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后最大的一只“黑天鹅”，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莫属。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虽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救市，但前景仍不明朗。后危机时代存在许多不确定的经济风险与隐患，世界经济的规则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黑天鹅”还会不断地出现。从目前趋势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区域合作的加强将并存。长期以来，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科背景，使我十分关注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经济中的“黑天鹅”现象有着一些独特的理解。
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中日因领土争端导致的经济摩擦……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国际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世界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代。
由于工作的原因，这几年我一直跟踪世界经济危机的进程。看过很多堪称经济学大家的文章，也写过不少关于危机发展的分析。到2012年，金融危机已经整整4年，但是，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世界经济在事实上进入了漫长的后危机时代。今天，回过头来看，即使国内外第一流的机构和专家学者，当时对于这场危机的影响，对于美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估计，恐怕都过于乐观了。
1.世界经济更加疲软，2013年中将再次见底
从2012年初起，本已乏力的全球经济复苏显示出进一步疲软的迹象，主要原因是欧洲的债务问题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比预期慢。
英国共识公司2012年9月发布了全球250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平均预测值。他们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将在2012年第四季度与2013年的第一季度滑到谷底（1.8%），然后缓慢上升到2013年四季度的2.4%。日本增长趋势也大体相同，2013年一季度为增长谷底（1%），到年底缓慢上升到1.8%。他们还预测，欧盟经济2年内还将处于衰退之中，最低增长率为2012年三季度的-0.8%，然后一直要到2013年第三季度才能恢复正增长，到2013年底增长率为0.8%。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未能增强，未来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财政上。由于房价依旧低迷，家庭只能通过减少债务来重新累积财富，因此消费增长继续疲软。出口是经济复苏中的一个亮点，但随着贸易伙伴增长乏力以及美元不断升值，出口增长也将受到限制。2012年第三季度有可能成为美国制造业三年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失业率居高不下，领失业金人数仍在高位徘徊。更值得担心的是“财政悬崖”问题。如果美国政府与国会无法就延长马上就要到期的各项减税政策达成一致，2013年美国将发生相当于4%的GDP的财政紧缩。届时金融市场将出现混乱，消费者和商业丧失信心的风险将上升。如“财政悬崖”得不到解决，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并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严重的外溢影响。
日本经济正从大地震中恢复，灾后重建推动了经济强劲复苏，2012年第一季度增速达4.75%；二季度起，日本经济增长又开始放缓。日本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金融系统大量持有政府债券，导致市场收益率接近于零的水平，金融系统风险敞口很大；二、由于缺乏可持续的经济复苏，银行盈利能力依然疲软，信贷风险可能上升；三、日本金融机构纷纷走出国门，这需要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包括跨境监管合作；四、一些地区性银行资本缓冲能力差，高度依赖原本脆弱的当地经济，导致它们容易受经济增长缓慢和市场冲击影响。由钓鱼岛事件引起的经济摩擦也不断升温。IMF总裁拉加德曾警告说，中国和日本都是重要的经济推动力，不要因领土分歧分散注意力。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需要日本和中国的全身心投入。动荡的全球经济承受不起中日两国因领土问题而陷入的争端。
作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一直备受关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2012年9月份发表的报告称，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推动17国欧元区走向衰退，并拖累全球经济。OECD预计德国很快进入衰退，2012年第三、第四季度增长率预测值为-0.5%及-0.8%；法国第三季度也将是负增长，为-0.4%，但第四季度可能会恢复0.2%的正增长。
高昂的借贷成本是欧洲危机的核心问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较大的经济体正遭受高利率影响，欧元区核心国家及外围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意大利和西班牙正在面临着两难的调整，财政整顿固然很有必要，但会影响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将会有所成效，但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实现。银行不仅要处理遗留贷款坏账，还需应对日益增长的逾期贷款，这些都会导致经济活动低迷。同时，高负债压力使得政府的贷款成本上升。意大利和西班牙2012年及2013年的经济预期均为负增长。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人们对欧洲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心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不定，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还在不断上升。欧洲峰会就创建一个全欧洲的银行联盟达成了共识，此联盟将有助于建立单一的银行监管机构，支持欧洲救援基金直接向遇到困难的银行注资。为此，欧洲还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后备支持的泛欧洲的存款保险担保计划和银行破产解决机制。
2.发展中国家增长动力也在减弱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乏善可陈。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内的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均大幅放缓。除了外部环境恶化外，产能过剩及国内经济政策紧缩均制约着这些国家的增长。另外，内需增长的急速放缓也是造成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很多政府面临在过去几年中信贷快速增长的遗留影响。许多新兴市场还面临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和汇率迅速贬值的影响。巴西雷亚尔和印度卢比等货币在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内贬值了15%～25%。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采取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除了加速通货膨胀之外，大规模信贷增量可能会加剧资产质量的下降，并会损害未来几年的GDP增长和金融稳定。况且，在很多国家中，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在下滑。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企业利润率下降使发展中国家股市普遍不振。许多新兴经济体还面临投资者风险规避情绪升温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冲击，这不仅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还引起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能起更大的作用。预计2012～2013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将大致保持不变，调整速度比以前的预测稍慢。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疲软、出口增长放缓以及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新兴经济体决策者应随时准备动用财政的手段保持适度的增长和市场安定。
