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件没有关联的事情，都可以因为某种人为的痕迹将它们紧密相连。整个世界便是由人为造成。我不能预料到往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就好像沙发上的沈从文和厕所里的卡夫卡有一天一定会有一腿一样。
我将他们如此排列，谁又将我和你们这般排列？谁？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沈从文出生于湘西那样的一个蛮荒之地，他的祖父和李鸿章当年出去干掉过太平天国，是个将军，只是死得太早，于是沈从文的父亲便承担了再造一个将军梦的任务。
卡夫卡出生于现在的捷克，当年的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他的祖父是一个活到很老的农民，或者说长工，总之，来自贫苦大众。他的父亲十四岁便出来干活，带着强大的奋斗欲望在人世间穿行，功利的为自己谋得现世之福。
他们的父亲都当过兵，沈从文的父亲当年还想暗杀袁世凯，结果失手，不好意思回老家，生生在热河承德一带躲了几年，沈从文的哥哥千里寻父才寻回老家。卡夫卡的父亲当兵当到了排长，退伍后在布拉格经营一家时髦商品专卖店，联姻联了一个资金雄厚的老丈人，老婆是个有着幻想性格的文艺青年。卡夫卡的童年便在父亲无止境的忆苦思甜和粗暴的硬性教条，以及母亲那些不切实际的浮想联翩中勉强度日。沈从文的童年则是在凤凰那条丰富多彩的老街上无数次的逃学和闲逛中茁壮成长。
沈从文家道中落，顽劣成性，十四五岁便出去当兵，湘西尚武，乱世之秋当兵或许是唯一出路，尤其是将门之后，更是理所当然地对军旅生涯抱有天真的幻想。卡夫卡按部就班，小学，中学，十八岁进大学，学习法律，起初是报文学，不到两周便改学了法律，是他父亲的意愿吗？还是他自己想法的更改，不得而知。总之，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尤其是一个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是处于上层阶级的，这是他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努力才获得的成果，他的父亲绝对不会容许他出现偏差。沈从文的父亲去刺杀袁世凯，多年未归，家道便自然中落了，不当兵又能去当什么呢？文弱如书生一般的沈从文去部队当了文书，抄抄写写的，看部队天天杀人，砍头如草芥，几万颗头颅遍布山冈，人命如蚁命。
卡夫卡在十八岁那年遇见了一个叫布洛德的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朋友，也是他所有梦想的延续，生命的另一个载体。总之，怎么评价这个人都不过分，两个男人之间产生了永恒的爱，超越平庸生活与生命的爱，他们获得了，并终生获得。比卡夫卡小一岁的布洛德一辈子都在支持卡夫卡的写作，尽管后来他也成为了一个作家，但他始终认为，卡夫卡是天才的，是唯一的，是不可替代的。他给卡夫卡写了第一本传记，并违背他的遗愿，将他所有的作品公之于世。当然，这是后来了。只是十八岁那年夏天的某一个时刻，他们相遇了，这种相遇说来就像马克思遇见恩格斯，楚留香遇见胡铁花，阿布遇见穆里尼澳。
沈从文谁都没有遇见。他的部队去四川协助剿匪（秋收扫荡，抢钱），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匪。沈从文和二十多个老弱残军守在湘西总部，等部队剿匪归来，派发红包。谁知部队几万人全军沦陷，被匪（其实是当地的其他部队和民众）杀了个干干净净，只留下个位数计的活口。当兵当了几年的沈从文未放一枪，未发一弹，灰溜溜地回了家。
卡夫卡十八岁后开始了性启蒙。他总是和他的朋友去找下层阶级的捷克少女。作为一个有点钱和家底的犹太人，尤其他们又说德语，作为社会的精英以及人民的大学生，他们在妓院找到了丰富的人生。卡夫卡是一个对女性交往有心理恐惧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妓院的经验获取。他曾说，经过妓院就像经过心上人的家里。
沈从文终于开始迷恋姑娘了。那个白面长身的女子姓冯，是他一个朋友的姐姐。那年，他十八九岁，在湘西一个小县城里担任收税员，这个职务的获得是缘因他在当地担任警察局长的舅舅。小小年纪，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商埠的老板巴结他，不仅是因为他的税收员的职务，更因为他舅舅，还有，或许还有沈从文正在被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弟弟看中，准备收为快婿。他们都是亲戚，在小地方的官场上，总是亲上加亲，乱七八糟的，好歹沈家也是出过将军的，好歹沈父也是去杀袁世凯的，大户人家都是死骆驼。但沈从文在那一年首次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执拗。他拒绝了熊家的提亲，一门心思恋上了那个白面长身的冯姓女子，一连写了数万字不等的情书。他的母亲和妹妹卖了老宅来投靠他，三千大洋交给他，最后他却借了一千大洋给冯姓姐弟。多么恐怖的打击啊。仙人跳产生了。
