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两都赋》确立了由扬雄《蜀都赋》肇端的京都赋；同时因其集中展现两汉社会特别是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的文物制度之盛，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地志图经的文献博物价值；此外，赋家在赋中所传达出的政治理想与人文精神，也是两汉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史料。这些无疑都是《两都赋》的价值所在，但《两都赋》的意义不止于此，尤其是若以赋体发展的眼光论赋，将《两都赋》的创制，放到赋体演进的历史坐标系上来衡量其意义，则除在开拓京都题材方面的奠基之功外，更进而为赋体与赋家走出西汉时期一度存在的类似俳优的艰难境遇，争得政治伦理地位做出重要贡献。本章拟对《两都赋》在推动赋体走出俳优困境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行讨论。
一、“自悔类倡”：西汉赋体文学之困
“自悔类倡”一语，出自《汉书·枚皋传》。传云：
皋……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16]
枚皋是汉初著名赋家枚乘之子，本人亦擅赋且丰产，但这项本该为其带来利禄功名的专长却并未产生应有效应，他未能像严助一样获得“尊官”之位，仅能与东方朔、郭舍人等滑稽之徒同列，“媟黩贵幸”，供人取乐。究其根源，史传概括枚皋自身存在“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好嫚戏”的缺点，而枚皋本人则完全归咎于自己的专长，“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认为擅长作赋，使自己沦为天子以倡优畜之的境地。
枚皋的遭遇在当时绝非个案。《史记》与《汉书》中，这种赋家自目或为他人视为俳优的记载还有不少。如《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颂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言意放荡，颇类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17]《史记》干脆将东方朔与“淳于髡”“优孟”等人一并收入《滑稽列传》中。扬雄亦认为自己作赋类“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容”（《汉书·扬雄传》）。而当有人对王褒作赋提出“淫靡不急”的质疑，汉宣帝为之辩护，虽指出辞赋有“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的优点，但他依然没有否认辞赋的确具有和绮縠、郑卫一般“娱说耳目”的功效，依然将辞赋置于倡优博弈的参照之中，这就说明他的辩护有很大保留，未能从根本上说服舆论。可见，在从汉武帝至汉宣帝长达百年的时间中，尽管出现了“枚、马、王、扬”这样的一流赋家，但辞赋在社会上一直没有获得如《文心雕龙》所给予文学的“文之为德也大矣”[18]那种体面的地位。
按赋之为体，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先秦俳词隐语，[19]《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20]也就是说赋之真正成为与诗划界的独立文体，应自荀况、宋玉诸赋起。《礼》《智》诸篇本为隐语，而宋玉以及其后的唐勒、景差又是楚王殿中资谈助谑的弄臣，则从血统上看，赋体与滑稽俳优之词是具有内在传承关系的，滑稽俳优实际上是赋最初独立为体后，带有的一种根本性的特征。
以“滑稽俳优”为旨，显然不利于赋之长远发展，它必须告别肇始阶段的滑稽俳优，才能成为人们刮目相看的“体国经野，义尚广大”的典正之文。从赋史上看，荀况、宋玉已处战国末期，《文心雕龙·诠赋》随后又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说明汉初的辞赋创作是因循荀宋和秦代杂赋传统的。《汉书·艺文志》云：“秦时杂赋只有九篇”[21]，所谓“杂赋”，显然不同于汉大赋而带有滑稽俳优成分。刘勰在“汉初词人，顺流而作”之后，接着说：“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这其实是将西汉辞赋划分为两个系统，一类是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作者，“扣其端”“振其绪”“同其风”“骋其势”，对汉赋体制演进各有贡献；另一类则以枚皋、东方朔为代表，这一部分作者承接宋玉辞赋而来，[22]没有担负起革新赋体的责任，所谓“品物毕图”，实质与俳词隐语一脉相承。皋、朔之外，当时在一些藩王门下所聚集的从事辞赋创作的文士，如羊胜、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之流亦可归入其列，其作赋虽未必像枚皋那样“嫚戏不可读”，但旨归却都是调笑娱乐。尽管这一系统的创作在革新赋体上并无积极意义可言，但在数量上又相当可观，其中仅枚皋一人即有一二百首之多，这就会极大增加辞赋蛊乱人心的风险，而与倡导节制内敛的政教伦理精神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大一统国家体系已经确立，阻击过度娱乐、放肆为文风潮显得特别迫切的形势下，这一系统的创作难免会更容易遭受质疑否定。
