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务实苦干，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只要有一分钱赚，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
做“小事”的能力
不要小看干小事，小事不小，温州人的生意都是一点一点做大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温州商人差不多都卖过纽扣、拉链。能把小事做好，乐于把小事做好，绝对是一种能力。从这样的小事中不断学习，吸取各种知识就能成大材。一些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现在下岗工人这么多，缺的就是这种“干小事”的观念和作风。温州人下岗从没有人去政府闹事，单位不行了就自己干，哪怕是摆个水果摊、修锁修鞋，也一样干得有声有色。
1977年，我国首次恢复高考。这则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它标志着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认识到重视民族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当许多人正憧憬在“大学梦”喜悦中的时候，精明的温州人却从中“嗅”到了商机。一天，温州苍南县金乡一名姓许的中年汉子向往常一样，随手翻阅一张过时了的党报时，在报纸的第一版正中央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兴趣。大意是国家将于今年恢复高考制度。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他兴奋异常，这倒不是因为他想上大学，而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于是兴冲冲地回家，对老伴说起了这事。可是因为他的家里并没有适合报考的青年，老许的年龄又过了“岗”，他的老伴便为此不解，说：“大学招生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老许随后道出缘由：“怎么会没有关系？关系大得很！”老许脑子里开始拨起了算盘珠子，勾勒出了一幅创富的蓝图。
老许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按全国招收40万学生计算，就是一项大生意，大得足以办起一个厂，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要40万个，在校的教职工也有l0多万。校徽、红校徽加起来就是50万个，一个卖两毛五，就有十二万五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晕眩的数字；蓝图虽大，还要靠一步步落实，靠吃苦，但温州人从来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老许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从金乡到杭州，接着又去上海、北京，一路上风尘仆仆，总是头一天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旅店，第二天精神抖擞地到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
不久，儿子也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便是发邮件。女儿负责写信封，老伴负责粘信封、贴邮票，最忙的时候老岳父也被请来帮忙。整整三麻袋的信件一个通宵就全写好封好了，次日一大早就送进了邮电所。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做完了事就等消息。
虽然事情并不像老许想的那样简单，但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设计美观，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也无误，价格更是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搞定了此事。全国招生的大喜日子，也是温州老许家大有进项的时光，老许后来出门到杭州、上海、北京争取订单时，在大街上看到学生佩戴的校徽有不少都是出自他和儿子之手。
老许从新闻报纸中“嗅”出生意，这一招教会了苍南金乡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金乡后生们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从此之后，但凡临近开学，国内各地的大学办公楼里便不断闯进推销各式校徽的温州人，金乡人的徽章生意越做越大，胆子越做越大，他们善于通过各种政治的、科技的、企业的信息来捕捉商机，但凡国内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各种赛事或各种纪念日，都成了金乡人征订或推销徽章的时机。而今金乡的徽章业务开展到了美国陆海空三军，开展到了联合国。
能把小事做好，乐于把小事做好，绝对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能力。
商经微言
凡事要从小事做起，就像我们常说的“一锹挖不成一口水井”，注重每一个生财的细节，才会从中得到更多的财富。
难得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慢慢地，他们把产品由小变得大了起来，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起来了。
温州人能够赚钱是因为他们金钱的认识是务实的。他们的为人处世与经商赚钱的态度也是务实的。他们始终把赚钱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生存手段。他们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赚钱。钱挣得干干净净，大大方方，堂堂正正。正是以这种心态做生意，温州人表现出出奇的神闲气定，随意自如。
温州人是否做某项生意，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是法律明文没有禁止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比如：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有商场不卖农民的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解决了规模小的问题，
引导人们行为的是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陈旧、呆板的人行为必定也保守、死板。温州人的思维则是灵活多变、法无定法的他们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做什么生意，不管你旁人怎么讲，只要自己认为能赚钱，都要试试看，不能赚钱就算了，能赚钱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些概念，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地寻找市场，寻找商机。
张文荣是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他身上得到了最佳的演绎。
张文荣创业不久，由亚龙集团投资开发的四星级酒店公寓——亚龙酒店公寓面向市场发售，这个位于浦东的房地产项目从品质和地段来说，均可卖到每平方米8000元，但是张文荣坚持只卖7000元。别人以为他被钱烧疯了，才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甚至这一举动还招致了来自小股东的责怪。对此，张文荣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只售价7000元每平方米，所以五六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些回笼便可投入下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亚龙开发的房子质量好而价不贵，为集团未来房产经营做了免费广告。原来，他还有更深远的考虑。
“赚钱不要赚到尽”，这是张文荣的口头禅，此话反映出他作为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而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也正是他在上海几年打拼下来一直稳步前进的主要原因。他始终认为，做生意和做人都一样，要着眼长远利益，而不要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