亚洲开发银行也调降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12年和2013年的增长率预测。亚行指出，尽管亚洲地区的资本市场尚未显现过多动荡，但资本流向迅速掉转方向的风险令人担忧。在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开放的亚洲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波及。2012年亚洲经济（不含日本）增长6.1%，2013年增长6.7%，不及2011年7.2%的增幅。在疲弱的经济影响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有所缓和，从2011年的5.9%降到预期2012年的4.2%。在经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后，亚洲地区必须准备应对世界经济以及亚洲经济在较长期内经济低速扩张的局面。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还远未过去，亚洲经济在近期还存在着三大外部风险。
第一大风险来自欧洲。如果欧元区的主要国家与危机受援国在经济调整的方式与力度上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届时对欧洲金融界的冲击将不亚于当年雷曼公司破产时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2012年将要在现在的基础上下调0.4个百分点，2013年要再下调0.5个百分点。
第二大风险来自美国。如果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得不到解决，在最坏的情况下，2013年初到期的各种优惠政策都不能得到顺延，亚行估计，美国经济将在现在的基础上下滑2.5个百分点，进入负增长。这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仅在2013年就要下滑0.9个百分点。
第三大风险来自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不断出现的危机影响，流入亚洲的国际资本也在大进大出。自2012年一季度以来，一定规模的美国、欧洲的资金已经从亚洲回流。当前，亚洲国家要特别防范美欧经济形势动荡引起的巨额资本外流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国内通货膨胀高企以及财政赤字的高居不下都有可能给外资找到外逃的借口。
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建议
面对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众多的不确定性，除财政手段之外，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发挥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金融部门的作用，以使政府能够在危机爆发时更好地平衡信贷需求，必要时要给银行提供应急支持。
在危机期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求助于国有银行来克服信贷紧缩。在智利、突尼斯等国，政府给国有银行大量注资以支持现有贷款，给出口厂商或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贷款。韩国提高了国有银行的信贷上限，印度和突尼斯对国有银行规定了信用额度，巴西和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在危机期间显著扩大了信贷规模。此类干预措施帮助遏制了危机蔓延。与此同时，随着对国有银行大量注资以及扩大信用额度，往往大企业受益较多，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反而在缩减。一些国家的国有银行在经济复苏期间仍继续扩大信贷规模，引起了对其可能挤出民营银行的担忧。因此，在后危机阶段，政府的政策要注意发挥民营银行与私营企业的作用。
就业也是后危机时期各国政府政策关注的最核心领域之一。大量合适的就业机会能够改变整个社会。达到充分就业有可能使国家由脆弱变得稳定。各国政府需要把就业放到促进繁荣和战胜贫困战略的核心。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寻找最佳方式来帮助小企业和小农场成长，形成政府与提供了90%以上新增就业的私营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世界银行曾建议，发展中国家要缓解就业问题，首先，要建立坚实的基本面，包括宏观经济稳定、有利的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和法治。第二，注意不要使劳动政策成为创造就业的障碍，而应给予最脆弱群体话语权和提供社会保护。第三，政府应根据具体国情甄别哪些就业岗位最有助于发展，进而消除或抵消阻碍私营部门创造此类就业岗位的障碍。
对于短期的经济风险，要关注2012年在全世界很多产粮大国出现的严重干旱将会推高粮食价格，危及贫困人群。天气是导致全球价格突然上涨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干旱给夏季作物玉米和大豆造成大面积损害，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干燥的夏季则是预期的小麦产量损失的罪魁祸首。虽然这次粮食危机可能没有2008年时那么严重，然而，如果出口国采取恐慌政策，或者能源价格强劲上涨，都可以导致粮食价格进一步大幅升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社会的稳定，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过去10年中，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了显著改观，但他们正面临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的压力的挑战。这包括了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结构性转型、满足公民对生活水平和机会不断提高的期望。由于新兴中产阶层更多地将自己和发达国家的人相比，他们的消费形式和对优质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正如泰国和突尼斯等高增长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下降所示，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对生活的较高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社会凝聚力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加强社会凝聚力需要战略的设计和长期的承诺。虽然有些政策干预或改革能很快地产生效果，但更多的政策则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为使增长发展不至于脱轨，必须改善民间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
包容性的决策方式，应该汇集从政策实施者到最后受益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这样产生的政策将具有更多的合法性并得到社会支持。为加强社会凝聚力，还需要有一个对经济和社会政策影响力进行事先和事后评估的框架。例如，它们造成了更多还是较少的社会排他性？它们是否增强了信任和民间参与？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对这些政策的监测和评估需要有完整的数据支持。因此，加强社会统计方面的工作也要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
三、亚洲经济合作前景与中国
2012年11月18日，中国总理风尘仆仆地飞抵柬埔寨首都金边，出席第1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15周年纪念峰会。像东亚峰会这样的亚洲经济合作在今天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但是在十几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既然合作已成共识，那么，十年、二十年以后，亚洲的经济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版图？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的变化里，应该怎么应对，怎样抓住这个机遇。
1989年，我刚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就受雇于亚洲开发银行。当时还正是亚洲经济合作的酝酿期，作为亚行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员，我们在亚行这一小天地里与一批学者在开头脑风暴会，对未来亚洲的合作提出新的设想。当时大家坐在一起侃大山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想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设想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尔后，我还有幸参与了次区域合作的部分早期设计与理论探讨工作。直接协调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成长三角区的设计工作。后来回到北京参加亚行驻华代表处的工作后，我又参与很多与大湄公河与中亚次区域合作的具体的建设项目。我亲眼见证了次区域合作怎样从一个理论的胚胎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合作巨人。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热席卷全球。在欧洲有西欧共同市场、经互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南美洲有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加勒比自由贸易区等，连非洲也有东非共同市场、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以及西非关税同盟等。然而，独有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经济合作形式。当时的亚洲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中，经济合作根本排不上日程。好不容易成立了一个东南亚条约同盟（东盟），但其主要还是一个政治组织。经济合作尽管也是成立东盟的初衷之一，但是这一内容在东盟成立后的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启动。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股区域间经济合作的热潮在亚洲迅速兴起。其来势之猛，进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在短短的几年中，亚太地区就有了亚太经济合作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1、东盟10+3、大湄公河流域合作区等次区域合作。近年来，金融合作又成为新宠。一批区域监控体系，资源共享机制与汇率协调安排的新机制、新建议不断涌现。
