、坚定不移地追求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目标。”（世界银行，2008）
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不断提醒人们要反思“华盛顿共识”的缺陷，重新评价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林毅夫曾指出，过去提出的很多经济理论都是对发达国家晚期发展经验的总结，政府的作用不那么凸显，所以，经济理论一般都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而对于那些处在初期与中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而且要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用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实体经济投资作为公共财政刺激的主要对象。
在政府的包容性增长政策上，世界银行的《2008年增长报告》提出要着重于4个重要的方面：一、鼓励竞争、实现机会均等和保护个人、实现结果公平；二、通过政策导向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三、保护劳动者的权利，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四、通过利润分享制度和再分配政策保证社会困难群体的生存权利。
在中国现阶段，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做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并重，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发现，一个国家在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初期，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完成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在中国，机会不均等是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从个人发展来看，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发展条件显著改善，但城乡差别尚未彻底消除。比如，在教育这个影响人们一生的关键因素上，仍然存在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和教育质量的差距。在企业发展方面，也存在机会不均等问题。在金融支持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都面临着不同的待遇。而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等是静态的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底层人群发展机会少，是比收入不均等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换言之，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是更为公平的社会。如果能够保证机会与过程公平，那么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结果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如果做到了机会、过程的公平，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收入分化。目前中国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劳资冲突等，很多能从机会不均等中找到答案。
这启示我们，强调机会均等，就抓住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也抓住了提高发展包容性的核心问题。
（3）通过“共享式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
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经济保持高速和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高速和持续的增长，才能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之中，市场、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机会的不平等，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从而促进增长的包容性。
通过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应是缩小中国总体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最有效的途径，而缩小地区之间（如东部和西部各省之间）的差异对于减少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并不一定非常有效，因为地区差异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并非是最主要的。但是，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西部地区，缩小地区差异对于减贫却十分重要。因此，中国包容性增长需要同时强调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减少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
在新的历史阶段，究竟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如何在初次分配阶段实现公平与效率？现在我们有些部门总想着以二次分配、以增加税收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央领导已多次谈到初次分配问题。初次分配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工资，但怎样才能提高工资？还有，怎样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等，都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很清晰很正确的认识。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重点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应同时从初次分配领域和二次分配领域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共享式改革”的配套改革。
从初次分配出发：首先，改善金融结构，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其次，提高资源税费至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矿山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再次，垄断行业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对不宜引入竞争机制的行业，政府要加强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交给国家。
从二次分配出发：首先，应促进而不是阻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其次，建立偏向于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的公共支出结构；再次，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救助。
为了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要求收入分配差距处在合理范围内，实现机会均等的发展。而强调机会均等，就是要把政策的关注点放在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上，应尽可能地使全体社会成员大体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面对相同的环境和规则。结果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发挥。
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中国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在这样几个领域做出努力：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
综合以上思路，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将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共享式改革”的侧重点。
创造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
坚决消除各种妨碍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使全体社会成员更充分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前，应努力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能力。应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消除和防止垄断。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场失灵、制度缺陷等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与扭曲，使生产要素能够在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使农村居民拥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财政投向，加大对“三农”、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投入。逐步提高财政对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
加大扶贫投入力度。
