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在一旁施礼，说道：“骆大人，依在下之见，本军无须改装。逆贼由于轻装上阵，所以善战，我们湘勇也是起于畎亩，与逆贼争锋，全靠短衣草鞋，灵便活泼，还是不要用甲胄束缚他们，令他们胆怯吧。”李续宾此话也许在湘乡勇将领中具有代表性，湘勇此后作战一直不穿甲胄，冲锋时以肉身冒着炮火，对着刀刃，这就是李续宾倡导的勇敢。
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会奏办理防堵事宜一折。曾国藩又专折奏称：
臣母丧初周，拟回籍修小祥之礼。适闻粤贼回窜江西，臣应留省城会筹防堵，不敢以事权不属，军旅未娴，稍存推诿。
同一天，曾国藩又与骆秉章联合上奏，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请旨革职，交部从重治罪，以儆疲玩而肃军政。
曾国藩又专折奏保塔齐布和千总诸殿元，说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积苦，深得兵心；诸殿元精明练达，胆勇过人，恳恩破格提拔。为了表明他的保举十分慎重，他说此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皇上可以将他一并治罪。
曾国藩在大办团练时重用满人军官塔齐布，而他向皇帝奏保的人员，首先就是这个满人武官，可以看出他行事之谨慎。他要向满人统治者表明忠心，借以消除最高统治者的猜疑。
曾国藩训练新军，确实也要借重塔齐布。他和骆秉章将各路兵勇几千人调来省城防守，全赖塔齐布逐日抽调操阅，暑雨不辍。可是塔齐布听令于曾国藩，便间接地得罪了提督鲍起豹。鲍提督来到省城，声称盛夏酷热，不应操练。官兵不愿吃苦，都怨塔齐布给他们找苦头吃。怨气也发到了曾国藩头上，于是正规军与勇队发生争讧。曾国藩奏参的副将清德连忙依附鲍起豹，成为塔齐布的仇家。
但是曾国藩得到了咸丰的支持。咸丰览奏之后，决定将清德革职拿问，交张亮基、骆秉章讯明定罪；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将诸殿元以守备补用，先换顶戴，以示鼓励。
这样一来，正规军对曾国藩的怨恨加深，为日后的骚乱埋下了种子。
曾国藩此时还种下了一个苦果。在招兵买马的浪潮中，王珍的积极性最高，一下子就增募了二千人。曾国藩对王珍颇为不满，骆秉章却不反对，留下王珍的兵力作为湖南的游击部队，令他驻扎郴州，以防南路土匪。曾国藩和王珍的分道扬镳，从这时起就显露出征兆。
当时广西会党进攻全州，王珍赶赴郴州防守，不久又到桂东办理团练。他发现桂东民情淳朴而懦弱，若有疾苦不敢言者，于是秘密察访，锁定扰民最厉害的一百多名匪徒，逮捕归案，全部处死，由此民心大悦。王珍趁热打铁，召集乡民，教之战阵，形成几千人的劲旅。
援赣大局既定，曾国藩做了具体的布置，他令江忠淑从浏阳进兵，朱孙贻从醴陵进兵，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共领兵勇一千四百人从醴陵随后进发。合计援江兵勇三千六百人，这就是湘乡勇出境征讨太平军之始。
曾国藩对湘乡勇特别关心，担心他们缺乏针对太平军的作战经验。他认为，楚勇身经百战，随同前往，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江忠源的三弟江忠淑熟悉江家军的营制，曾国藩令他率领新宁勇打前锋。曾国藩又担心楚勇崇尚剽悍精锐，营制却不严密，令千总张登科率领二十名湘乡勇为他们做前哨。
部队出发前，曾国藩对江忠淑和张登科叮嘱道：“必须在百里之外派出哨探，到了瑞州，就停止行军，等待湘乡勇到来，一起前进。”
