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只在课堂上听课、提问，课下也喜欢缠着周老，听他讲异闻、趣事。课堂上我们有的同学曾提出，为了将来表演能够有节奏感（周老讲过演员演戏要有心板），想学习打击乐。周老就向有关部门建议，我们班便在课余时间开了打击乐课，请荀慧生剧团几个退休的场面给我们上课。所以，我们班和周老的关系非常亲密。有时我们排戏，也请周老到课堂指导。1957年底，我们班排了一台独幕剧，其中有《打面缸》、《柜中缘》两出古典小戏。一天晚上，在这台小戏彩排前，《柜中缘》剧组在当时学院西头的小礼堂自己走戏，剧组的演员们一致建议我去请周老来指导。我去到22号周老的宿舍，说明了来意，周老欣然接受了邀请。当时已经进入冬季，周老披了一件皮大氅便随我到了小礼堂。周老看完了《柜中缘》的排练，耐心细致地逐一回答大家的提问。而且，周老对大家勉励、鼓励得多，没有一点批评和挑剔。我记得，周老在讲到《柜中缘》中小淘气这个角色时，特别把1953级演出《柜中缘》小淘气的木哈塔尔（新疆维吾尔族）和我们班演出《柜中缘》小淘气的赵常如作了比较，他从两个演员的不同条件和个性谈起，鼓励赵常如跳出木哈塔尔师哥的模式，发挥自己性格的特征，不走机灵的路子，而走憨厚幽默的路子，演出一个不同的小淘气来。当时我们正赶上看53级的演出。周老的指导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此后，周老又指导扮演岳雷的董光奕。董光奕在北京戏曲学校学过武生，老师便指导他应该把戏曲的身段和话剧的表演特征相结合，并告诉我们：“学习戏曲的功架、身段，你们不要程式化，要体会它的气质和造型美。”当时我们班有北方昆曲剧院的侯永奎老师给我们讲基本功、起霸、走边，最后教的是“林冲夜奔”。而周老不只讲，还脱掉皮大氅亲自示范。细节上，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是谈到兴头上时，周老把皮大氅一甩铺在了化妆桌上，人站在地上，忽然一个旱地拔葱人落在了化妆桌上，又一个跟头从化妆桌这头翻到了另一头。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飞起飘逸，落地生根，让我们看到了周老矫健的身手。那天，周老和我们一直待到下半夜才回宿舍。
周老和我们在一块，有时候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我第二次看到周老显示功夫，那是表演系黄子龙老师开办了1962级形体师资班后。
1963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形体师资班在宿舍楼前的操场上铺开练功垫子、支上窗子景片，在练“跃窗”的动作。我下楼去锅炉房打开水，他们练功的地点是通往锅炉房的必经之处。老远我就看见周老站在宿舍楼前的太阳地里津津有味地看他们练跃窗动作。那天，周老戴着一顶蓝色呢子干部帽，披着那件皮大氅，里面穿着蓝色中山装。他看见我，叫我到他跟前，我过去站在他旁边，也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周老问我：“这些动作你练过没有？”
我说：“我都练过。”
周老说：“你现在还敢不敢做？”
我说：“留校教表演以后，就不用了，再没有练过。现在要我跃窗，我还真有些憷头。”
周老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似乎对我的回答不满意，然后将皮大氅和帽子递给我拿着，自己走到离窗子景片五步开外站定。这时，形体师资班的同学们也明白了周老的意思，一起鼓起掌来。周老没有等大家的掌声落下，只见他一个垫步纵身，嗖！一个身影从窗片的窗口蹿过，落在垫子上后，立即一个骨碌轻巧地站立起来。
操场上一下沸腾起来，掌声、叫声连成一片。
没有想到，操场上的声音惊动了一个外宾。这时只见学生宿舍楼正门顶上三楼的窗子打开了，探出了一个洋人的头。这个人是当时苏联的一个有副教授职称的汉学家，是到中国来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他的指导教师，就是周贻白老师。
我问过周老怎么跟这个苏联汉学家上课，周老回答我：“赤膊上阵！”
我问周老：“为什么是‘赤膊上阵’？”
周老说：“我给他上课是‘门诊’，没法预料他要问什么，只能赤膊上阵。”
试想，一个当时称得上汉学家的苏联副教授，那一定不是浪得虚名，一定有些真才实学吧？那么，作为他的导师的周老，敢于“赤膊上阵”面对这个洋学生的任何提问，不用多说，可想而知我们的周老的学问有多大了。
当天下午，我在办公楼二楼和其他青年教师谈起周老上午翻跟斗的事时，路过的一个舞美系老师说：“1958年打麻雀时，看到周老在22号院一纵身，手一搭房檐，就翻到屋顶上了。”周老童心未泯，可见其心地的坦然和纯真。
作为老师，周老在我的心目中，的确是，也只能是“寻常而又非比寻常”！
三、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周老
在“文化大革命”前，周老在中央戏剧学院师生中的威信很高，是“上座率”最高的教师之一。他在中国戏曲学校、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学界和戏曲界都享有盛誉。但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和员工中，在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眼中，周老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教师。上个世纪50年代，周老一个人住在东棉花胡同戏剧学院22号家属院里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一住便将近十年。