这是提高发展包容性的当务之急。尽管中国过去30多年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目前沿用的贫困标准已经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贫困人口没能从扶贫开发中同等受益；投入的资金不足；金融业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作用不足；在扶贫工作中对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关注较多，而对提升他们自身发展能力关注不够，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基础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投入不够，导致贫困家庭的社会消费负担过重；尽管以低保为中心的城市减贫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缓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城市低保目前没有做到应保尽保。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调整贫困线标准；加强金融部门对扶贫的参与；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做到贫不传代；改善农村医疗服务，缓解因病致贫现象；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扶贫机制；加强反贫困中的政府治理；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等。
2011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将国家扶贫标准大幅提高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比2009年提高了92%。相应地，我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从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会议还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任务。这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新的时期，财政应大幅度增加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给予特殊安排。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应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特困地区安排。国家新增社会保障投入应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这些措施，不仅将大大缓解贫困程度和贫困规模，而且将对促进机会公平、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这些年来，要求促进平等发展机会，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这些问题已经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也已经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但能否真正惠及普通劳动者，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和能否有效实施，都取决于政府有无更多智慧与勇气。
经济发展并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有其必要的渐进过程。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赖于其包容性的不断提高，实施包容性的增长战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当前我们倡导包容性增长，还只是试图解决一个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随后的改革进程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这是因为经济增长需要与以减少机会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制度和治理的改革同步进行。不难想见，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不要让农民为通货膨胀买大单
2012年以来，受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回落，城市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放一放了。在通胀高涨的时候，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反通胀，比如，2011年的时候，为了反通胀，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新政策，发改委更是一天几道金牌，不惜代价要把物价控制住，甚至一些熟知的行政手段也纷纷启动来抑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物价飙升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的决心。
但是，在通胀相对宽松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由于城镇居民和农民话语权不均的事实，在通胀面前，政府反通胀的举措，使得相对弱势的农民成为通货膨胀的最终买单者。
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非常多，既有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原因，也有内部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原因。但是，通胀的现象却都表现为物价的上涨。既然通胀的表象是价格上涨，那么反通胀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控制价格。
2011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一个是农村地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化肥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近年来快速增加，造成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不得不增加。另外一个有可能是一些投机性的操作，比方说一些投资资金在炒作某种农产品。对后一种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依照法律加以打击，而对第一种原因造成的食品涨价，不应该过多地用行政手段去干涉正常的市场价格调节。
2010年的时候，土豆价格曾一度上涨，我记得当时就这个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个菜摊上同一位卖菜的大爷聊过。他说他卖的土豆“去年一块三一斤，现在快三块一斤了”。我问他为什么涨价，他说一个原因是东西少了，一些菜来京的少了。二是农村收入高了，种植业的成本也提高了。他说，他们老家现在雇一个小工一天都要付100元，农村劳力成本提高了，菜价当然也得高一些。三是油价高，运输费也高了。他提的第四点最重要。他说，中间过手的人太多，一般要过5～6道手才能到菜摊上，层层加价。这位老大爷在北京卖了十多年的菜，对市场的变化了如指掌，短短的几句话，就把问题点得十分清楚。深圳市最新的一个调查也发现，蔬菜水果等从批发市场到零售的这最后一公里的价格整整翻了一倍。
按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交易成本过高。出国旅行的人往往发现，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买的价格比国内的还便宜。记得8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每到星期日，几个市中心的大停车场就变成了农贸市场，允许农民把自产的蔬菜水果运到这里直销。少了很多的中间环节，这里的食品既新鲜又便宜。我们这些穷学生往往都要等到星期天才采购。我们的城市能不能也试一试这种方法呢？周末每个区开几个这样的市场，少几道经手，菜价会便宜得多。
一谈到反通胀，一些部门就马上祭起控制物价的大旗。要知道，用行政手段把物价控制住，对城市居民来说减少了生活的压力，但是对靠农产品销售的农民来说，就会减少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本来就低，加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农民的收入不增加，就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在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这句话本身值得分析。我的判断只是超出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承受能力，但是，城市贫困人群毕竟是少数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上半年，广东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15.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13.7%。而2012年全年的通货膨胀应该不会超过4%，怎么能说现在的通胀超出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呢？即使在CPI数据高达6%的2011年，通胀水平仍然低于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现金收入增长水平。
因此，对于城市低收入者，应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物价上涨问题，比如增加他们的退休金、增加低保，而不是靠一些行政手段来打压农产品价格。因为过多地干涉食品的价格，最后受损的还是农民。农民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农民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城市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了解决城市人的利益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相对来说，城市居民的话语权强，对舆论的影响大，要谨防由于话语权不均使农民成为通胀买单者。
2010年时，我们对河南省种粮农民的调查显示，种粮每亩种子、农药、肥料成本为320元，机耕、机播、机收、排灌154.5元，人工成本367元。而亩均卖粮收入1340元，加上76元种粮补贴，户均承包5亩耕地，如果不把人工成本打入，则户均收入2875元，仅相当于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两个月的收入。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三口之家以种粮为生，即使是风调雨顺，一年干到头连人均1200元的贫困标准都达不到。这样的粮价，谁还愿意去种粮食？或者说，粮价如果不涨，种粮的农民如何维持生活？从这个角度说，一味地打压粮价是非常不合理的。