为什么近年来在亚洲兴起了一股经济合作热？它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点？这股热潮能不能持久？在亚洲经济合作中，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在这一急剧变化中采取什么对策？这些都是摆在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面前的大问题。
1.众说纷纭：区域经济合作的学术之争
现在看来是如此自然的区域合作，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接受的。有趣的是区域合作从来就没有得到主流经济理论的支持。在学校里，我们学的都是主流学派的理论，对区域合作理论知之甚少。到了亚行后，我不得不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从此引起了我对区域合作的极大兴趣。下面我尽可能地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经济学家们晦涩难懂、充满了数学公式的学术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总结如下。
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区域间合作的长处应该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流通发挥出来。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的理想世界中是没有必要进行区域间合作的。要合作就应该是全球性的合作。区域间的合作，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次优（Second Best）的问题。不难证明，在一些情况下，合作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比不合作更好。因此，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赞成把世界人为地划分为区域性的几大经济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是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人们担心，过多地强调区域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贸易秩序造成新的扭曲。因此在经济理论上，除了5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税同盟（Custom Union）理论外，区域经济理论几十年来进展不大。
可是形势比人强。进入80年代以后，尽管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很多进展，但距离真正的全球自由贸易还相去甚远。层出不穷的贸易纠纷，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近十年的拉锯战，以及欧共体成功的榜样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现实。部分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探讨如何通过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来过渡到全球性自由贸易。进入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亚太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以及一些新的合作形式的出现，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不少经济学家试图在理论上对经济合作有新的突破。一些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了对区域合作理论的探讨。
人们常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零一个意见，经济合作理论也不例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开始探索新的道路。最早的区域合作理论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维纳创造的著名的关税同盟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为“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一为“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
在不减少对别国贸易的情况下，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而新增加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机会，称为贸易创造。反之，如因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减少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则称为“贸易转移”。
用个例子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以鞋业为例，假定有三个国家，美国、中国和墨西哥。如果在美、墨结成关税同盟前，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鞋。而结成关税同盟后，因关税减免，墨西哥的鞋在美国卖得更便宜，就会卖得更多，美国会从墨西哥进口更多的鞋，这就是贸易创造。从世界人的角度来看，鞋生产得更多了，价格也更便宜了，这时关税同盟的产生增加了世界福利。
但假如美国原来从中国进口鞋，而因关税同盟的建立，不用交关税的墨西哥的鞋在美国卖得比中国鞋更便宜，美国商人就会把订单转移到墨西哥，这就有可能出现贸易转移。
维纳认为，贸易转移有可能造成世界福利的损失。这是因为美国不从生产效率最高的中国进口鞋，而从效率不那么高的墨西哥进口鞋，从世界人的角度看，这就造成了全球资源配置上的损失。甚至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意味着利益的损失。因为美国老百姓是买到了较便宜的墨西哥的鞋。但如果把美国放弃的关税算进去，从美国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吃亏了。维纳分析揭示了，关税同盟的设置有可能不但损害别国的利益，还可能损害合作的参与者的利益。维纳的理论后来又由李卜西、坎布和汪进一步地发展了。
因此，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既然在一个区域合作中有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谁大谁小很难算得清楚，还不如直接奔向世界大同——全球自由贸易。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就缩进了他们的象牙塔中，研究世界大同问题去了。
总体上看，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因各国的自然条件、资源分布、人力资源的不同，通过经济合作可以增强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
第二、区域间合作的动力还来自市场规模的扩大。区域合作可以扩大贸易，增加资本流动。规模经济的影响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第三、区域合作还可以协调一些具有区域影响的生产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称为“跨国的公共产品”。例如：环境保护、跨国交通通信、边境地区的资源开发等。这些在一国的生产活动可能会对邻国，甚至对整个区域造成影响。国际间的协调甚至监控就很有必要。
进入90年代，经济学家们也没闲着，还在不停地争论，不断地探索。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讨论的问题为：全球自由贸易是应该一步到位，还是分两步走，先实行区域性自由贸易，再由此扩展到全球自由贸易。