六月十八日，湖南援赣军的湘乡勇从长沙出发，部队番号为“湘勇”，没有营名，营以下也没有设立哨和队，也就是没有连、排建制。领队的军官，除了罗泽南、朱孙贻、李续宾兄弟，还有夏廷樾、郭嵩焘、杨虎臣、康景晖、杨昌浚、罗信东、蒋泽沄、易良幹、罗镇南、谢邦翰、李杏春，一共十五人。骆秉章和曾国藩没有起用绿营将领，营官和哨官都是清一色的书生。曾国藩对书生的忠诚寄予厚望。
曾国藩在密切注视着增援江西的湘勇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他并不把这支援军的胜败放在心上。曾国藩更加关心的是，他家乡的这些带兵的书生，到了残酷的战场上，究竟有没有胆量一搏？这次观察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他对湘勇的
信心。
湘乡勇出发后，途中都能找到民舍住宿，但李续宾反对借宿民宅。他说：“军队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不侵扰百姓。”他建议设置帐幄，开壕筑垒。湘勇表现出了严明的军纪和亲民爱民的态度。
左宗棠镇守鄂北
援赣军从长沙起程的时候，湖北的官军感到了太平军从河南方面的威胁。
咸丰三年六月十九日，林凤祥的南下派遣军从罗山县西南一带继续南下，第二天抵达纲庄，然后奔赴龙旺和宣化等镇，于五天后抵达大胜关，进入湖北地界。王家琳从河南带兵跟踪追入湖北。
早在这支太平军抵达河南许州时，湖北官军就已做出反应。左宗棠令按察使唐树义领兵赶赴应山和孝感防御。张亮基对左师爷深为倚重，每晚手持总督关防，交给左师爷,叮嘱道：“军情一起，便是燃眉之急。关防放在你这里，紧急时你可先发公文，再向我报告。”
太平军抵达罗山县以后，距湖北孝感北界的九里关及黄陂北界的河口一带不远。左宗棠料定太平军会从麻城、黄冈的内河进入长江，上攻武汉，令唐树义手下的许连城等部从河口赶赴黄安阻击。许连城所部抵达麻城，几千名太平军刚从河南杀到。许连城兵分两路，将太平军击败。
唐树义认为这支太平军是由李开芳率领，根据探报，他们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进入黄安。唐树义的通讯兵快马加鞭，深夜将告急信送到左宗棠手中。
左宗棠还未就寝，急调省会城防部队三千多人，全部交给都司董玉龙和同知张曜孙率领，令他们星夜驰往鹅公颈集结，全力扼守团风镇。董玉龙的四百多人在太平军之前赶到了团风镇，张曜孙的部队也赶到了团风镇的鹅公颈，唐树义火速赶到黄安县坐镇指挥。官军到位不过一两个小时，太平军便分水陆两路杀到，企图夺船入江。官军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太平军大乱，夺路而逃。官军分两路追赶，将这支太平军击溃。
七月三日，同知伍煋等部从东湖追到张家集，太平军见官兵扬帆追及，纷纷凫水登岸，淹毙无数，四十多人被俘。官军夺获敌船三十七只，烧毁敌船十多只，夺获骡马四十匹。另一股太平军大约千人，奔至马鞍山一带，被许连城追上，五十多人被俘，二百多人丧命，内有长发太平军五十多名。这股太平军已经溃散，成股者不过二三百人，其余都弃械剃发，纷纷逃匿。
左宗棠事先已命令各州县官员通知各地乡团，遇有零星敌军逃入辖境，必须迅速抓捕，送至官衙。他还要求各地在交通要道上多设陷阱，水路要将船只驶走，桥梁都要拆掉，把敌军困死在辖境之内。
尽管左宗棠做了周密的部署，但各地报来的敌军人数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他匆匆去见张亮基，说道：“制军大人，河南巡抚通报，窜入湖北的余贼不过几百人，可是本省各州县禀报，都说有一万多人。根据我的情报，从罗山仙花店进入黄安和麻城的敌军确有三千多人。黄安一战，敌军溃败，于六月二十九日奔赴麻城。从六月三十日接仗，到七月四日为止，从麻城到罗田，官军毙敌已近千名，其溺毙逃散者不计其数。根据派出的军官查验，长江和内湖浮出的敌尸已有不少，此刻还有敌军在逃，各路官军正在分途兜剿，可见窜入本省的股匪不止几百人。但从罗田逃往安徽的敌军估计不过两三百人。”