当然，除了城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要承担一部分农产品涨价的成本之外，国家还可以通过以对粮价的补贴，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等方式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有关部门也能够采取更多诸如对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这样的措施，在减少交易中间环节的成本上想办法、下工夫。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减少物价上涨的压力，还能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
三、贫困如何不代际相传
我国的扶贫正处在一个重要战略调整期。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在2020年前把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灭。这是在新时期对扶贫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从国际扶贫的经验以及我国多年扶贫的实践来看，扶贫工作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加大扶贫的效果。我认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优先解决贫困的代际相传的问题。
贫困之间的代际相传是各国贫困人群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扶贫工作中一个老大难问题。贫困家庭的子女长期处在很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受的教育较少。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刚起步就处于落后的状态。在我国也是一样。贫困家庭的子女受教育往往比非贫困家庭少，辍学率较非贫困家庭高。再者，贫困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他们的子女往往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状况不好，容易得病，这又是他们未来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种种问题的叠加，使得贫困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陷入贫困。这就是所谓贫困的代际相传。
贫困的代际相传不仅发生在我国，实际上也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因此很多国家都把防止贫困的代际相传放在反贫困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防止贫困人口的下一代再次陷入贫困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子女不再贫困，那么中国的反绝对贫困只是一代人的问题。反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是2020年时把老一代的贫困解决了，但新一代的贫困人群可能又出现了。因此，防止贫困传代是对贫困问题釜底抽薪，是反贫困的根本问题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止贫困传代在实践上又是投资较少、操作较易的扶贫方式。贫困家庭的年轻一代如同一张白纸，容易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贫困家庭的子女从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下，更有改善自己与家庭生活的愿望，更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只要在教育、营养、健康、就业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关注，实施特殊的政策，贫困家庭的子女应该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脱离贫困，成功的机会更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推行贫困不传代的行动。
200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与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崇礼县开展了贫困地区寄宿学生营养项目。无独有偶，从2011年开始，由邓飞等500多位记者、国内几十家主流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募计划，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这样的活动得到海内外爱心媒体的支持。后来，“免费午餐”活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提供免费午餐。这一活动，正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在全国的义务教育学校中推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推广寄宿制学校，更多的是从提高教学水平、增加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以及解决学生上学路途远的角度来考虑的。在对项目的考察与执行中，我们认识到近几年来推行的寄宿制除了能在提高教学质量上起到重要作用之外，还有就是这是能加速实现贫困不传代的好方式。贫困地区人们居住往往比较分散，一间破瓦房，几个孩子，一位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代课教师，是在村内办的教学点的普遍形式。教学条件不足，教育质量差，是这种分散教学的致命缺点。从扶贫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安排下，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子女不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未来就不能与其他的青少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贫困传代威胁就继续存在。
在贫困地区推广寄宿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留守儿童的不断增加。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的子女往往不能随着父母进城。在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几个试点学校里，70%以上的学生父母至少有一人出外打工，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庭父母双双出外打工。一些学生在家没有父母的照顾，生活十分艰难。而寄宿制学校能够给留守儿童较好的学习与生活上的照顾。
因此，寄宿制学校的建立给贫困家庭的子女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通过寄宿制的方式，国家可以给予贫困家庭子女更多的支持、更直接的帮助。寄宿制学校在贫困地区的推广，使得贫困人群的子女有可能得到比在一般的学校中更好的教育。在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在六到七个小时的正常上课时间能学到较好的文化知识。由于学生在课外的七到八个小时还在学校，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课外活动，使学生能全面提高素质。
当前的问题是，寄宿制学校建立起来了，学生也上了学，但寄宿制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在贫困地区的寄宿制学校里学生营养不足的现象令人担忧。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孩子上寄宿制学校需要另外准备一份口粮、一份菜金，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额外的负担。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学校只吃主食，基本上没有青菜与肉类，更说不上平衡的营养。长此以往，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出问题，可能成为他们未来致贫的一个原因。
为此，从2007年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广西都安与河北崇礼开展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营养餐的项目。每天给每个学生补助2.5元到5元不等。在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了营养平衡的营养餐。项目开展几个月后，老师们普遍反映学生健康状况有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学生在课外活动也活跃多了。更详细、更精确的健康测试正在进行中。
在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寄宿制学校另一个可以大力发掘的潜力是学生课外活动的安排。与一般学校不同，寄宿制学校的学生24小时都在学校里，课余时间很长。尽管寄宿制学校做了很多的努力，但由于教师人手不够，特别是教师本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与训练，学生们课外活动组织安排还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使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的寄宿制学校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当务之急，是迅速对寄宿制学校的校长与教师提供培训，对学生的课外活动提供教材和一定的器械，把课堂之外的时间充分利用和丰富起来。利用这段时间扩大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
在考察中我们还发现，众多寄宿制学校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经费不足。广西都安的校长和教师都反映，尽管寄宿制增加了学校大量的工作及经常性开支，但有关部门拨给学校的人头费还与非寄宿制一样，而学校又不能向学生家长收费。长此以往，这样的经费安排，不但使寄宿制学校正常教学工作难以为继，而且还会留下较多的安全隐患。
因此，我们建议财政部门应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的投入，从防止贫困传代的角度，重新认识寄宿制学校的重要性。除了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之外，扶贫部门、卫生部门、食品安全部门等政府部门都应该十分关注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的工作，必要时给予一定的投入。全社会应一齐行动，在防止贫困传代问题上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