皋、朔之伦既以滑稽取悦于上，当然不可能提升赋体的地位。而作为西汉辞赋发展另一系统的“枚、马、王、扬”，虽然“同风”“骋势”，属于汉赋演进中不可超越的环节，但也未能完成革新赋体的使命。首先，他们最初所受赋学修养依旧离不开俳词隐语传统，枚、马进入朝阙之前，长期混迹于藩王府邸，其所交游，皆同倡优，王、扬又以相如为师，则在其所受原始赋学的熏陶里，俳优传统当然很难抛弃。其次，四子均以异能待诏，就君主而言，是以词客处之而非以国士遇之。他们真正被看重的是“娱说耳目”的文才而非治国安邦之吏能。所以枚乘《七发》最表层之任务是治疗“太子”痼疾，而王褒《甘泉》《洞箫》二颂，也只能起到使宣帝太子“体安”[23]之功效。至于扬、马大赋，既属受命而为，则其创作的真正目的很容易会在强势的君主意志下湮没扭曲。由此，“枚、马、王、扬”虽不曾遭遇天子“以倡优畜之”的屈辱，但“言语侍从之臣”的不得志，同样难以逃避，因此也难以最终完成革新之使命。
二、从“辍不复为”到“不可阙也”
西汉赋家遭到以倡优对待，绝非他们的初衷。须知当西汉第一代宫廷赋家由梁王菟园集于天子宫阙之时，身上仍保存着他们的前辈——战国游士的用世精神。辞赋异能，原只被作为敲门之砖，然而在天下早已由诸侯分立走向一统的大形势中，游士的纵横捭阖、犀辞利说已经无所用处，无法借以谋求仕进，因此唯有辞赋异能勉强可以换取“以倡优畜之”的施舍。对此，早期的枚皋、东方朔虽然追悔莫及，但是无所作为，只能自甘其辱。司马相如比他们要进步一些，他试图在自己的赋作中巧妙地嵌进自己对天子一些并不妥当的政治行为的劝阻，比如《子虚赋》《上林赋》刺武帝畋猎无度，《大人赋》又刺其“好神仙”，但是，既然不能直截了当批评，便只好采取“曲终奏雅”的方式。而这样做，往往会使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表面的“虚辞滥说”所掩盖，从而导致“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的“欲讽反劝”“劝百讽一”的结果，并不能起到真正的诤谏作用。司马相如在很长时间内之所以要“称疾避事”，除了长期患病的原因之外，恐怕也有不甘为“言语侍从之臣”的隐衷。
第一位旨在针对赋体展开自觉反思的是扬雄。扬雄少喜辞赋，慕司马相如故事，而且也因辞赋异能被召入宫廷。他的《长杨》《甘泉》《河东》《羽猎》四赋，若论气势辞采，足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相辉映，其本人也因此长期得宠，但最后对辞赋却采取了“辍不复为”的决绝态度。《汉书·扬雄传》云：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24]
扬雄反省前代辞赋大家与自己作赋的实践，认为：一、作赋劝而不止，无益于匡时救弊，从功效上讲事与愿违。二、作赋是一种同于优孟衣冠的低贱职业。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与文品，他终于选择“辍不复为”。尽管如此，扬雄对于赋家赋体存在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却十分宝贵，特别他从反面提出了赋家要符合“法度所存”，赋体要以“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为标准，无疑抓住了赋体早期的致命弱点，已潜在地包含着对赋体改革的要求与方向。班固继扬雄之后，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则是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而在正名中又包含赋必须向诗看齐，有补于教化的要求。《两都赋序》云：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日夕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隆替，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切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两都赋序》是一篇旨在从赋源、赋家、赋德、赋用等各方面为赋体翻案正名的理论文献。班固从积极方面回顾历史，高度评价赋体文学的贡献，认为最早的赋体之作（“皋陶各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代又因为有赋，“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因此，班固对赋不是采取“辍不复为”，而是认为赋乃“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只是关键在于虽“极众人之所眩耀”，却要“折以今之法度”。总之，在东汉诗教已经基本确立的大背景下，诗被当作可以承担严肃政治功用的文体，诗人自亦能为社会认可，乃至获得尊重，班固既主张诗为赋源，则先前针对赋体赋家的一切非议鄙薄，就将失去理论基础。赋即可获得与诗一样干预现实政治、参与政治建构的合法地位，从而也就理应延续下去，并可以实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跨越。
赋学史上的扬雄与班固，恰如政治史上的王莽与刘秀。王莽与刘秀都意识到西汉政治的流弊需要加以改革，但面对积重难返的严峻现实，王莽选择的是休克疗法，最终招致众叛亲离、国破身亡；而刘秀则善于因势利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建立了东汉两百年的统治基业。扬雄指出宋玉、唐勒、景差、枚乘之赋“必也淫”，又评价司马相如所作乃“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25]，认为想在这种靡丽之赋中“曲终奏雅”，无异于南辕北辙。只是批评虽切中肯綮，却未能寻求到赋体革新的实践之道，只好“辍不复为”，必须等到班固出现于赋坛之后，才最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赋体实现突围，他的实践就是创作《两都赋》。