张亮基说：“我这里也得到情报，六月二十四日又有一千艘敌船从湖口驶入江西，号称二万人，加上现在攻扑南昌的贼军，人数不下两三万。由此看来，从扬州和金陵两处窜出的敌军，共计已有七八万之多，而分窜河南、江西的逆贼越来越多，困守金陵、扬州的逆贼却不见减少，岂非咄咄怪事！”
左宗棠冷哼一声，愤愤地说道：“前此江苏大营尚时有捷报，近来阒寂无闻。贼逸我劳，贼锐我钝，师老饷竭，言之寒心啊！长江流域，从金陵到江西，一千几百里，毫无阻遏，敌船来往自如。上月初旬，江西敌船一百多只满载米粮，运到金陵。如今正值秋收季节，到处都有余粮，贼匪运输十分方便，金陵的逆贼恐怕是饿不着肚子了。如果他们找到机会，突出包围，大举他窜，后果不堪设想！看来还得请皇上号召文武百官踊跃献策，痛除谎报军情、贻误军机的积习，才能迅速荡平。”
张亮基说：“季高所见甚是。如今盘踞东南三城的贼匪未见有减于前，而各处分窜的贼匪几于策应不及，不知以后的局面如何收拾！你就代我写个折子，如实奏报吧。”
左宗棠连夜起草奏疏，如实向朝廷反映敌情的严重性。写完之后，想到湖北官军近日的作战，在自己的指挥调度之下进行得有条不紊，连获胜仗，颇有成就之感，于是，他又提笔给女婿陶桄写信，回顾近几个月从铲除浏阳征义堂以来的各次战役，不无炫耀之意。
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其实与平时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
左宗棠已经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他平日纸上谈兵，如同在电脑网络上面反恐，纵然精彩绝伦，却没有实战成果，难以取信于人，自己毕竟也是心中无底。如今几仗打下来，指挥调度，都是神来之笔，验证了他的才干。还有一些军事行动，是他已有筹划却来不及实行或没有条件实行的，都已经证实他的学问不是空谈，完全具有可操作性。
这样就够了。诸葛亮的再世，已经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
左宗棠经此一战，将林凤祥的南下派遣军消灭在湖北，致使他们无法实现南下长沙的战略。但因派遣军人数大大超出预料，仍有小股太平军逃到安徽境内。安徽官军了解到的敌情跟左宗棠得到的情报有所出入。据报，从罗田逃入安徽的太平军有一千多人。七月六日，此股太平军扑入英山县，开监放犯。第二天，他们向安徽的太湖进军。抵达太湖后，攻破太湖县城西门，烧毁县衙，然后乘木筏沿太湖河东进石牌抢掠，北进到安庆以西的三桥头，插上太平天国的旗帜，声称要攻打集贤关、练潭和桐城。
各路兵勇集南昌
交代过了湖北的战情，回头来看南昌的攻防战。
前面说过，太平军在攻坚战中擅长挖掘地道，埋设地雷，轰塌城墙。南昌守军虽然已经几度破坏了太平军的地道攻势，但仍然承受着城墙被爆破的危险。得胜门外仍有许多民房尚未捣毁，太平军隐藏在民房内偷挖地道，官军防不胜防。
鉴于这种情况，张芾、陈孚恩和江忠源商议秘密调整部署，将机动兵力与驻守永和门、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的楚勇，大约一千兵力，加上浙江的抬枪兵，全部调集到得胜门，昼夜严防。为了防止中计，不论太平军如何挑衅，这里的驻军不再出城迎战。江忠源叮嘱道：“逆贼有可能在多处爆破城墙，楚勇军官要分段防守，不得顾此失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