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姑且称他为T好了。
四十岁，戴无边框眼镜，头发三七分，贴头皮贴得很紧，黑而发亮，像是每天出门都要往头上抹点什么。衣服不是黑就是灰，像是中年男人的肺部底色被他们直接穿在了身体外面，无趣，沉闷。
说话倒是轻言细语的，他张嘴时你得注意去听，如果不注意，那些声音就像春天的杨絮，冬天的细雪，风一吹，就不见了。
长时间在二维空间里与人交谈是一件无聊的事。但生活要求你如此，有时你能驾轻就熟，可有时，也颇伤脑筋。我和T打了近一个月的交道。如果没有旁人，聊完工作，我们便只好凝视着空气中的某一个点，煎熬的等待着那段“空白期”过去。
基本上，我算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在工作中的交往面前，我能瞬间将自己格式化成一个按部就班的主。但如何在与人聊完工作之后顺便谈点别的——于我而言十分艰难，闭嘴，凝视空气，我会更加舒服。
T竟然也是如此。那么好吧，大家便比赛如何在“空对空”的游戏里打完通关好了。
但这个下午的天气似乎令我们有了些谈话的欲望——窗外那座城市灰得令人作呕。在照例的等待中，不记得谁先张开了嘴，另一人便对应起来。没有开灯，房间有些昏暗。我抽七星，他抽黄鹤楼，开始说话。
T说他最早是学音乐的。他以这样一个让我惊吓的方式开始了描述，年轻时在场子里唱歌，十六块钱一场，唱郭富城和刘德华，有时还伴舞，骑着电摩托赶场子，做明星梦。后来年纪大了一些，在家人的张罗下，不唱了，开了一家台球厅，像模像样的做起了老板。一两年后，挣了些钱，又弄了一个名叫“华清池”的桑拿洗浴。洗浴弄了没多久，又拜托在当地担任刑警队长的亲戚将自己弄到警校去——警察——也是他年轻时的一个梦想。在警校待了一年多才发现自己是不适应的。随后辞了，也茫然了。
T在说自己这段经历时，淡淡的，嘴角的黄鹤楼兀自地燃着袅袅余烟，我饶有兴致地望着他，想象着这样的一个男人唱郭富城时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茫然之后，他离开了东北老家，带了七十万只身来到南方。后来他在厦门安顿了下来，买了房子，办了户口，也寻觅到了爱情——结婚，生子，开台球厅。生活原本就理应是如此发展的——可如果故事就在这里结束，T想必就不会坐在我面前，慢条斯理的抽烟，轻言细语地说话了。人这种玩意儿有时真的不由自己掌控。抱怨，毫无意义，审视，不值一提。
“后来，我开始做六合彩生意，那东西在南方很流行，从八岁小孩到八十岁老太太全玩这个，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包了个菜市场做六合彩，每天开门就有人送钱来，全是现金，一沓一沓的，一早晨就是三十万，我们抽三万，每天坐那抽烟喝茶，几万几万的进，钱要来找你，门板都挡不住。没过多久，我就发了。”
我很期待后面的故事，后面的显然更精彩。
“后来，我玩上了赌球，国外的盘口，天天盯着看，一赌就赌了三年，那三年像疯了一样，什么都不干，就是在电脑面前待着，开始我是做庄家，后来自己下水，这一下就没上来，三年啊，七百万，全部输光，五套房子，一个门面，两三辆车，一分钱没剩下，老婆带着孩子走了，我姐从东北过来给我还赌债，待不下去了，脸都丢光了，我在当地交往的都是些上流社会的，有头有脸的人，自己混成那样，就更不好在那待了，怎么办？三十三岁，什么都没了。”
我抚着自己的下巴，轻轻地点了点头。嗯，人有时就是像被魔鬼突然掳走了一般，只有老天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5年，T带着两千块钱来了北京，他和谁都没说，他想从头开始。在讲到下面这段话时，他那无边框的眼镜下面有东西在闪烁，烟灰有些长，他忘了弹掉，声音倒是照旧淡淡的，浅浅的，像在谈论别人的某事。
不要低估四十岁男人的自控能力，却也不要轻视男人在内心深处给自己挖下的一个又一个树洞。
T来到北京后，找了个招待所住下，然后，是的，然后他去了北影厂门口蹲着，年轻时的明星梦似乎又再次回到了这个男人身上，那些在台上唱郭富城、刘德华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忘记赌球，忘记六合彩，忘记每天几万几万的人民币，或许，还应该忘记以前爱过的那个女人，还有，那个不知去往了何处的小小的，可爱的，女儿。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惨到那个程度。你明白我意思吗？三十多岁了，和一帮农民工、小破孩一起，蹲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挑，十块二十，挣点盒饭，我在想我为什么？蹲了一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声音却如同羽毛一般，在空气里慢慢地滑落，飘零，最终停留在角落里的某股小型龙卷风之中，不知所踪。
后面的故事不再新鲜了。可以想象，一个经历足够丰富并有着聪慧头脑的人，在那些知识匮乏且整日在琢磨是吃十五还是二十的盒饭的人中，他显得如此特别。明星梦是不可能实现了，但他早已知道如何迅速地将自己成功的扮演成另一个人。
