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１９８８年，发表于《新闻学刊》１９８８年４期。
我写的《典型报道之我见》，一年多来引来了数篇商榷文章，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新闻离不开典型报道，典型报道不能否定，典型报道不会消亡。当商榷文章把步鑫生作为成功的典型报道论述时，他被免职了；接着，另一位有名的典型年广九垮台了。这两件事引得新闻界议论纷纷。雷锋的典型报道２５周年时，又引来社会各界的不同评价。如果说步鑫生、年广九仅仅是典型报道的失误，那么雷锋的报道则引人深思：１９６３年，学习雷锋真正把全国的人心激荡起来了。１９７７年，华国锋、叶剑英题词，再次号召学习雷锋，尽管宣传声势不比当年小，但始终掀不起高潮，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１９８８年，报纸、电视台报道了学习雷锋的情况及对学雷锋本身的各方意见，这个消息按重要性只够安排在报纸的第四版，以至相当多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溯我国典型报道的发展，也许会得到理解问题的钥匙。
一
在我党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４-５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号召边区人民向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随后，该报又树立了一系列典型。
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６年，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和其他“某某某运动”，成为报纸边区新闻的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搞典型报道？该报记者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一开头就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这种典型报道受到苏联１９３６年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影响，所以在形式和口号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产生的根源深深地藏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结构之中。
毛泽东１９４２年在整风中着意于《解放日报》的改版。他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的人物更为熟悉，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环境的农民革命战争中，运用党的新闻媒介服务于革命战争。他要求突出党报指导工作的作用，强调报纸与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密切联系。典型报道及典型报道观念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所谓典型报道观念，它的最显着的特点是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甚至没有新闻性，典型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单位，他们具有很不错的但司空见惯的事迹。
第二个特点是典型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小单位，并且实质上是农民或农民类型的。这反映了党对革命战争主体的重视。
第三个特点是所宣传的内容有较强的道德伦理色彩。这很适应中国的小生产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舍己为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诚恳坦白、做高尚纯粹的人等等，消除了形形色色不利于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纯洁了革命队伍。
最后，典型报道观念还要求写典型报道的记者本人在思想感情方式上来一番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才能担负起写农民、写典型、表现高尚纯粹人的责任。从吴满有的报道开始，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被崇尚头缠白羊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所替代。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典型报道表现出拙朴浑厚的中国老百姓的气派和风格（当时典型报道的语言相当朴素和虔诚），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工作，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
就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而言，这样一种典型报道观念与改版前注重国际报道的观念相比，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它却使党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的现实、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农民更贴近了。
当时的边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对信息流通的需要极小；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适应战争环境的党对一切的“一元化”领导，这种集权性的领导形式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传统政治结构是一致的。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无的放矢，显然不适合这种社会环境，因而毛泽东把教条主义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
生活在小农经济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政治意识上的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用这些话来分析我们一向崇敬的“贫下中农”似乎有些亵渎，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任何企图代表农民的政治力量只能在现有的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区别在于，旧有的农民的统治者，一贯代表着农民的迷信、农民的偏见和农民的过去；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开化、农民的理智和农民的未来。农民并不需要很多信息，如果来自于上面的信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利益，也易于被动员起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报纸把工作重心从国际新闻转到对国内和边区的报道，以动员农民，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典型报道了。试看第一个典型吴满有，他原是只有１４户人家的“吴家大院”普通农民，勤勤恳恳地劳动，具有许多朴素的农民的品质。
鉴于当时大生产运动的需要，报道主题就是“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吴满有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吴满有是模范公民”这样三句话。显然，在边区树立这样的典型是推得开的。
吴满有运动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用单一的标准进行选择，逻辑简单，思路固定，视野封闭，因果明确，这与农民的认知水平接近，复杂了反倒成不了典型。尽管吴满有的报道以后多少有些神话，吴本人１９４７年被捕后在敌台发表了反水声明，但从吴满有典型报道的实际效果看，报道是成功的。这个报道与当时其他的典型报道给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以深刻的印象，报道典型的记者们真诚地与典型人物交朋友，受到报社的嘉奖。
二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了，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人民团结，秩序井然，全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新的环境下，典型报道没有消失，解放区的办报传统推广到全国，成为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原因何在？
从全国的经济基础看，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的经济远没有走上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大市场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完成了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的过程，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长期隔绝于世界之外，因而从解放区发展到全国，经济基础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性质实际上没有根本改变。
在政治上，全国空前统一，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中央集权式的领导体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前提下变得十分得心应手，党和领袖毛泽东为万众信服。毛泽东以他所熟悉的农业小生产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观念、习惯和理想，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不断地组织作战，不停顿地进行革命，以保持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思想下，他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典型宜多，综合宜少”。
就新闻队伍而言，来自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大大小小各级新闻机构的干部或领导，他们满怀信心地继续着已经开创的４０年代的事业，写工农兵，写典型，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同时真诚地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在基层，“新闻报道”的概念，主要是指对本地区典型的报道，上面吹什么风，就请典型唱什么调，对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不大关心的。
由于基本的环境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意识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典型报道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比起延安时期来，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完善，整个水平提高了，报道观念得到强化。随着思想挂帅、突出政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中伦理道德的色彩更加强烈了，原有的典型报道的单一思维，愈发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政治范畴纳入公与私、善与恶、爱与恨的对立和斗争中，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对旧社会黑暗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唤起和培养了对革命、道德、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热情与信任。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政治觉悟高”的圣贤式的典型。在那充满政治激动的年代里，人们一次又一次为找到新的人生之路而激动。当时的典型确实被看作半个神人，就连贺敬之在诗中也说他那“白发的积雪”在雷锋的形象面前“顷刻消溶”了呢！革命从前门赶走了神，典型报道不知不觉地又从后门请进了神，这是连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的。
典型报道发展到这般地步，任何对典型的怀疑当然就会像异端那样遭到无情的打击，于是出现了“砍红旗”的专有罪名，出现了对冯定《平凡的真理》的批判，因为他竟说黄继光堵枪眼只是“正义的冲动”。的确，在如此完美的英雄面前，难道你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典型报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为全国和各纵向系统提供了交错的精神支柱（远学某某，近学某某等等）。黄继光、杜凤瑞、安业民继续培养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李顺达、孟泰、向秀丽继续培养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待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那就更了不得了，大庆的东风招待所、大寨的小山头人头攒动，全国都像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至今新闻报道中还常看到军事语言，整个社会在组织机构、信仰观念方面同步化。这段历史，无论应该怎样评价，对走过来的人来说，它永远充满着激情，净化着人们的思想。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