三、《两都赋》的创作实践
《两都赋》的创作缘起是东汉初年关于都雍都洛的论战。其实西汉之初，也曾发生过定都之争。据《史记·高祖本纪》，汉五年（前202年）五月，“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关中，高祖是日驾”[26]《史记·留侯世家》《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亦曾详述其事。这场争论很快便有定夺。与之相比，东汉的建都论争前后持续数十年，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牵涉其中，而论战双方都采用创作京都赋的方式来表明观点，却是前所未有的。东汉前期围绕“迁都”问题而产生的京都赋计有：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傅毅《洛都赋》与《反都赋》，崔骃《反都赋》，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两都赋》。
《两都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的确为论战的一方提供了有力支援，促使高层坚定了建都洛阳的决心。《文选·两都赋》题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27]东汉此后也的确没有再迁都长安，说明班固实现了创作《两都赋》的政治目的。其次，班固在革新赋体上所进行的理论思考也借此赋得以成功贯彻实践，赋体终于走出了西汉以来的困境，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二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而从辞赋发展演进的历史着眼，后者尤为至关重要，需要进一步予以申述。
如前所述，西汉辞赋之所以陷入被贱视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赋家主体意识的缺位，皋、朔之流之所以沦为“倡优”，不完全是由于天子蓄意作贱，与其自身甘于沉沦，未能振作与抗争也有关系。第二个原因是赋家挽救方法的不当。既然已经“自悔类倡”，那就应该寻求破解之道，至少枚、马、王、扬四家，是有明确自救意识，然而最终却落入“辍不复为”的绝境，只能追究方法上的问题。以《子虚》《上林》为例，既然赋家主旨在于批评王公贵族穷奢极欲，促使其改弦更张，那么在对反的一面进行穷形尽相揭露的同时，还应注意树立正面典型。譬如针对楚使子虚夸诞云梦之泽，乌有先生的评论是：“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所评诚然不谬，然而其后乌有先生并未就“德厚”展开论说，反而继续矜夸齐国山川，实际上又落入子虚窠臼。此后亡是公对于子虚乌有之争的批驳云：“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更可谓如当头棒喝，发言光大，但随即又转入对天子上林巨丽之美的铺陈，又焉非“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贬君自损”？实际上这里所采用的是以恶制恶的逻辑，不是异质相克，而是同质相较。既然如此，则针对反面的任何批评都是苍白虚弱的，这就是西汉扬、马大赋陷入绝境的症结所在。
《两都赋》无疑抓住了这一症结，并且采用了“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的辩难方法。质言之，对付“众人之眩耀”，不再是变本加厉，而是以“法度”相折，并且这种“法度”不能停留于空洞说教，应有具体事实为依托。因此针对《西都赋》对长安的形胜物产、起居游乐的夸诞极尽声貌，《东都赋》就展现出一个以遵循“法度”见胜的洛阳典范与之相对比。譬如写建都始末，《西都赋》开始就描写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东都赋》则赞扬“建武之治”之应天顺民，将“圣皇”光武和历史上有名的帝王相提并论。建都之前首先进行“省方巡狩，既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披，发皇明以烛幽”，然后才是“增汉京，修周旧”。而对于东都的城市面貌仅仅用“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几句形容之语，其后也没有像《西都赋》那样竭力铺写前殿后宫的豪华，只是说，“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而且即便如此，最后皇帝还要下诏：“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饰……”这就从各个环节强调东都与西都之异质。
畋猎是古代帝王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治国思想。历代赋京都者都颇为关注。《两都赋》中，东、西都的畋猎场面都是作品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其对比亦最为鲜明。