凭着见识与胆量，他一个人开始与不同的人交谈，说服对方将业务量全部交给他，他给对方以舒服的回扣，并不断地将身边的人聚拢，从而将每一个人妥善的安置——他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也就是我——这个下午所看到的——模样。
现如今，他找了一个北京女人，再次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女儿，才三四岁。那孩子我见过，咿咿呀呀，三句话之后就过来攀我的胳膊，笑笑着问：叔叔你的耳钉为什么打在那里呢？我再送你一个好不好？
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他望着天花板，吐了口烟：我现在的老婆看得紧，不让我去外地，生意老也做不大。
他是笑着说的。那声音中带着甜蜜。某种“乐于被人管”的气息蔓延了出来，即所谓责任带来的福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反面。
房间里有些昏暗，我没有说话，见他带着尽情叙述后的轻松，与释然，坐在那昏暗里。过了一会儿，他再次重复起了其中的一个片段，“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惨到那个地步，从来没有。”
我配合地笑了一笑。
五分钟后，他向我道别，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又恢复了常态，嘴角淡淡的上翘，点了点头，“留步，罗导，留步。”
二、
我坐在那里抽烟，脑子像掠过什么东西，穿透我，经过我，却不停留。我没有开灯，下午五点的北京天快完全黑了，模糊的车流在缓缓地蠕动，远处的烟囱冒着浓重的白烟。
我并非在感慨T的人生，我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一些别的什么。
姑且称他为Y好了。
我认识他已经快八年了。那时他似乎还是个少年，在机房见到他，他便笑，笑起来，一脸认真的单纯。
Y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尽管，他在我的脑海中一直还是当年那个少年的形象，无论他的腹部变得多么浑圆，我依然不能忘记最初见到他时，在那个小小的机房里他抬头向我微笑的情景。
他最初来北京时给人送盒饭，在寒冷的冬天，骑着单车，谋生。后来，他学习了速记，又后来，他加入了电视行业，开始进机房学习后期剪辑。现在，他成为了一名编导。数年时光，我眼看着他如何完成自己一步一步地转变。他的妻子和孩子现在在安徽老家，他一个人在北京负责挣钱。
你不可能再认识比他更好的人，善良，单纯，全无害人之心。
是的，随后我又想起了另一桩事。就是在中午等待T到来之前，Y向我说的那桩事。哦，对了，我和T是Y介绍认识的。
Y前两年一直在另一家电视公司干，那家公司专门给企业做那种连锁加盟店的电视专题片，就是总在各个省级卫视不断播出的那种十分钟、八分钟左右的东西，什么名堂都有，几万块钱的加盟费，然后顾客盈门，生意火爆，老板、商家、顾客，每个人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绘声绘色地描绘自己的感受。
Y前两年一直在拍那种片子，我今天才知道他镜头前的所有人都是由T提供的。那家公司负责成批的制造这样的东西。Y与T都为那家公司服务。镜头前的那些人价钱是二三五，没有台词的是两百，两句以上台词的是三百，扮演加盟店店老板和商家的是五百。
这些片子全是由企业给广告公司付费，广告公司再向电视台付费，据说播出一次电视台收费八万。
Y说，那玩意真他妈赚钱，像疯了一样，播出一次企业就能接到几千个电话，然后马上就有好几百人加盟。企业一年就随便挣个五百万到一千万。
我问：那些加盟的呢？
Y说：加盟的好多都是农民，拿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结果发现自己被骗了，就跑到企业总部来要求退钱，你知道那些企业是怎么干的吗？打！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赶出去。我告诉你，他们一般都和当地的公检法关系很好，有个老板就说，公安局局长是我哥们儿，他说了我只要不打死人，就没问题。没人管的。我亲眼看见好多。
三、
我一个人坐在不开灯的房间里抽烟。后来，我站在窗前，发呆。我想着T，想着Y，想着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发呆。
这个城市就将进入夜幕了，窗外很多东西都开始模糊不清，路上的车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小红点。站在那里抽完烟，我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在黑暗中我拨通电话叫了点吃的，挂了电话，发现黑暗并不是不可以接受，可我还是开了灯，房间里顿时明亮起来，我坐在沙发上琢磨了一下，究竟是吃完东西马上就走，还是吃完以后再等一会儿，等过了晚高峰以后再走，堵车。我在那明亮中认真严肃地想了想，始终不太确定。我也无法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