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后又成为美国财政部次长及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在总结了乌拉圭回合谈判所遇到的困难后指出，与其让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中吵架，还不如把世界分成三个贸易区（如欧洲、北美、亚洲），在贸易区中先实行自由贸易。然后通过几个贸易区之间的讨价还价，向全球贸易自由化推进。这样分两步走的方法可能反而会加快多国走向全球自由贸易的步伐。萨默斯的论点，正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极力反对贸易区域化而当前又转向大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心态。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有不同看法。当时，他构造了一个模型，并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算出了世界福利是随着世界被分为若干个贸易区而呈U形变化的。在世界有一个大自由贸易区时为最高。随着贸易区个数的增加，世界福利会先降后升。他得出的一个有趣结论是，世界被划分为三个贸易区时为最坏的选择。
然而，不管自由贸易区孰好孰坏，它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一部分理论家把注意力放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样的规则能减少自由贸易区与全球自由贸易的冲突。这就形成了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第二条主线。国际贸易理论大师巴格瓦第，研究了关贸协定的具体条款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后指出：总的来说，关贸总协定原则是反对区域贸易歧视的。但关贸总协定的第24条却给关贸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开了一个后门。这条规定允许在部分成员国之间实行关税互免，但规定免就要全免，不能减免部分关税。
这条规定基于如下三条理由：一、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几个国家完全互免关税后就形同一个国家。它对世界的影响就像几个小国退出而一个大国加入。二、因全部互免关税的条件不容易达到，所以不会有太多的国家能利用这一条款。三、实行第24条规定的国家可以给全球的自由贸易找出经验和树立样板。巴格瓦第对自由贸易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他分析了第24条规定对不同的合作形式的影响后认为，如果一定要搞区域合作，则关税同盟比自由贸易区好。巴格瓦第指出：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里，关税同盟的统一关税要以成员国中最低关税为准。因此第24条规定可以使参加关税同盟的国家总体上降低关税。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的可能性。
关于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第三条主线则是沿着如何扩大经济合作的内涵展开的。随着乌拉圭回合的胜利完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应该从降低关税转移到其他的领域里。米罗等指出，欧共体进入90年代以后，就把合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协调和统一各国的政策和体制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标准和政策上的协调方法。政策和体制上的协调和统一是经济合作成功的保证，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参加合作各方的目标和体制趋于一致时，它产生的经济效果最好。他们用这一观点，找出了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体制上和政策上的一致性的问题。
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的大量出现，使全球学术界又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由贸易区对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还是破坏的辩论。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占上风的观点还是认为，只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自由贸易区不会阻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可能有助于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为此，新的自由贸易区都要求与WTO规则保持一致。不少协定在内容的深度上和广度上甚至超过了WTO的要求，即所谓的“WTO plus”。在WTO多哈议程谈判多年未达成协议，WTO体制执行起来也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各国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成立自由贸易区来推动各地区贸易自由化。从这个意义出发，自由贸易区的大量出现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相濡以沫：危机之后的必然选择
还在学者们为应不应搞自由贸易区争论不休的时候，区域间经济合作早就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了。早在五六十年代，欧洲、南美洲以及非洲就成立了形形色色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共同体。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欧共体取得了较大成效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都如昙花一现，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发展中国家合作失败的原因，朗哈默总结出四条原因：第一、参加这些合作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它们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经济互补性很弱，但互斥性却很强。经济合作缺乏坚实的基础。第二、在利益分配及成本分担上各国存在着巨大分歧，而且极难协调。第三、参与合作的各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它们总想建立一个大而全的区域经济来减少对其他区域的依赖性。最后，70年代的石油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本国利益，试图转嫁危机，从而加速了这些经济合作组织的瓦解。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区域经济合作似乎与亚洲无缘。记得我们在90年代初在亚行讨论合作机制时，翻遍了文献也很难找出一个亚洲合作的成功案例来。当时唯一还能沾上区域合作边的要算是东盟。可是至90年代初，冷战产物的东盟的成绩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的协调，其经济合作成果则是微乎其微。
为什么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对区域合作持如此冷漠的态度呢？
除了长期越南战争造成的影响之外，我曾总结出三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亚洲国家的主要市场在北美和欧洲，区域间的贸易仅占次要地位，因此亚洲形成自己的贸易圈的意义不大。以东亚与东南亚为例，从表5-1中可以看到，东盟十国内部的贸易在90年代初只占它们总贸易额的19%。即使加入中日韩在内的区域间贸易也还不到其总贸易额的30%（见表5-1）。
再者，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使其在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上的合作特别困难。而这个问题往往是一个国家愿不愿意加入经济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区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的推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其目光长期以来一直面向世界而非亚洲。同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日本不愿意也不适合充当这个核心国家的角色。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也不宜成为推动亚洲合作的核心国家。
可见，当时亚行在90年代初开始推动区域合作时是多么的困难。不少人认为我们是选错了领域。还不如把精力与资源花到反贫困等领域中去。我自己就亲耳听到一个国际机构的官员介绍他们在帮助非洲经济合作中的失败经验。他奉劝我们不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上寄予太大的希望。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不得不佩服当时亚行的领导人。他们顶住了压力，找了一批人一直在这个不像能成功的领域里耕耘。在十年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写出的各种报告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也支持亚行在这方面的工作。正是这些有远见的人们使区域合作这个冷门领域逐渐变热，最后形成了一股潮流。亚行也当然地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如果说，从90年代初开始起步的亚洲区域，合作到了90年代中期，还只像一股潺潺的小溪水一样，只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只在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开始试验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就突然间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遗憾的是，推动这股区域合作洪流的动力却是使亚洲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如日中天的东亚奇迹，几天内变成了失败的象征。亚行的总部在菲律宾。该国是处在金融风暴中心的国家之一。我亲眼目睹了金融风暴对当地经济的破坏作用，只能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房市与股市全都崩盘，市面上一片萧条。其他亚洲国家也一样。记得最清楚的是曼谷的交通。曼谷曾经是著名的堵车之城。金融风暴来临后，一下子把多年的顽症——交通阻塞都解决了。
