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后，在英美发达国家各类组织实践中，领导力发展已成为继全面质量管理、组织流程再造之后又一次浪潮。仅在美国，各类组织每年花在培训和教育未来领导者上的费用已高达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领导理论与实践已成为英美学术界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
英美组织出现领导力发展热潮与它们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挑战呈现直接因果关系。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情景中，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依赖守成与维持现状做到“基业常青”。基于历史与逻辑的自然选择，英美组织普遍把发展组织领导力、提高领导效能作为创新应变路径。于是，组织领导力发展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对于英美领导理论历史演进与当代流变，对于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方兴未艾的实践等有价值的课题，至今国内学术界尚未呈现系统的研究成果。本书围绕当代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以填补这些课题领域的空白空间。这一研究将产生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实践价值
中国经济社会状况固然与英美有差别，当前大多数中国组织面临的具体挑战也与英美组织不同，但既处于社会转型环境中，同时又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中国组织，尤其是工商组织，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程度与生存压力不亚于英美组织，英美组织通过发展领导力与时俱进对中国组织具有借鉴价值。
此外，虽然绝大多数中国组织并未置身后工业社会情景，但一些谋求国际化发展的组织、知识经济禀赋组织，所处组织情景已与英美组织接近、相似，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的实践，甚至领导力发展项目的具体内容、方法，值得这类中国组织学习、参考。
（二）理论价值
首先，把领导与领导力发展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在我国尚处于发轫阶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从中国实践中来又具有实践关怀的领导理论，英美学术界的分析传统、思维禀赋和具体研究方法可资借鉴。
其次，研究当代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对中国管理学发展具有特别意义。在英美学术界，随着新领导理论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领导从管理中分立开来——领导与组织变革之途匹配，管理则更多地与维持组织秩序关联，领导理论发展和组织领导力发展实践丰富与重构了管理学知识体系；组织管理的组织战略、组织文化、组织流程等均成为组织领导力的互动对象，而且，组织领导力越来越被置于中心位置，成为建构组织内外部关系的枢纽。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与知识内容主要来源于英美，但时至今日，国内管理学对英美领导研究与实践成果对管理学的重大影响重视不足。至今中国尚未出现一部以领导为中心或视角的组织管理专著或教科书。考察、呈现英美领导理论与组织变革的关系、组织领导力发展与组织情景因素的互动关系，有益中国管理学审视变化，与时俱进。
二、基本概念
（一）当代
当代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意义上的“当代”，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在西方社会广泛应用之后至今的时间段。这一时间段的界定对应于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与研究定位的另一要素“英美”相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美两国开始呈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人们对领导的理解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直接影响着领导力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英美研究者普遍认同，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领导有质的区别。
（二）英美
尽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任何文化中都存在领导现象，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人们对领导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领导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相同，领导力发展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因此，研究领导力发展，除了需要在时间上明确定位外，还需要在空间上进行界定。
把领导力发展研究界定在英美两国并非无的放矢。进入20世纪之后，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领导与领导力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实践成果丰富。西方学界对领导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对于领导的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和领导力发展实践尝试，最初主要在美国进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对领导的研究，但比较之下，英美两国领导力发展理论与实践更为丰富、成熟。这是把研究定位于英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事物，天然蕴含有中西比较视角。但这样的视角很多时候需要细化。西方作为一个笼统概念，可以与东方相对应，但不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与制度差异。英美两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文化尽管有一定差异，但文化的同质性很高，在文化比较中常常被放在一组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研究定位不采用笼统的东方与西方比较视角，而是更明确地定位于中国与英美比较。
