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媒介与社会的相关研究(1)

媒介与社会的研究已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媒介与人的发展备受关注，譬如媒介与儿童发展、媒介与女性、媒介与社会变迁、媒介与文化进步等等。媒介教育关注的重点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媒介化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何通过媒介教育调适其间的关系？研究者们已得出了许多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相关理论。

第一节媒介化生存

媒介传播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已非国界和法律所能控制和约束。人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适应媒介化的环境。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尤其是互联网，使得国内信息环境也成为了国际信息环境，多元化的跨国文化正影响着儿童的发展。

一、跨文化的媒介语境

受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制约，全球化进程在各个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全球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其主要动力来自西方资本为了追求更大市场和更多经济利益的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近几十年来，卫星电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其助力或实现的手段。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融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以新奇时髦的形态涌向全球各个角落。尽管理论上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是双向的、多向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对全球其他地区存在文化输出的巨大“顺差”。“强势文化的全球化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对全球各国产生影响”。

以电视产业为例，国际上主要存在公共电视、国有电视和商业电视三种模式。自1989年以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激剧变化，世界电视产业的大格局从三足鼎立转变为以商业电视为主的多种模式并存。清华大学陆地教授对此现象归纳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各国经济的自由化和电视产业经营的国际化。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敌对的宣传工具之功能逐步弱化，意识形态之争逐渐让位于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争，一些国家看到自己的国营或公营电视机构辛辛苦苦“宣传”、“说教”了几十年，花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也未见得自己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准比搞了半个世纪商业电视的美国公民高多少，反倒让美国的电视节目赚了大把的钞票，不由自主地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明智。因此，针对这种全球化市场逐渐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必然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国家及地区的地理边界和意识形态边界不得不向相对强势文化敞开大门。

信息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加快，尤其是数字压缩技术的出现，更使得异质媒介之间具备了共同的“语言”：0和1。声音、图像、图片、文字等信息形态经过数字技术的处理以数码方式存储，以电子流方式迅捷传播，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具有了“互文性”特征，这就是所谓数字内容产业。它使得西方媒介集团能够由一个概念开始，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多元的媒介产品，如电影、电视、CD、DVD、MP3、互联网络、演出、主题公园等等，“掠夺”了人们的消费时间和空间，迅速占领多重市场，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媒介巨头们在全球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市场神话，更加速了国际媒介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将原本无意参与国际传播的许多国家裹挟其中。

由媒介主导的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史无前例地荡涤着本土文化、生活、教育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各国媒介素养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产生强大的冲击。传播学大师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就曾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某些负面效应：“大众传播的内容是有选择的，其‘影响不仅是因为它传播了某些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另一些内容不加以传播’。媒介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能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大众传媒造成了‘社会顺从主义’。大众传媒对新闻的种种解释，会削弱社会和个人自身的判断力。”。正如CNN的强势新闻传播，使得全球别无选择地收看其所呈现的伊拉克战争，而事实到底怎样，人们不得而知。“我们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的事件。媒介化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再现，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再现来认知这个世界。”两位大师还不无忧虑而又幽默地说：“多少代以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他们在自由时间里是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打交道，而不是跟哥伦比亚大学打交道。”人们对媒介的消费早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二、媒介与儿童发展

无论什么国家，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关注都是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媒介教育的主要对象也是儿童，因此，媒介与儿童的关系一直是传播学界、教育界、政府、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所经常涉及的议题。

1.电子媒介环境中的儿童

电子媒介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儿童主要接触的媒介。电子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正像约书亚·梅罗维茨所提出的那样，电视“允许低龄儿童在成人的交往中‘在场’。电视扫除了曾经区别对待不同年龄和不同阅读能力的人、使之进入不同社会情境的障碍。……电视强行把儿童推入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刺激儿童询问那些他们在没有电视时不可能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和话语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儿童就是一种无所顾忌的“霸权”，尽管各国都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限制儿童接触成人内容，但电视的易接触性却再也无法使儿童回到印刷时代，难怪西方学者们提出了“童年的消失”命题。传播与媒介产业仍然会依照本身的惯性继续向前发展，如同在物质产品中即使出了次品，社会也不能禁止此类产品生产一样，电视依旧存在，而且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人们的目光也只好转向媒介教育，以期让电子媒介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学会在媒介世界里健康“生存”。

关于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理论假说还有“媒介依赖论”。美国学者鲍尔洛·基奇指出，媒介传播能产生强大的效果，因为它发出的讯息能协助建构社会现实，提供给接受者一种世界观，久而久之，人们便会依据媒介所提供的参考框架来确立并修正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个人依赖媒介建构社会现实的程度，视讯息与个人直接经验的距离而定，对于距离生活范围越远的事件，人们依赖媒介提供的讯息的程度就越高。我们由此可推论：儿童年龄越低，其个人直接经验越少，距离讯息越远，因此，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媒介，媒介提供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影响更大。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媒介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环境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媒介也应当在儿童的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使儿童能够获得摆正、调适与媒介关系的能力。

