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土地制度更是决定王朝兴衰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孟子曾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居于“三宝”之首，可见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中国土地制度最早实行的是公有制，除了原始农村公社时期，私有制确立后的夏、商、西周三代实行的井田制仍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的形式。土地私有制的真正开端是公元前猿缘怨年开始的秦的商鞅变法，从此“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国家经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秦也因此实现了国强民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从此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私有制一直是中国土地制度中的主导制度，而由土地私有制引发的土地兼并也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是引起社会动荡和朝代更替的最主要因素。平均地权始终是封建时代经济社会变革中最强有力的诉求，可以说，谁能够满足这种诉求，谁就顺应了民意，谁就最有可能因此而获得江山。从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也曾试图解决由土地兼并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方法就是部分地恢复土地公有制，如西汉末年王莽的王田制改革、魏晋时期的屯田制、北魏以及隋唐的均田制。这些改革有成有败，尤以唐的均田制最为成功，但还是逃脱不了被私有化终结的命运。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公有制面对私有制的强大同化作用，无不以失败告终。
中国土地私有制的真正终结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度显现出土地公有制的某些优越性，但随后进行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完成了土地所有制向“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转变的同时，也扼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土地私有制在这里再一次表现出它在制度变迁方面的顽强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部分满足了小农经济占有、支配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愿望，农业生产重新焕发出了活力。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的，正是土地承包制改革的成功，为工业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并由此引发了经济领域一系列的改革，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并没有最终完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土地承包制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细碎化的土地经营状态严重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要求。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又对农村土地产生了巨大需求，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分割状态无法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变革的呼声再次高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社会上下的共识，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方向却成为争论的焦点。土地私有制在生产经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制的一贯性和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在赋予农民部分私有权后的积极作用，使人们产生了对土地私有制的某种迷信。一些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所有权，然后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土地集中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从而完成农村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目标。这种主张来自于土地制度变迁中提高效率的逻辑要求。效率始终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逻辑主线。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中并不是以效率作为唯一的逻辑主线的。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中对公平的逻辑要求始终存在并发生着作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历史上均田制的出现，而新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确立则是公平这一逻辑主线的最终胜利。
土地私有制无法解决由土地兼并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土地公有制也无法解决“搭便车”行为造成的效率损失。历史上，中国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公有制并行的结果总是以土地公有制被私有化、私有制完胜而告终，但社会上平均地权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地权高度集中时，也就是农民以起义的实际行动平均地权之时。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定律，没有任何朝代打破过这个定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公有制逻辑在与土地私有制逻辑的较量中，并没有真正失败，只不过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走向是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这其中的答案必须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与逻辑中去寻找。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圆园员员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怨园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借鉴，让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这是写作本书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从公有制开始的，最早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没有私产，当然也就没有土地私有制。人们在公有土地上集体劳作，采取的是公有共耕的生产方式，劳动成果也是在全体氏族成员中平均分配。在氏族公社晚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铜质农具的使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氏族公社的土地制度形式开始由公有共耕向公有私耕形式转变。土地公有私耕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和联系方式，人类社会由血亲集团的聚集形式演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家庭组成的村落形式，从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合转化为以地域关系为联结的社会结合，于是农村公社开始形成。农村公社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具有完全公有制意义的井田制，人们将一定数量的家庭组成为一个单位，谓之一“井”；土地分为公地和份地，其中公地上的劳作采取公有共耕形式，其产品用于维持公共开支，份地则由家庭使用，其产品归家庭私有。计口授田和定期调整土地，是不同时期井田制的共同特征，体现的是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精神。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周朝最终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家天下”的分封制，在土地制度上演变出所谓土地国有制下的领主制，但土地制度的具体形式仍然是井田制，只不过原公地的权益已被官僚集团攫取，土地公有制的大前提已让位于周天子和各级领主官僚集团所有了，这是中国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蜕变的滥觞。由于农民在公地上的劳作变成了对领主和官僚的奉献，农民对公田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这种情况在春秋后期更是愈演愈烈，加之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民私自开垦土地的现象愈来愈普遍，井田制通过分配份地维系农民于公田上的义务劳动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终至“公田不治”的情况大量出现。于是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承认私田，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井田制逐步废止。到公元前猿缘怨年，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公元前圆员远年，秦政府颁布“使黔首自实田”令，要求农民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土地数，以便政府对全国的土地占有情况进行登记，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同时鼓励广大农民自行开垦并占有土地，国家不再对其加以限制，也不再继续进行授田。此项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第一次在法律形式上得到确认。
汉承秦制，在土地制度上采取了完全的私有制形式，秦因王朝存在时间短暂而未来得及体验的土地私有制逻辑下的土地兼并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困扰则在汉朝充分显现出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恢复土地公有制的呼声，井田制更是被董仲舒等儒家代表视为理想的“上古圣制”。但井田制已经不可能恢复了，王莽“王田制”改革的失败就证明了这点。井田制既无法恢复，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问题在土地私有制下又无法遏止，于是就出现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这使得统治者必须面对和解决土地私有制逻辑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其解决办法就是另一种土地公有制形式的出现，即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尤以曹魏屯田效果最为显著。屯田制采取的是土地国有，分配给军民耕种，土地上的产出在国家和军民之间按比例分配的方式。这是土地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它起到了在动乱年代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条件的作用，因而在安抚流民、稳定生产、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土地公有制的实施以对屯田民的超经济强制为前提，对屯田民的组织方式采取的是军事化的或准军事编制的方式，屯田民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又低于普通编户，相当于国家农奴。在社会逐步趋于稳定时，屯田民的反抗和逃亡就开始严重起来，加之魏晋时期统治者经常的赐客行为（将屯田和屯田民赏赐给官僚贵族），屯田制逐渐废弛。晋武帝即位后，于泰始二年（266年）“罢农官为郡县”，将曹魏时推行了近七十年的民屯制度正式废除了。屯田制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但相关改革尝试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