（三）组织
“在当今时代，组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今天，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为某个组织工作。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两国有关领导和领导力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大多指向组织中的领导（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或组织领导（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把对当代英美领导力发展的研究定位在组织层面，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英美两国在研究和发展领导力方面的一个最重要、最主流的视角。而且，从中国与英美比较视角看，在组织层面研究领导力发展，更便于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从英美经验中获得启示。
组织是复杂的社会事物，有着多种多样的属性，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可以用作对组织进行这样或那样分类的基础。现实中，组织总是以某种具体形式存在的，如商业组织、政府部门、公益团体、军队、公立学校、私立大学、医院和监狱等，但它们的差异并不影响对各类组织共性的研究。对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进行研究，应该定位于一般意义组织；面对特定组织的特殊情景时，有必要持有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视角。这一原则同英美学术界研究组织领导及领导力发展的立场是一致的。
（四）领导、领导力及组织领导力
1.关于领导和领导力的中英文表达
研究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有必要做到关键词“领导”和“领导力”的中英文表达对接。“领导”（作名词时）和“领导力”对应于英文中的同一个词“leadership”。把“leadership”译为“领导”（作名词用）是最常见的。但领导“leadership”到底是指领导地位、领导权力，还是指领导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日常用语语义问题，而是涉及不同理论立场。“leadership”还可以翻译为“领导力”。在朗文当代英语辞典中“leadership”的第2条含义是“the qualities necessary in a leader”（领导者的必备品质），在兰登书屋英文辞典中，“leadership”的第2条含义也是“ability to lead”（领导的能力）；而且，在领导研究英文文献中，根据行文关系可以判断出作者常用“leadership”指称实施有效领导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将“leadership”译为领导或领导力。
中国语境中的“领导”可以对应英文中的三个词“lead”、“leader”和“leadership”。当“领导”作为动词时，对应于英文中的“lead”。当“领导”作为名词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表示“领导人、领导者”，对应于英文中的“leader”；另一种是表示“领导地位、领导权力或领导过程”，对应于英文中的“leadership”。为避免引起歧义需要做如下界定：把“领导”用作名词时，仅对应于英文中的“leadership”，而不是指“leader”（领导者）；直接用“领导者”来表达英文中的“leader”。
综上所述，“领导”作动词用时对应的是英文中的“lead”，作名词用时对应的是英文中的“leadership”；“领导力”对应的是英文中的“leadership”；“领导者”对应的是英文中的“leader”。
此外，国内译者除了把“leadership”翻译为“领导”、“领导力”之外，还译为“领导学”。将“leadership”译为“领导学”明显不妥，因为在英文中，后缀“-ology”才表示“学”的完整理论体系。所以“leadership”无此含义。事实上，国内用“领导学”指称的内容，就是各种关于领导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这样的内容在英文文献中一般是用“领导理论”或“领导研究”来表述的。对于这些内容，适宜采用与英文文献语义对接的表述。
2.领导、领导力及组织领导力的含义
准确地给“leadership”下定义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表面上看，有多少对领导进行研究的英美学者，几乎就有多少种领导定义。这是一些中国学者接触英美领导理论深感困惑甚至产生轻视情绪的原因。的确，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各种领导理论层出不穷，但应该看到，英美领导研究者及实践者对领导的认识是不断演进的。在“领导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上，当代英美领导研究者和实践者具有基本共识。从认识领导的不同取向、理解领导概念的分析层次和“好领导”内容构成三个方面切入，可以获知当代英美领导研究者及实践者对领导的主流认识。
纵观一个多世纪英美领导理论发展可以发现，在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认识取向直接影响着对领导的理解：一个是领导在多大程度上被看成是个人影响行为，还是集体影响过程；另一个是领导在多大程度上被看成是规定性的，还是生成性的。按照或明或暗存在于当代英美研究者和实践者头脑中的领导观念，领导定位于“个人—集体”维度比较靠近“集体”的位置和“规定性—生成性”维度比较靠近“生成性”的位置——领导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影响过程。在这种社会影响过程中，领导者、追随者、组织情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领导得以产生的社会动力；自然产生的领导者可能出现在组织各个层级上，与正式领导者、追随者、情境等因素一起参与到社会建构当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水平的影响力都在发生作用，并相互影响；通过领导过程，组织中各种积极变化得以建构和产生，包括新的价值观、机制、态度和行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