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高三毕业生，是城镇户口的，有个毕业分配工作问题。解决好高三毕业生去向，涉及到学校教学秩序稳定，事关学生及家长切身利益，是迫在眉睫必须落实的首要问题。
当时，集安县革委会只明确军宣队参与学生分配，没有要求其他宣传队参与，不知县革委会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所以，我们军宣队第一要务，就是配合和支持集安县第一中学革委会，尽快落实毕业生去向问题。
当时有三种去向：一是继续升学，二是分配工作，三是下乡插队。
学生虽没有公开入派，但都有自己的偏向；老师虽没有公开拉学生，但也有自己的偏好；“红派”和“灰派”虽没有激烈明争情况，但也有暗斗涌动现象。
所以，围绕高三毕业生分配问题，当时“两派”老师都在较劲和观望。都在为假想支持他们的学生，争取较好单位，较好工作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以指导员程太昌挂帅的通信连军宣队，全部进驻到这个中学，全身心进入“支左”工作状态。除指导员程太昌外，其余每个人都要分一个班级。
我被分在高三（一）毕业班，负责协调老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关系，协助班主任搞好对每个学生的民主评价，协助学校落实好毕业学生的工作分配。军宣队员，具有牵头、指导、协调作用，是个不是领导的领导。
集安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之间，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相互窥视、互不服气，相互排斥、互不买帐的风气很浓烈。
这些毛病在“文革”中被放大了，掺合进无端的派性纠结，“多派”和“少派”立场，加剧了简单矛盾的复杂化。
为搞好毕业班分配工作，我在高三（一）班老师会上，明确要求老师们不受道听途说的干扰，不受挑唆语言的滋扰，不受胡说八道的骚扰，并公开表明自己坚决做到的“四不”，欢迎“两派”老师监督。即：在学生分配问题上，“不选派、不偏向、不岐视、不指定”。
倡导老师积极做到“六不”，支持鼓励互相监督。即在学生分配去向上，“不打听、不传播、不生事、不掀动、不争辩、不吵架”。
在那个唯出身论、唯成分论、唯社会关系论、唯户口论、唯“文革”态度论、唯“左派”论、唯“红黑五类”论的特殊年代，这些都是选人用人重要标准。
我和“两派”老师讨论并细划了一下，先由高三(一)班班主任臧锦荣这个“多派”代表拿出方案初稿。就是将所有招工单位，按所谓的好差顺序排号，再依据毕业生的表现评价、出身成分、户口情况、红黑五类情况、“文革”表现等，相应确定大体地评价标准及总分值，然后，采取由高分到低分的对号入座办法进行评定分配。初稿经班级所有授课老师讨论修改后，再请来教导主任王希琴这个“少派”代表，参加讨论再修定、再完善，形成“对号入座”的统一分值标准。
“军宣队”队员全程参与监督和协调，待毕业生去向“对号入座”确定单位后，最终交由校革委会审查批准。这样做就避免了“两派”老师对偏爱学生，引发出不同意见的纷争，保证毕业分配能平稳进行。
按照毕业分配基本运作程序，以班级为基准单位，开展对学生的民主评价，就如现在推行的民主测评一样。
我坚持以为，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管“多派”还是“少派”，落实集安县革委会文件要求不能“分派”，执行“对号入座”标准不能“有派”。
经过几轮过细的时段协调工作，拥有最多学生的高三（一）班五十二名毕业生去向问题，悉数一次性全部解决。其中：城镇户口的四十九人，农村户口的三人。具体是：推荐入学二人，含农村户口一人。农村户口这一人，如果处理不好就是两派争议的导火线。所以，特别慎重。商请了“两派”代表磋商评议、比较平衡，并经校革委会审定确认。推荐升学的两人，就是日后所说的“工农兵”大学生。
被分配工作的有四十四人，“两派”师生没有任何异议。
下乡插队的有四人，是特别棘手事情，花费讨论的时间最多，最终还是以若干条件的民主评价结论，统一了“两派”老师的看法，也让这四名学生正确面对了自身情况，确认下乡插队的去向。
回乡青年有两人，就是所谓的农业户口。依据有条件的民主评价，他们也心服口服，不再提出与推荐升学的农村同学攀比了。
高三（一）班先行平稳地完成学生分配任务，没有发生任何出格事情，“两派”老师和“两派”学生都很平静。
李光一校长在学生分配总结会上，对高三（一）班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赢得了“两派”老师的掌声。我也为不辱使命，不虚此职（军宣队员），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顺利完成任务而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