痛定思痛，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使亚洲的政治家与学者们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危机表明，一国的经济与金融稳定与否并非与其他国家无关。经济与金融行业溢出效应的速度与规模，使得区域中国家要有强有力的合作机制来迅速制止危机的传播与深化。在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之后，亚洲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度依赖欧美市场和投资是造成危机的祸根之一；只有通过强化区域内部合作来增强集体抵御能力，才能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危机。
于是，一向对区域间经济合作敬而远之的亚洲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与和推动了经济合作。那时的亚洲开发银行也成为合作的主要协调机构之一。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各式各样的有关经济合作的会议在亚行总部召开，几个大会议厅都安排不开了。
在众多的合作机制中，应该说自由贸易区热是近年来亚洲经济合作中的最大亮点。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以及区内外的双边自贸区都在探讨中。据统计，亚洲签订了36个自贸区协定，另有41个自贸区还在谈判中（Rana，2006）。如果在地图上把已谈成的与正在谈的每个自贸区用线连接起来，就如人们常说的，亚洲自贸区就像纠缠在一起的一碗意大利面条（见图5-1）。
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亚洲独有的合作形式，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笔者是最早开始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学者之一。我们当时把次区域经济合作定义为以邻近国家的部分地区组合成一个小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带。其合作范围不但包括相互贸易，还包括投资、运输、通信、旅游、联合资源开发等一系列的经济行为。
我们当时就预计，这种亚洲特有的经济合作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部分克服亚太地区存在的由不同经济及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合作困难，从而发挥亚太地区的自然与人力资源的互补性。因此，各种形式的小范围的经济合作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里面有包括上述的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以及中国云南省的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区；有包括中国吉林省、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图们江流域经济合作区；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省、印尼的瑞澳省组成的成长三角区；由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北部以及印尼北苏门答腊组成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东盟北三角区以及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组成的东盟东三角区等。
在经济合作中，金融与货币的合作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同时也是难度更大的合作。亚洲金融危机跨国界传播，使人们对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在亚洲各国政府的努力下，亚洲金融合作有了长足的进展。亚洲金融合作主要在区域监控、资源共享与汇率协调三个层面上不断深化。亚洲货币单位，甚至亚元的形成也正在讨论中。
平心而论，除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之外，以下一些最新发展也对推动亚洲经济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之后，亚洲国家合作的热情还有增无减，亚洲经济合作还在迅速推进的根本原因。
首先，国际环境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的成立和欧洲一体化的形成对亚洲国家是一严重挑战。今天的欧洲联盟不仅形成了统一市场，而且还发行了统一的货币，发展到了区域合作的更高水平。在美洲，除了已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美国又在推动组建几乎包含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很多政治家们都担心亚洲国家被摈弃在几个大贸易圈之外，这对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许多亚洲国家无疑是巨大威胁。对抗贸易壁垒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形成自己的贸易圈。这样至少可以增加亚洲地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亚洲各国领导人有一股联合起来的内在动力。
第二，亚洲区域间贸易的急剧增长，增强了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推动了经济合作的发展。即使不把日本算在内，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贸易已经超过了它们对北美和欧洲的贸易，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已从1980年的26%上升到2006年的50%以上。又例如，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2年才548亿美元，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800亿美元，5年内增长了3倍。从表5-1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初，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只占其总贸易的40%左右，而同样的数字到了2006年就超过了5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比欧盟的65%左右的比重低，但已经远远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4%左右的贸易比重。
第三，区域间贸易的增加也加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4年到1997年，东亚国家经济相关性很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总体增长甚至有负相关的关系。而从1998年到2006年，东亚国家经济相关性大增。日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与东亚的相关系数都接近或超过80%，中国和韩国也达到50%以上。
第四，亚洲区域间投资的迅速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地区间合作的发展。吸引外资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尽管欧美的资本也在大量涌入亚洲，但在外国直接投资中，大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亚洲本身，日本与四小龙为资本输出主要地区。近年来，亚洲四小龙对亚洲各国的投资甚至已逐渐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来源。在这里，对中国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四小龙。近年来，中国也正在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
最后，亚洲国家近年来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亚洲各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分布严重不平衡，通过经济一体化，可实现上述资源在区内充分调剂和优势互补。亚洲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扩大以及经济的融合，对于缩小各国差距，谋求经济共赢意义重大。同时，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政治关系也就有可能越稳定，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区域内各国专心发展经济，齐心协力应对各种突发的灾难性经济风险。
3.后发优势：亚洲经济合作的独特之处
