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回到潼关，他的主要将领们，一方面表现了一种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位管着自己的“婆婆”又回来了，摸不清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冯和鹿钟麟见面后，首先问鹿：“今后应该怎么办？”鹿说：“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冯便把他联阎倒蒋的酝酿经过说了一遍，鹿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和大家商量。因为他所策划的联合韩、石攻打山西的办法已接近成熟，正在这个时候，冯忽然回到潼关宣布联阎打蒋，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现在他们听到冯的做法和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当面反对，也不愿表示赞成。会后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指冯）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宋哲元、刘郁芬等也都认为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某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分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冯的自信力很强，对此举很乐观。有一次对他的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其它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汪精卫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西山会议派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张学良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冯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估计很高，对蒋则估计很低；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部下，既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说服工作，仍然是象过去一样，独断专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认为阎锡山的决心很大，对自己的合作是真诚的，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最好时机，谁要说阎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斥为不顾大局，他要依靠阎的合作，来达到他打倒蒋介石的目的。他在1930年2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语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厉害未完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不得不厚币甘言，转而求援于我。足见革命者对于客观条件之不可忽视，并当积极努力，以促成此等条件之成熟也。”
3月13日，冯玉祥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但是冯玉祥的盲目乐观，掩盖不住西北军内部的不和谐因素。
阎冯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反蒋决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是在军事实力上，可谓全国反蒋派的大联合。其中最为坚定者除了冯阎之外，还包括桂系李白黄及张发奎部，约五六万人。
原西北军旧将石友三反蒋之后此时退据豫北新乡一带，在冯玉祥、阎锡山的拉拢下也同意再次反蒋，他向来以能征惯战著称，手下拥兵五万，号称十万。
驻扎河南的原镇嵩军刘镇华部北伐期间隶属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编遣之后被改编为暂编第十九、暂编第二十师，由万选才、刘茂恩分任师长，共约五万人；刘镇华不愿反蒋，在此期间被迫出国，而其部将万选才是非常敬服冯玉祥的，在冯玉祥遭囚禁，西北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只是游弋在中央军周围漫于应付，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后万选才就积极响应冯玉祥，被冯玉祥任命为洛阳警备司令，并大肆招兵买马，搞的洛阳地区鸡飞狗跳，老百姓很骂他，不过他确实是铁了心跟定了冯玉祥。刘茂恩虽然不是很服气，但是由于年轻资浅，也只好隐忍。
还有一位就是几乎家喻户晓的东陵盗宝将军孙殿英。此时的孙殿英驻防皖北蒙城，有兵力约七八万人，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也为各方所瞩目。他看到当时反蒋势力强大，有意依附阎、冯。阎锡山、冯玉祥亦甚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于是阎冯委其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而且在孙殿英前往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期间，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殿英听了这番话，登时满脸通红，颇为忸怩不安，但他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孙殿英本来自卑，现在自己一贯崇敬的领袖能够不歧视，正面肯定自己，真是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感激涕零，愿效死力。结果在中原大战中大出风头，原本一帮乌合之众在中央军的围攻下，竟然守亳州硬守了三个多月，让所有交战双方无不瞠目结舌，而且此后孙殿英总是追着西北军，也乐意别人称之为西北军。
被称为为怪杰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也在这时候加入了反蒋的行列。樊钟秀在北伐期间与冯玉祥政见不合曾经发生过战争，失败后下野赴沪暂住。1930年初，为了对付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让樊钟秀回河南召集旧部相助，并委任他为豫陕边防军总指挥。樊钟秀回到河南召集旧部3个师，约4万人，司令部设在许昌。3月份，冯玉祥亲临许昌与他捐弃前嫌，商议合作。樊钟秀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正要打他。”冯委任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他随即率领部队进军许昌，担任平汉铁路正面作战任务，这一位置在当时的战场形势下举足轻重。鉴于樊钟秀部所处的关键位置，蒋介石嘱咐南京政府中与樊素有关系的人物，函电劝樊帮助自己，并亲派人至许昌，以拨大洋15万元的条件，请樊钟秀移防荆紫关，让开许昌，以便直取郑州冯玉祥部大本营。樊钟秀对这些都严词拒绝并印发告官兵书，历数蒋介石违反总理遗教、背叛革命的种种罪恶行径，同时将南京方面所来的函电以及复电也附文印发，表示坚决反蒋到底。
以上是直接参与反蒋的军事力量。而东北军张学良，川军刘文辉，湘军何健等部虽然态度模棱两可，但是文电往来，似乎也有跃跃欲试的意思。最起码他们给人的感觉是绝不会帮助蒋介石。
为了提高政治上的号召力，阎冯还联合了他们曾经最为鄙视的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及其改组派。汪精卫曾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动“护党救国”运动，并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然而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各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后来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