初次涉入情场的沈从文被耍了。耍得结结实实。命运真是喜欢开玩笑。如果没有遇见冯姓女子，或许沈从文在当地就成了上层阶级的一个殷富之人，平庸老实，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枪毙，被干掉。可是冯姓姐弟的仙人跳让沈从文无脸在当地待下去，这是一个极要尊严的年轻人，他甘愿放弃一切，留下一张纸条，要去往北京，远远离开家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如愿，他在常德便被他的表哥给拦下，这个表哥就是黄永玉的父亲，一个玩世不恭的文艺青年，沈从文和他的表哥在常德一个旅馆中厮混了半年，并顺便帮他表哥写情书搞定了一个姓杨的女老师，也就是后来黄永玉的母亲。沈氏情书由此发力，余后不提。
卡夫卡在十九岁那年写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记一次战斗》，并参加布拉格上层阶级的所谓文艺沙龙，听他们聊各种各样的思潮，以及神神道道的哲学。他总是一副教养良好的样子，穿着得体，干净而忧郁，大多数时候静静地坐在角落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尖锐的评论，或是得体的观点，让轻飘飘的谈论落在实处。只是他越来越厌恶那种势利的氛围，终于，在一个德国女诗人矫情做作的朗诵中，他以一句“你是一头来自德国的母牛”收场，宣布脱离集体生活，回归到个体的世界。
他的身体始终不好，他的阅读始终是杂乱不安的，他开始想成为一个作家，并要求自己“谋生和写作严格区分开来”，他担心未来，他想离开眼前的世界，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永远都在谋杀他，一个羞涩的，安静的，眼神清澈的年轻人，二十四岁那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天，在一家国际保险公司找到工作，开始了一名办公室文员的生涯。他懂捷克语，德语，英语，法语，还有一部分的西班牙语。
他是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痛苦的小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总是夜晚写作，白天上班，焦虑和忧郁如影相随，唯一的力量是来自同样在担任办公室文员的布洛德，他们每天下班后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讨论文学，并给予对方继续前行的力量。尽管有时，他们也一起去嫖妓，一起去看色情图书。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讨论彼此的小说，以及眼前糟糕的看不见尽头的生活。
沈从文二十一岁时终于来到了北京。在常德时，他们曾去投靠过贺龙，同为湘西老表，贺龙正担任一个部队的团长，贺龙亲切的让沈从文来他的部队做文书，可沈从文的表哥却因为杨姓老师之故，将此事拖黄。不得已，沈从文又辗转在湘西一带流浪，再次进入另一个部队担任文书，每月工资九个大洋，看到这个收入，你就该知道那冯姓女子一千大洋的仙人跳打击有多大了吧。
拓出一笔来，多年以后，沈从文得知，冯姓姐弟得了一千大洋后，其弟弟后来在乱战中被流弹击中而死，其姐被土匪抢上山做压寨夫人，后来被国民党一团长向土匪赎身，将冯姓女子赎下山来收为姨太，不久该团长又在一场战役中被干掉，冯姓女子在其他姨太排挤，不知怎的，回顾红尘飘零，红颜渐老，竟遁入空门，做了尼姑，也算有了个善终。
再说回来，沈从文再入湘西担任文书后，此次受到了五四学潮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已在北京等地开始了四五年，人们的思潮风起云涌，沈从文终于决定去寻觅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去北京，去上学，去找到一个新生的自己。他揣着七块五毛钱以及长达二十多天的艰辛旅程，远远地离开了湘西，来到北京广安门下。二十一岁的乡下人，站在那里，看见庞大的京城扑面而来，他战栗且不安，未来是怎样的迷茫？他不知道的是，往后所有的时光都是为了在更远的地方回望那片他刚刚离开的土地。
卡夫卡永远在工作和写作之间痛苦的煎熬。他的工作是写作类似《关于刨土机在使用时的安全条例》之类的文章，他是一个和同事关系良好的人，他对待工作认真、勤奋，并深得上司的好感，不断的迁升，不停地加薪。可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后，他无法再有精力来从事写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无法满意，他对自己的每一行字都充满怀疑。像所有起步阶段的作家一样，不断地质疑，不断地否定并肯定自己，由此形成了一连串恐怖的岁月。
他总是在和布洛德通信，抱怨自己的创作，抱怨自己的生活，在布洛德生日那天，他给这位朋友写信，信中说“我对你的爱胜过对我本人的爱，比蕴藏在我心中的所有爱情还要多……很长一段时间我靠这份爱来将自己拯救，比你知道的次数还要多。”可是他的父亲却毫不留情的嘲笑他的写作，形容他的写作只是一些“稀松平常的玩意”。那年他身高一米八二，体重却只有六十公斤。他的焦虑摧毁了他的一切，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任何好处。在二十七岁那年，他狂暴的销毁了自己以前写的所有的东西，他认为那都是垃圾，不折不扣的垃圾。