1997年7月2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到亚行上班。中午时分，我们一起在亚行的食堂吃午饭时听说，泰铢正在大幅度下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差到泰国可以省钱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在这天揭开了新的一页。从这天起，始于泰国的金融风波迅速扩散到整个亚洲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整整十年后的同一天，2007年7月2日，还是在亚行总部，一个主题为“亚洲正在前进：危机之后的十年”的国际研讨会正在召开。经历了十年的风雨，饱受了十年磨练，与会者都不胜感慨。亚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他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遭受了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许多人曾认为亚洲经济需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复苏。然而，十年弹指一挥间，亚洲已再度崛起，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的十年中，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切都印证了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重要性。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能使亚洲更为强大，同时也能增强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毋庸置疑，亚洲经济合作起步较晚。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比起来，亚洲经济合作有什么特点呢？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1962）把经济合作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关税同盟。这时参与国之间某些产品关税全免，而且对外采取统一关税。例如50年代初法国、原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六国达成的《欧洲煤钢共同条约》，减免了六国之间对钢铁和煤炭的关税，但对其他国家的钢铁与煤炭的关税还是照旧。
第二阶段为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里，关税减免的范围扩大到大部分产品。成员国之间是互免关税的。但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各国还保持着各自的不同关税。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个别的产品之外，其他的商品可以免关税自由流动。
第三阶段为共同市场。在共同市场内，不但商品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例如50年代末成立尔后又逐步扩大的欧洲共同体对内取消成员国间商品的关税和限额，对外则执行统一的税率和关税法律，并实行共同的外贸政策。同时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共同体内部取消农产品关税，实行统一价格，对外执行统一的农产品税率等。人员也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
第四阶段为经济共同体。在一个成熟的经济共同体中，不但所有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受国界限制而自由流动，其他的经济活动也高度统一。连货币也已统一的各国，已经没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1993年成立的欧盟。到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又诞生了。经历了6次扩大，现在的欧盟已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2万亿美元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所以，从以上的划分来看，亚洲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重要的是，亚洲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亚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0%，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贸易总额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外汇储备占全球的四分之三。亚洲区域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不断扩大，整体意识加快提升。亚洲寻求合作共赢的意愿日益增强，经济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亚洲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亚洲经济与社会的多样性导致合作的多样化是亚洲又一特点。从自然禀赋来看，西亚、里海和中亚是世界的“油库”，俄罗斯亚洲部分储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和森林资源，中国大陆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西太平洋及其近海和印度洋的渔业资源也相当丰富。从人口禀赋来看，亚洲拥有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亚洲的人口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能够将日韩的资金和技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的加工制造能力和丰富的劳动力，西亚、中亚以及俄罗斯远东的油气资源这些要素资源与东亚、南亚的庞大潜在市场相结合，必将拓展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亚洲的合作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区域的模式。亚洲经济合作的显著特点是各种形式、各种范围的区域合作机制并存。事实上，在亚洲，除了有与其他区域一样的以减少关税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形式之外，更多、也更活跃的是由一些国家的部分边境地区组成的跨国经济合作区，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成长三角区。它通过各国政府为这些地区提供的特殊政策和启动资金，充分发挥地区间的经济互补性，建立起以吸引外资，扩展外贸为主的，包括生产、投资、交通、通信、能源、旅游以及资源和人力开发的全面合作。
与别的区域合作相比，亚洲经济合作特别强调“开放式的区域化”（Open Regionalism）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亚洲经济合作要向着有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方向努力，它的任何规则要与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相容。在促进亚洲地区自由贸易的同时，应尽可能地把在本地区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向非亚洲国家推广。对那些愿意提供同等开放条件的国家，经济合作的措施应向其开放。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各国自己决定向非成员国提供在合作中所承诺的条件。开放式的区域化最早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出。尔后，这一开放式的区域化原则已被参加亚洲经济合作区的各国所接受。在亚洲其他形式经济合作中，这一不排他性的原则也被普遍执行着。亚洲地区这一开放态度是与其普遍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分不开的。在外向型经济中，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更自由的商品市场，一个更活跃的资本市场，过分强调区域化，自已把自己约束住，是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即使是在亚洲，也不乏对区域合作持悲观态度的人。与欧洲相比，亚洲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为3万多美元，而缅甸、柬埔寨仅有260美元，两者相差100多倍。战后欧洲各国几乎处在同一个起点，实现一体化尚且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社会状态、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方面各不相同，地理上分布也非常分散。在包括汇率、关税在内的结构性差异也大大限制了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在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上亚洲国家之间还有着复杂的战略安全因素的制约，如中东问题、伊朗核问题、印巴问题、朝核问题、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台海两岸关系、中日关系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以及欧洲、美国对亚洲经济整合的态度都会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管是悲观者还是乐观者，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亚洲经济合作不能照搬照抄别的区域的模式。亚洲经济合作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绝非指日可待。合作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亚洲经济一体化要达到欧盟的水平，起码需要超过50年时间。