电子媒介引起社会许多方面发生多个维度与程度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982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出版了《童年的消失》以后，2000年，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又有《童年之死》问世。此后，一批影响甚远的研究电视与儿童的著作相继出版：2002年，作为电视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英国伦敦金史密斯学院的大卫·奥斯威尔（David Oswell）所著的《电视、童年和家：英国儿童电视观众的形成历史》出版；另一部更为详细透彻研究电视与儿童发展的书则在2004年第3次再版，这就是朱迪斯·凡·艾芙娃所著的《电视与儿童发展》。这些著作成为关注儿童在媒介环境中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世界各地研究媒介与儿童的经典著作。

有证据显示，“在过去20年间长大的许多成年人还像成长过快的男孩那样说话、穿衣和行事。当然，所有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会也不可能行为完全相同，但是与过去相比，行为上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的分界线消失了。”现在的家长常常说孩子个个像‘小大人’，而电视中许多名为‘少儿节目’的节目，都在把‘玩小孩’作为成人逗乐的道具。譬如河北电视台《超级宝宝秀》、深圳电视台《饭没了秀》等栏目。这些孩子们穿着成人装，说着成人话，模仿成人的动作，成人们在乐得坐不住时，是否应该想到孩子们心灵深处在想什么？这应当是成人所给予儿童的吗？

最新的研究发现，儿童喜爱面向成人的节目超过了面向儿童的节目。据一些研究人员提供，即使是最易引起儿童兴趣的节目也无法与成人节目竞争。海伦·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提出了儿童‘偏爱’成人节目的原因是：电视为儿童提供了“进入幕后并了解世界和了解人类的知情的满足感”。这就是说，在儿童与媒介的关系中，“存在儿童图书与成人图书，但是并不存在儿童电视和成人电视。按照人们能够看的和确实看的内容来分，只有一个电视。”也许这样的结论还一时不能被人们所接受，然而，事实上，解读当下的儿童电视节目文本，不难发现成人所放置于儿童身上的自己的影子，许多儿童节目中的儿童实际上是成人的“傀儡”。

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儿童过早地接触到成人世界的场景和信息，他们要对这些做出判断，如同跨越了游泳池中的“浅水区”到达“深水区”一样。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掌握“深水区”游泳的技能时，危险就极可能出现。通过媒介教育使儿童理解媒介、掌握媒介、发展能力，就可以有效地提升驾驭媒介的能力。

2.媒介教育——赋权于儿童

事实上，人们对儿童所处的电子媒介环境并不是特别担心，所担心的是其负面作用，互联网对儿童的负面作用尤其令人瞩目。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对儿童在媒介环境中的成长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童年之死》一书中对儿童成长的电子媒介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书的最后，他说：“我们不能将儿童送回童年的秘密花园里，或找到那把魔法钥匙，将他们永远锁在花园的围墙内。儿童正在逃往更宽广的成人世界中——那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世界，其中电子媒介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人们并不能渴求媒介世界是一个理想的、纯洁的世界。事实上，生活中有什么，媒介中就会有什么。媒介有优点，是因为生活本身充满光明、正义和理想；媒介有缺点，是因为生活存在灰暗、邪恶和腐朽。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儿童看作生活在媒介世界中，更重要的是生活中客观世界中，最终的影响是各方面合力的结果。

当今的儿童与媒介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儿童的活动空间正在由公共场所(街道、公园)转向客厅和卧室。由于住房的改善，现在的独生子女有了更多的私密空间，他们与机器的交流时间变多了，与父母和其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却变少了。以前的公共娱乐场所如电影院正日益被电视、电脑、游戏机所取代。因此，无论人们怎样历数媒介负面的影响，中国媒介教育也已不可能再走过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路，简单的“堵”也许已经不是好办法了。

中国学者卜卫对媒介与儿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阐释了“赋权”的命题。她认为，“教育的实施者是成人，成人只有尊重儿童的自然生长状态，只有研究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童年生活带来的影响，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为儿童提供与他们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资源。”除了进行理论的研究之外，卜卫领导的研究中心还积极开展实践活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媒介教育，组织儿童拍摄自己的新闻，并通过游戏节目让儿童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以期在行动和学习中，让儿童逐渐意识到并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媒介权利，努力改变目前许多儿童参与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集体失语”状态。

卜卫认为，赋权儿童的观念主要是基于以下对童年概念的理解：

·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人格上与成人是平等的。

·童年生活与成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生活值得充分尊重。

·儿童应该享有健康、安全、精神充实的童年生活。这是儿童的基本人权之一。

·成人社会有责任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使儿童身心得到充分发展。

就上述意义而言，大众媒介应当成为丰富、充实和扩展童年生活的工具，而非缩短童年的工具。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媒介便不应向儿童灌输成人的概念，而应当从儿童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和要求出发，制作适宜他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