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为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钅义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铋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磬哉。兼古乐宫、商无定磬，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声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愚)山禺《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宜)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予顷年过(陕)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
《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若阝，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拟《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
(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
今太常钟钅，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縻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括)栝挂之，横(括)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筒之“筒”，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括)栝，以其横(括)栝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括)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钅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括)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括)栝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括)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晓)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衤因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毋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琚《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便易持。”李善注谓：“，马策也。裁笛以当马，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故潘岳《笙赋》云：“修木过内辟，余(萧)箫外逶。”“裁以当”者，余器多裁众以成音，此笛但裁一，五音皆具，当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乃今时所吹五空竹。”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常)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斫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喻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氵)氵、口去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陀”也。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音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者为吴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