在生活中，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换一份可以下午两点钟下班的工作，好让他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一点的写作能有精力进行，有一天他给布洛德写信，他说“这两年来，我一直处在绝望之中，清晨醒来，我想不出任何足以安慰我的事情”。他的健康糟透了。他在信中如此这般的形容自己和焦虑的关系，“他的行为会让人想到溺水死而亡的人的浮尸，它冲撞着游泳者，攻击他，死死的缠住他。浮尸不会因此而复活，事实上甚至不会因此而获救，但它却能把游泳者拉下水去。”在他的日记中，他觉得自己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和其他字争吵，每一个句子写完后都开始粉碎，他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无限的质疑，他开始否定一切。
后来，他终于换了一份如愿以偿的工作。他换到另外一家保险工作负责给中小企业的安全系数定级，四处旅行，出差，去接触劳苦大众，并感受他们的苦难，时间上也多少有了些自己的安排。写作有时呼唤他，有时抛弃他，他苦苦地追随它，和自己、和生活为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只属于小说，他决定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它，无论是健康，工作，生活，还是家庭。他在日记中如此写到，“我的时间太少，周围的环境又太嘈杂，这使我不能充分的发挥我的天赋，要是我能够写一些完整的，从头到尾都完美无缺的长篇作品该多好，那样一来，这部作品最终将永远不可能和我分离”。可是他的肠胃，他的脊椎，他的头脑，无一不在发出预警信号，他的身体糟糕透顶。二十八岁那年，他开始考虑，是否他应该放弃工作全面写作，可是除了布洛德，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他的父亲，他的亲戚，以及他身边偶尔的女人，都对他的创作完全不感兴趣，并笑话他成为了家族“新一代的傻子”。
沈从文呢？二十一岁的乡下人正在准备开始与他的命运抗争。他的七块五毛钱很快就花完了，他根本就考不上任何学校，他所受到的古文教育根本就不适应当时的时代，任何一场考试都是以他瞠目结舌的表情结束，他几乎一个字都答不上来。他在偌大的京城像一只卑微的老鼠一般，委身于墙角的冷风中，猎猎中不知何去何从。他借住在酉西会馆，也就是当时的湘西会馆的一间亭子间里，由于是同乡的缘故，那里不收他的房租，他每天早晨去国立图书馆自学，天刚亮就去，两个馒头三根咸菜，去图书馆混点水，开门就进去，天黑关门才出来。每天都是如此。他带着自己的信念前进，他想找到自己，想找到未来。他选择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与文学相伴的人，他选择用笔来回答他所处的时代。他不断地投稿，不断地被拒，他曾回忆到，最初十年的创作全部是他真实的体验，真实的人生，他写自己，写自己的生活，写那些一闪即过的或者是狠狠地扎穿他的那些感受。
二十一岁的沈从文有没有睡过女人呢？应该是有的，在湘西当大爷的时间里。可是来到京城后的沈从文，他的生活孤单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只有从酉西会馆通往国立图书馆的那条路。早期他曾写过一系列心酸得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全是初到城市的乡下人对那些体态婀娜的城里女人“吃不着葡萄”的感受。一身单衣，两条棉被，有一顿没一顿的饮食，成为了沈从文所有的生活。他也想找工作，可是没有一份工作需要他。他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幸好晚清遗风，在京城的小饭馆中还流行来京城参加会试的读书人可以赊账的惯例，在沙滩的一些小饭馆门前的小黑板上，四处都有沈从文欠多少多少文的记载。
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的年轻人，他们租住院子，自己种大白菜，彼此接济，彼此鼓励，投向新的人生。他们相信那是有光亮的，那是有希望的人生。物质贫穷到极致时，精神却是那么的斑斓。他们遇见的是最坏的时代吗？未必吧。
沈从文曾说，一个人要活下去，找份事做，很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他那个名叫熊希龄的亲戚在香山富丽堂皇，他却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宁愿自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熬了两年半之久。他的小说总是无法发表，他的身旁总是如此的孤单。他曾给郁达夫写信，讲述一个文学青年的苦楚。郁达夫来看过他，那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写，寒冬腊月四面透风的亭子间里，郁达夫推门后看见了一个身形瘦弱、眼神却异常明亮的年轻人，正用棉被包着脚，一双烂得冻疮四起的手还在写作。郁达夫请他吃了顿饭，并将剩下的四块多钱留给他。