每天早上周老要到学校锅炉房打开水，在学校食堂吃饭，在自己的宿舍里备课，写东西，生活平常且平凡。
周老平易近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没有架子，生活中也极为简朴，从不铺张，在我的眼中简直是艰苦朴素到家了。他出门很少坐车，从学院到东华门集邮公司、到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买特供的东西，他都是徒步来回。
东棉花胡同22号院，那曾经群英荟萃、卧虎藏龙的大杂院啊，现在已经没有了。作曲家马可，词作家乔羽，歌唱家郭兰英，作家黄宗江、乌·白辛（电影《冰山上来客》的剧本作者），舞台美术家刘露、齐牧冬、王保康，导演艺术家舒强、严正、洪涛、吴坚、冉杰、盛毅、张仁里、马惠田，翻译家张守慎、姜丽，还有白鹰、王负图、朱星南、周贻白、阮若珊等等。大家都在这个没有暖气和私人卫生间的大杂院里住过。
我走近周老、走进他的生活和工作，是1957年“反右”以后，在那年秋天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所谓“拔白旗”运动。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怎么能够逃得过这个运动呢？
1957年入秋后学院里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0月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天色阴沉。我跑进了办公楼二楼，楼道里有稀稀落落的几张大字报，两三个人在一张大字报下，边看边议论。我走到前面一看，大字报是写周老的。大字报的署名，是当时周老带的几个研究生。大字报标题的上面，约有半张纸大小的地方，画着一幅周老的漫画，标题是“钻钱眼”。
那两三个人，看完大字报后走过办公楼二楼208房间时，悄悄向屋里指了指，有一个人想进屋看看，被其他人拉走了。他们走后，我怀着好奇，走到208房间门口，听了听没有声音，便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当时作为戏剧文学系教员休息室的208房间里，只有周老一个人，他正抽着香烟来回踱着步。我看见只有周老一个人，便下意识地把门关上了，当我关上门转过身来的时候，周老也转过身来。周老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脸色和表情，只见他用左手点着，指了指屋外贴大字报的方向，恨恨地冲我说：“倒退20年，我把他们都从这个窗户里扔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周老发火，看起来周老是真正生气了，而且气得不轻。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做了老师以后，才明白一个老师被自己的学生出卖以后的心情。
后来，他让我陪着他，一直等到天黑了，才让我陪他回到22号的宿舍。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出周老是一个爱面子、自尊心极强的人。
我第二次看到周老发火是1960年以后，在周老家里，大约是楚斌惹了什么祸，周老刚教训完他，一个人坐在床沿上，拄着一个木板子在生气。
周老在22号住的是第二间院子里一排坐南朝北房子中间偏西面的一间。周老打开门拉开灯，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清了房间很小，靠东面的墙下摆着一张床，靠南面窗子下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东面靠墙堆满了书籍，桌子和床头之间刚刚挤进去一把靠背椅，一进门右手是一个书架，书架里面顶到南墙有一个衣柜，衣柜顶上放着一个箱子，床脚靠北面的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地下靠门口摆着小煤油炉子和暖水瓶，床底下露出半个痰盂。
周老宿舍里的家具，和我1960年留校当表演教师时学校总务科配给的一样，都是四五十年代那种木制的家具，真正的水曲柳，结实笨重实用，样式朴实简约。
把周老送到宿舍以后，我问周老晚饭吃什么，周老说不想吃，让我到学校去替他打一壶开水。我提起两个暖水瓶，到学校锅炉房里打好了开水，给周老送去时，周老和衣盖着被子靠着床头正在啃饼干。因为晚上有排练，我给周老倒了一杯热水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练晨功的时候，我心里不踏实，压完腿，就赶快到周老的宿舍去了。我敲敲门，周老在屋里说：“进来。”我推门进去，周老和衣盖着被子躺着。我问：“周老您生病了？”
周老摇摇头，随后说：“趁上课前的空子，你去给我打两壶开水，回来给我煮碗挂面。”
我答应一声，先端起痰盂出屋去倒到公共厕所，然后就赶紧去办其他的事。差不多这样过了三天。第四天是个星期天，我仍然按时到达。我看到周老已经起床，正在用头一天的剩开水刷牙洗脸，我心里很高兴，喜形于色地问：“周老，您没事了吧？”
周老用毛巾擦掉口边的牙粉，挺直了腰杆，大而明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一会儿他轻声地问我：“你为什么帮我？”
我听了，非常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周老的提问出乎我的意料，我一时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