张文荣曾说过，赚钱不要希望一夜暴富，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财富最让人放心。这样的指导思想使张文荣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实业为奉，并且以自身积累发展为主。他对自己的经营风格的评价是“谨慎，非常谨慎”。他曾自豪地说，在亚龙集团投资房产之前，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至今，企业的负债率仍保持在30％以内。
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张文莱，评估价是16000万元，而酒店老板卖给他只要7000万元。按照评估价，张文荣可以向银行贷款1亿元，相当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没有要这家酒店。因为他做过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抵不过银行的利息。
有许多人认为他这套实业为本的思路太过落后，张文荣说：“他们说我傻，我是挺傻的，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对我的家人负责。”
如果你以张文荣谨慎的投资风格和以实业为本的传统观念判断他是一个胆小保守的商人，那就错了。
张文荣发家靠的就是各地商品差价的信息。20世纪80年代初，张文荣离开故乡温州，走南闯北干起了营销，几次成功的经历令他至今难忘。一次是他抓住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对新潮服饰的渴望，从广东等地批发梦特娇T恤至温州，为自己赢得了二十万元的纯利，这是他人生第一笔较大的财富。
还有他在东北做生意，发现当地日本摩托车售价比浙江、福建等地每辆车便宜很多，于是他调动所有资金在当地收购了300部摩托车运回南方销售，他在3个月里赚了100万。
不久之后，张文荣带着“第一桶金”开始闯荡上海滩。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口物资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海的国有工业企业有大量钢材作为废料堆积，但温州企业却由于缺乏工业原材料而开不了工。张文荣利用手中资金从上海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废铜再运往温州山售，以较快的速度增加了他的财富积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正经历着天翻地覆地变化。城市经济发展加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电缆的需求量激增。张文荣寻求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方，趁势成立了上海电缆厂亚龙公司，当时，与国有大企业建立合营公司，张文荣算是创上海之先。此后，张文荣又相继建立了电器、灯具等工厂，公司的产品进入了浦东国际机场、市污水处理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1997年，经过科学的市场调研，张文荣再次成为敢于吃“螃蟹”的人，他成功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在他的领导下，全厂工人经过几年的辛苦经营，浦东电缆厂扭亏为盈，年产值超过2亿元，这也造就了张文荣“电缆王”的称号。
如今，张文荣的亚龙集团已发展成净资产12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员工近2000人的规模。虽然集团旗下产业分为工业、教育、房产三块，但张文荣的定位很清楚，工业将长期作为公司的主业和基础产业。他认为中国企业在电缆、电线生产上有人工成本低的优势，国外进口产品不仅标准与国内不同，而且成本上不存在任何竞争力，就算其在国内生产，利用国内劳动力，但由于电线科技含量低，外资也没有什么突出优势，而且工业产品虽然利润薄，但却是长期稳定的基础行业，值得做大做强。教育将作为公司长期的品牌战略来经营，未来盈利值得期待，同时在短期内为树立企业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房地产开发虽然目前占了集团近70％的资金，也是集团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张文荣始终认为房产属于短期投资行为，市场一旦饱和就应及时全身而退。
温州人在经商中，经营手法平实，注重实际的效果，不搞噱头。在无意之中遵循了“讷于言、敏于事、慎于行”这样的为人处世标准。
温州人不会浮夸，一是一，二是二，自己的企业是什么规模就是什么规模，不会有追求进入世界五百强之类的盲目追求。
在企业发展上，更是脚踏实地，总是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企业的发展需要钱时，可以一掷千金。但老板的办公室、汽车以及衣食住行，一切可以从简，这与好多政府官员喜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温州人做生意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多做少说，做也不说。面对指责，不争论，对成绩，不自大，不张扬。这就是温州人务实的精神。
商经微言
做生意和做人的道理都一样，要着眼长远利益，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
诚信自有厚报
古人曰：“言而无信非君子”，讲的是做人要讲诚信。尤其在商业领域，取信于人是最重要的，只有取得别人的信任，你才能使商品交易顺利完成。做生意就和做人一样，诚信为上，不要急功近利，做一锤子买卖，要老老实实地赚钱，财源才能长盛不衰。
在当今的温州，许多企业家都有一种共识：诚信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它不是严格制度规范下的一种简单的观念。虽然建立监督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保证“诚信”执行也有作用，但是更根本的还是要靠个人思想观念的修养。这种认识使许多温商都自觉地将“诚信”二字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商品市场混沌初开，大潮奔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急功近利的温州人被初尝的小利所刺激，胆子越来越大，大到不受任何道义约制，只想速成财富神话。于是稻糠换下了熔断器的石英砂，白铜铁片替下了电器触头上的白银；温州产品的产地空格里赫然打上了“北京”、“上海”的字样。名牌皮鞋也基因突变，成了“晨昏鞋”、“星期鞋”……
在这一时期，不少温州个体经济作坊为了扩大利润而抛弃了信义，全然无视正常的游戏规则，做起了假和劣的文章。然而，游戏的规则毕竟是规则，不服从规则或者悍然挑衅这一规则必然要受到商业规律的报应。对假劣制造者来说，往往事与愿违，大利未得，反而换来了国内市场的一片非议之声，人们谈瘟(温)色变，避瘟(温)三舍，温州商品被各地商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使得坚持产品质量、走企业健康发展之路的年轻温商也被殃及，被无辜诬枉。
着名温商王振滔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当时他22岁，还是一名年轻的温州皮鞋销售员。随着1987年8月5000多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门被消费者销毁，王振滔在武汉各大商场原本卖得挺好的皮鞋被全部没收。这场由温州投机商所导致的温州鞋的“灾难”也是王振滔的个人灾难，虽然成为他由忍辱、发愤到创业、崛起的契机，但在当时，面临温州鞋被销毁、被没收的命运，王振滔下岗了。
另一位着名鞋商郑秀康也是受害者之一。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潮中，郑秀康从国有机械生产企业辞职，也开办了一家皮鞋小厂——鸿盛皮鞋厂，其产品讲究质量，企业发展也原本健康，如果没有“瘟鞋”作祟，他原本也会走上一条稳步发展的企业之路。但在“瘟鞋”流遍全国的情况下，1987年8月发生的火烧温州鞋事件，烧掉了整个温州的名声。“鸿盛”鞋虽然不在被烧之列，但也受到了全国市场的排拒，使他不得不借上海一家小鞋厂的牌子来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