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成果很多，能谈谈为什么热爱这项研究吗？
答：就我个人的兴趣和特长而言，我喜爱的是地理和历史，特别是人文、自然方面的地理和历史，我并不喜欢做新闻工作，也不喜欢研究新闻传播学。但是“文革”时期的命运安排，使我从１９７０年起与新闻工作，随后又与新闻学研究结缘。当时被调去做专业报道工作和被选上读大学的新闻专业，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哪还能进行选择啊。我所以能够把工作做好，就是有一种习惯，既然做了某项工作，就要尽己所能，做好这项工作，如此而已。
由于个人的兴趣，我写过一些史地方面的游记、随笔之类，数量有近百篇。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忙，实在没时间写了。由于今年发生“非典”，我有时间了，趁机写了几篇，其中一篇较大的《走马观花十三陵》发表在刚出版的《地图》杂志第５期，有１万字。
问：从你发表的学术文章看，你在新闻传播学各个方面都很在行，你怎么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答：我涉猎的方面确实广泛一些，但在许多领域其实只了解个皮毛。我只在三个方面能够说有一定的基础，心中有数，即新闻理论，特别在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舆论学、世界新闻史，其他方面不敢说研究有多么深入。所以涉猎的方面较多，与新闻学期刊对稿件的需求有关，也与新闻理论研究本身得不断地解释现实问题有关。
我最初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这项工作开始于１９７８年，其代表作有两本书，即《精神交往论》（１９９３年）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２００３年）。由于这项研究必然要涉及许多世界新闻史的史实，于是渐渐地开始涉猎世界新闻传播史，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世界新闻史纲》，后来再进一步，于２００２年出版了较系统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一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北京成人高考系统开设舆论学的课程，我的同事孟小平（他不幸于去年在加拿大因车祸逝世）出版了一本舆论学的书，邀请我和其他人加盟，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起舆论学，后来承担了一项与此相关的社科基金课题，于１９９９年出版了《舆论学》一书，在这方面成了专家。
由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搞清查运动，什么正经的研究也无法做，于是我参加了多部综合性词典的编写工作，担任其中新闻学部分的编委或分科主编，我本人先后写了近２０００条新闻传播方面的词条（包括新闻界人物）。这迫使我必须翻阅新闻传播学各个领域的材料，知道了各个领域的深浅，并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动手写过，留下了印象，至少遇到问题知道到哪里去找。
我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丰富起来的。
问：你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我国的新闻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１８９６年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为起点的政治新闻学传统，一个是以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起点的学术新闻学传统。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新闻学后来成为主要的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术新闻学的传统开始得到发扬。基于国情，政治仍然对新闻学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学术研究的氛围也在得到加强。传播学自１９７８年引入后，从政治角度对它的批判不断，现在得到了承认，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新闻工作由于与政治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被赋予了较强的政治色彩。但是，既然承认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学科，那么就应有学科自身的话语体系，不能用政治概念，甚至一些比喻替代学术研究。由于新闻传播学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从业者群体，于是许多从业者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也视为“新闻学术”，这是影响新闻传播学走向真正学科的另一个很大的观念障碍。
学科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服务于国家的政策研究或商业目的的，但在观念上要明白，学科并不是为政策研究或商业目的而存在的，它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一种思维方面的把握，没有功利目的。黑格尔在谈到美学时说过一段话：“科学，作为服从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这个道理，恐怕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
问：你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理想是什么，能够具体谈谈吗？
答：１９７８年以前，虽然我在有些事情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只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往往会跟着跑，思想其实不是自己的，而是周围环境赋予的。１９７８年以后，经过对自己“文革”时期思想的自我清理，我才有了较为独立的思想，不再盲目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当时林春、李银河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整版的大文章《要大力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对我的震动很大。作为同龄人，她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我在思考、疑惑的问题，我就这篇文章做了数页的笔记，从此也开始思考和反省自己，１９８９年发表的《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是对自己思想进行反省的结果。如果说学术研究的理想，我考虑更多的是改善环境。１８４２年，马克思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最后，引证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这是马克思当时的理想，这也是一百多年后我追求的理想。
问：在做人方面，有人说你还在谈学雷锋，这似乎有些令人不解。能够在这方面谈谈吗？
答：作为学者，我很赞同马克思的两段话，这是对学者为人的基本要求。我曾经应某部词典的要求，提供了这两段话。马克思写道：“科学的解释家一旦充当统治阶级的献媚者时就不可救药地堕入愚昧的境地。”“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我做人的座右铭，确实是年轻的时候看到的一段语录，是雷锋在日记里引证的：“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我把它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关于生命的名言写在日记本的头一页。我并不后悔我以这样的思想指导我来做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取得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除了刻苦，没有捷径可走；在工作中，力争上游才可能保持中游，没这个劲头，做不出成绩。我很了解自己，我其实并不聪明，只是靠着刻苦才似乎比别人做得好一些。我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的底子不够，于是又得不断地学习。我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在新闻传播学界的地位最多维持几年，新生代的知识结构比我合理，也比我聪明。我现在不过是在拼命地赶路，希望自己还能跟上一段而已。
我很想轻松一下，想到这里或那里走一走，玩一玩，但是无始无终的工作迫使我把这种有限的享受愿望无限期地推到了以后，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