4.亚洲的中国，中国的亚洲
中国的经济与贸易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亚洲紧密相连。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占贸易总额的50%以上、从亚洲引进的FDI占吸引外资总额的60%以上，中国从西亚进口的石油占中国全部石油进口的60%以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牵引东亚乃至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现实，决定了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在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关键角色。
中国正以积极和建设性姿态参与亚洲事务，推动亚洲经济合作进程，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经济合作能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哪些机会呢？
首先，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能大大扩展中国的贸易机会。自由贸易区的重点就是大规模扩大的区域间贸易。尽管在时间表上有所差别，参加自由贸易区的国家都已经同意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互免关税，取消贸易壁垒。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时间表还有可能提前。亚洲国家在区域内贸易已占对全球贸易的50%以上。
中国正处在一个极需扩大市场的关键时期。亚太经济合作给出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亚洲国家是未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当前中国最终产品的主要市场还是在欧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经济上的风险比较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一个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分散过程，中国也正在走这条路。但打进发展中国家市场很不容易。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保护措施更为严厉。亚洲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这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然，中国也要向其他区域中国家开放市场，这对一些企业也是个考验。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来看，那些受到进口冲击的行业，往往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快增强国际竞争力，甚至大规模地打入了国际市场。而那些被保护的行业，至今也还是成长不起来。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教育、科技水平不低，在国际竞争中应该是强者。更自由的竞争环境对中国应该是有利的。
亚洲经济合作还能极大地促进投资的流动。影响投资最主要的因素是风险。通过各国间的合作和政策上的协调，可以大大减小投资双方的风险，亚洲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合作的结果是使参与的各方都得利。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已走到世界前列。但应该看到，外资的流动性很大，竞争也十分激烈。近期内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越南及东南亚国家，中长期内还有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国家以及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国。中国应该利用经济合作的机会，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使吸引外资层次方面尽快地上一个档次。这样就可以减少中国对低层次的外资依赖。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推行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在大幅度增加。这对我们开辟新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经验证明，通过资本输出来带动劳动产品输出是开辟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必经之路。亚洲经济合作可以使中国的资本输出获得更优惠的条件。
亚洲经济合作还将会大量出现在“跨国公共产品”上。例如，跨国间的公路、铁路、通信，对邻国有影响的环境保护项目，教育、技术的合作和包括对艾滋病的控制等。因为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建设这些项目费用高、效率低，国际间的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具有这样的“跨国公共产品”和国际“规模效应”的项目，往往都出现在边境地区，上面谈到的次区域合作形式特别适用于几个国家边境地区的联合开发。事实上亚洲的几个成长三角区都是在边境地区形成的。
因此，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各类区域合作安排。应该说，本章所提到的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金融合作中的每一项，都有中国的积极参加。
中国正在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谈FTA，有的已签署。2001年11月，中国率先就与东盟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并于2002年11月正式签署了在10年内完成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即所谓的东盟10+1的协定。为加速东盟10+1的发展，2003年6月，中国又与泰国签署了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的协议，取消蔬菜、水果关税。2003年，中国分别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签署了类似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通过CEPA这样的形式，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不但可以直接从与中国内地的紧密经贸合作中获得利益，还可以间接分享东亚区域合作的利益。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又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加快了这个未来世界最大贸易区又一个新领域的开放。最新的进展是近期中国与新西兰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立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前取消97.2%自新进口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立即实现零关税。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东盟10+3的区域合作机制。1997年12月，东盟和中日韩在吉隆坡召开了首届领导人会议，共商应对策略和区域合作大计。之后，每年召开一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形成了10+3合作框架。到今天，在10+3框架下已开辟了17个合作领域，建立了48个合作机制，其中部长级机制有14个，各类合作项目超过了100个。10+3成员在金融、农业、信息、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已取得重要成果。10+3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更远的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
中国还一直在推动大湄公河、图们江、环日本海、环渤海、环南海、环北部湾等多个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大部分是非制度化的，主要由市场力量、地方政府、企业在推动，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资金上予以支持。