《东都赋》在描写畋猎场面之时，曾云：“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邹虞》，览《驷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这即表明将畋猎的全程纳入礼制法度，实属自觉而为，与西都的放肆无序完全区别。很显然，这才是赋家所要标举的理想模式，它与西都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两都赋》的出现及成功，并非仅仅是政治的产物，其意义亦绝不限于一场政治论争，它从创作方面看实际上是赋家在深刻察觉赋体发展困境的前提下，出于挽救赋体命运的心理动因，自觉抓住当时社会政治中的“焦点议题”，所进行的一场收到明显成效的创作实践。由于《两都赋》的成功，不仅证明赋体完全具有干预政治的现实功用，赋家亦非仅能提供“娱说耳目”的“俳优”，同时又找到一条赋体干预现实政治的有效途径。赋体的存在危机由此被破除，赋家的主体意识也因之被确证，这便是《两都赋》在赋体发展上所做出的力挽狂澜的贡献。
四、赋家主体意识的高扬：东汉后期赋体文学的气象
经过班固等东汉前期赋家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努力，赋体终于走出困境，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赋家更注重以作赋表达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意见。《两都赋》之后，东汉赋坛又出现了一篇京都赋的鸿篇巨制——《二京赋》。其作者张衡，在创作此赋之前，还有一篇《南都赋》，清人朱鹤龄在《读〈文选〉诸赋》一文中云：“（汉）明帝欲废南都，故（张衡）特称此都之盛，亦以讽也。”[28]可见，这也是一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创作。
《二京赋》号称“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和《两都赋》等东汉前期京都赋是围绕一场政治论争而兴起的稍有不同，《二京赋》的直接目的是针对当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列传》）的社会现象而作。因而，此赋的突出特点是对奢侈现象的批判力度大大地增强了。在《西京赋》中，他将所有涉及帝王的荒淫奢侈的生活“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不失时机地加以批判。与此同时，在《东京赋》中，他又竭力铺陈自己认为合理的帝王生活方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张衡在《二京赋》篇末云：“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尤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他所极为敏锐地指出的前代赋所存在的问题，在《二京赋》中被很好地避免了。
《二京赋》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包括君主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于奢靡世风的担忧。东汉和、安诸帝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希望诫止这种世风，对助长奢靡世风的外戚、宦官、商贾等屡有切责，呼吁全社会尚俭去奢。以史实与赋文互参，会发现二者惊人一致，这就说明《二京赋》实际上是文艺领域配合当时政治全局工作的直接产物，也是继班固《两都赋》之后，赋家主体精神的又一次张扬，赋体文学发挥政治文化功用的又一次积极实践。
东汉自和、安之后，外戚、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给当时的赋坛带来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愤世嫉俗的作品，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论者向来以这些赋作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直面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是以前讲究“润色鸿业”的骋辞大赋所不具备的。这个判断虽然不谬，但是具体而言，又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因为虽然同为大赋，扬、马之赋与班、张之赋的品格并不相同。这个不同就在于赋家的主体精神的隐与显。论者向来喜摘取赵、蔡赋中那些批判现实的赋句，如：“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穀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蔡邕《述行赋》），“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以明其力度之深切。其实《两都赋》《二京赋》中，类似的批判也比比皆是，尤其是《二京赋》。如：“若历世而长存，又何遽营乎陵墓”，是批评汉武帝好仙之荒诞；“自君作故，何礼之拘……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是揭露外戚之飞扬跋扈；“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以生忧”，是警告贵游的奢靡……班、张之赋与赵、蔡赋作，其内在精神其实相通。这就是赋家发扬赋体积极政治功用的自觉意识。理解这一点，我们对班固《两都赋》在赋史发展上的贡献，才会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