沈从文回到亭子间，看着桌上的钱忍不住痛哭流涕。郁达夫后来在当时的晚报副刊上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提到此事，时代的痛楚与个人的苦难交织后，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情愫，郁达夫在文中以苛刻反讽的笔触痛斥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去当兵，为什么不去腐败这个国家，反正这个国家已经如此腐烂，你为何要将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不堪入目。
就这样，沈从文以不名一文的无名学子之身，在陌生的大城市熬过了好几个年头，终于没有如鲁迅所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结局。他遇见了一些好人，也遇见了一些朋友。比如丁玲。他们长达七年的交往，以温馨、青春的开头，结束在“生离”“死别”的终点。八十岁后的沈从文谈到这份友谊，都是不忍再谈。友谊在发酵，人格在变异，不断的误会，无数的猜忌，让一段年轻时熠熠生辉的友谊终于死在永恒陌路并永不回首的内心深处。那是一篇长文所能讲述的故事。结局是唏嘘不已的感叹，和无可奈何的情愫。
在一个相同的时段，沈从文和卡夫卡皆显示出了同样的特质，或者说所有曾经拥有理想的年轻人共同犯下的毛病，他们对未来拥有模糊的渴望，未获得满足的野心，以及由于迟迟不能成功而产生的内心焦躁。本体的羞涩与孤独在经过生活浸泡后，有的深藏于心，转化为一种套路和形式与生活过招，有的则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厚且宽广的阴郁，演变为一种存在本体的孤独，自我割裂的孤独。生而为人，如何面对世界，不外乎这两种。
卡夫卡选择了后者，并严格的制定了自己的生活计划。尽管他从来没有按计划来过。他选择增肥以加强自己的体质，拼命地往嘴里塞东西，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听从医生的劝告，开始吃肉和鱼。他甚至开始试验自然疗法，在子夜的时候裸体在院子里开始空气浴，他想挽救自己的身体，以便它听从自己的指令去完成写作。他不惜集中所有的精力只是为了写作，他不惜放弃一切来完成一部小说的诞生。文学对他的意义开始升华。他不在乎他的作品对世界的意义，他不认为那对世界是有意义的。那只是他存在的意义，无限可能中唯一且仅只属于他的意义。他终于获得了回报。似乎是二十八岁那年的一个夜晚，他从夜晚的十点一口气写到凌晨的六点，他写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审判》。灵感的疯狂到来，控制着他一口气完成了所有的创作，一字未改，他带着狂喜在清晨睡去，浑身战栗的愉悦控制着他，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馈赠，那是所有痛苦集结的礼物。他为此存在，永恒的存在。
与此同时，沈从文在长达四五年的苦难岁月后，终于迎来了一些春光。他的小说开始在晚报副刊上发表，在郁达夫等人的推荐下，他浓郁的带有自然气息的作品开始受到文坛关注，徐志摩热情的歌颂它，在往后的岁月中，徐志摩扮演了沈从文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沈从文小有名气却始终生活困苦一度想离开北京时，徐志摩发电报给他，以一个诗人的口吻说，回来吧，北平至少不会因为你而米贵。当沈从文在上海被誉为天才作家，却始终得不到黑心书商的版税无法生存时，沈从文找到徐志摩，想让他推荐自己去刘海粟那里学油画，好歹学门傍身的手艺，或者去找个什么学校读点书，拿个文凭。徐志摩却以一个大佬的口吻说，读什么鬼书啊，去教书吧。
二十七八岁那年，沈从文在徐志摩的推荐下见了胡适，去大学当了老师，遇见了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一连写了四年情书才终于拿下的妻子张兆和。而卡夫卡在他二十九岁那年，遇见了他一生中为之癫狂的女人——菲利斯·鲍尔，情感的海啸向两位袭来。卡夫卡为菲利斯写了将近800页的情书，时间长达五年，超过了卡夫卡任何一部长篇小说的长度。沈从文一连写了四年的情书，张兆和始终不给答复，很多年后，张兆和解释道，我不知道如何答复他，但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喜欢上了看他写的情书。
女人终于由边缘进入了他们各自舞台的中心，那预示着一种化学反应，预示着人生最华丽和残酷的篇章。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故事，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再来一遍。而随后那些隐藏的词汇，敏感的动容，都开始成为日光下新鲜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