中国还在努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次区域合作区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5国，2004年6月接纳蒙古国为观察员。从2003年起，经济合作开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一个重要目标，通过了成员间开展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成员间还要在能源、信息、电信、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等5个领域中开展互惠合作。
值得提及的是，中国大陆的区域合作政策并没有排除台湾。为了推进两岸的经贸关系，大陆早就提出与台湾建立自由贸易区。2005年，连战先生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时，提出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受到大陆方面的高度赞赏。基于此，一个包括内地、台、港、澳在内的“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加速形成。
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时间并不长。在参与区域合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越来越清晰的合作政策。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以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重点。中国参与区域合作主要是从东亚与东南亚开始的。东亚与东南亚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地区。2006年，中国内地与日、韩、东盟、中国港台的贸易额已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这些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占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0%以上。而东亚与东南亚又是区域合作中最活跃和最有前途的地区。从合作类型特点来看，这一区域合作是南北型合作型的，优势互补的潜力很大。这些特点是亚洲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中国把区域合作的重点放在东亚与东南亚是十分合理的。
第二、尊重和支持东盟发挥先导作用。亚洲的区域合作是从东南亚开始的，由东盟来倡导。有“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现象。而中、日、韩等经济大国是以客人身份应邀参与的。毋庸置疑，东盟担心一旦东亚合作进程被大国主导，东盟的凝聚力将受到威胁，因此一直坚持要以东盟为核心。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一直尊重和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先导作用。由东盟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可以避免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有利于区域合作的进行。同时，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亚洲合作关键在于中日合作，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在推进合作的实践中也尊重日本推进区域合作的战略构想，尽可能从贸易、科技等方面与日本合作，支持日本产业升级，带动亚洲整个区域的发展（张蕴岭，2003）。
第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还认为，亚洲合作不应有排他性，不针对特定的一方。这里特别要提及与美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美国与欧盟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经济上、军事上、安全上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洲区域合作要顺利进行，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利益。同时，从大的方面来看，推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完善与发展，同样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只有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完善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的中国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处理好不同层次机制之间的冲突与配合问题，如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地区性的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中国在各类区域合作机制中掌握主动权，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亚洲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困难和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问题。亚洲地区是由多个在发展阶段，收入水平，甚至政治、宗教、文化上都有极大差别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差别加大了合作协调的难度。每个主权国家首先要维护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因此只有那些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项目和措施，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执行。可是，在现阶段，容易实施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减少都承诺出来，并积极地去做了。而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困难的领域，如农产品问题等。日本、韩国等一些对农产品补贴较多的成员，迟迟不愿做出承诺。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组织在亚洲经济合作中所起的作用。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是经济合作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等，也正在积极参与亚洲经济合作的计划设计，以及直接的项目投资工作。事实上亚洲的几个次区域合作，如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以及印尼—马来西来—菲律宾合作区，中亚合作区都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出资和组织规划的。图们江流域的经济合作计划也是由联合国开发署组织设计的。国际组织的参与不但可以减少各国经费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中立于市场，提出的合作方案容易被各方所接受。
总之，亚洲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是21世纪初亚洲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从理论上看，尽管区域合作是一个次优的结果，但它可以增加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扩大规模效应，增加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因此不失为过渡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途径之一。从亚洲各国的合作实践来看，亚洲经济合作是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各国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以及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产物。尽管亚洲经济合作起步较晚，但它进展迅速，措施扎实，形式多样。亚洲经济合作将会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推动亚洲地区成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经济合作。它不但可以给中国的发展提供广大的市场，还可以提供巨额的资金以及宽松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应与亚洲国家一起，大胆地参与区域合作与竞争。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合作形式，不失时机地扩大合作范围。
如何抓住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机遇，迎接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对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个日益重大的课题。本章更多地是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分析中国身处一个怎样的“后危机时代”。在本书下篇的相关章节中，我们将会继续从战略和对策层面，进一步讨论中国如何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见第十一章“外部风险如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